金芝轩原名金体达又名子显，浙江镇海人，1897年3月7日出生。他的父亲金棻士，是参加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员，因反对袁世凯险遭杀害，后改名金幸庵，息隐在镇海城内办勤工学校，以教书终其一生。金芝轩幼年就读于镇海，13岁考入宁波育德金工学校，后转入宁波工业专门学校，1915年在该校毕业，由他母亲唐家一位在外洋船上做事的亲戚带到美国。18岁的金芝轩在旧金山友宁钢铁公司船厂做工，在紧张的劳动中，仍然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为他的技术知识和英语水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非常喜爱摆弄机械装置，在劳动之余发明了照相机快门停止装置，使照相机的快门在一次拍摄后必须把胶卷卷过才能再次拍摄，这个发明专利被美国著名照相企业柯达公司买去。在美国劳动了二年，1917年他回国了，先是在汉口扬子机器厂任助理工程师，后在上海慎昌洋行任装机工程师，开始了他作为机械工程师的一生。一个偶然的机会，金芝轩在香港结识了新通公司在香港采购机器的人，他给新通公司出了一些好主意。新通公司是南通张骞等实业家创办的，因金芝轩不但熟悉机械技术，而且在经营采购方面很精明，于是24岁的金芝轩被新通公司破格聘任为机器部主任，任职8年。
    民族企业家刘鸿生，通过金芝轩的岳父认识了金，对金的才能颇为欣赏，以重金聘请金芝轩为开滦售品处的工程师（后称工程部主任）。为购买开滦煤的厂商提供技术咨询和锅炉工程的技术服务，并为刘鸿生所办企业作工程技术指导。年方而立，事业心很强的金芝轩，经济上有了丰厚收入，仍然勤奋工作，依靠自己的收入和亲友投资，办了一个经营机器业务的四达公司和四达工业厂。
    金芝轩关心国家大事，深感国家孱弱国力不强是办不成大事的。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非常愤慨，总想为国出一点力。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他眼看十九路军将士浴血奋战，极为激动，便以四达公司库存材料加工赶制了两万顶钢盔捐送给十九路军。他说：“我总算为国家做了一点事。”但是，上海停战了，十九路军撤走了，屈辱的淞沪协定签订了，他失望了。
    我于1932年9月被分配到开滦售品处，就在金芝轩手下工作，成为他的下属和学生，先后到刘鸿生处的同学有胡世奎、金振华、陈昌吉、忻元锡、周中奎等，我们这批青年人既是同学同乡，又大都在一个大楼里工作，关系很密切。到1935年我们逐渐不安心于做一个小职员了，便集资办了一个文艺月刊——《微明》，我的办公室成了《微明》的“编辑部”。金芝轩知道我们在搞这些业余活动，不加赞许也不干涉。
    “一二·九”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12月24日，我和周中奎、胡世奎等出于抗日的激情，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示威，回到办公室，金芝轩来上班了，问我：“上午到哪里去了？”我如实说去参加游行示威了，他淡淡一笑，只说了一句“当心点”。1936年我们先后参加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5月9日，我和周中奎、胡世奎及我的姊弟等6人，在新闸路准备参加飞行集会未成，被国民党警察局的便衣盯上，出了租界便被逮捕了。我的哥哥发觉此事后，赶紧通过叶进明的哥哥，告知了金芝轩，报告了刘鸿生。第三天，金以刘鸿生的名义到警察局把我们保释了出来。事后，金说：“警察局问我保多少人，我说，统统都保。”其实他当时并不确知我们同时被捕的有多少人。
    这年下半年，我参加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一个干事会的工作，曾让“职救”的沙千里、李少甫等领导人在金芝轩的办公室开理事会，我的办公室成了发行“职救”会会刊的一个点。对此，金芝轩是有察觉的，但是他不问不说。有一次，他发现在他办公桌上有一份救国会刊物，他对我说：“你们这样乱放，命要伐？”我自然承认疏忽。其实，这正是让他看到抗日进步刊物的一个办法。
    抗战爆发了，1937年10月，金芝轩被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刘鸿生任命为总会交通股主任。他要我随他到交通股去做他的助手，协助处理日常事务。我当时已经参加了党。就向组织上报告了这一情况，顾准同志嘱咐我要做好金芝轩的工作。从此，他与我们党建立了联系，我们之间年龄、地位相差很大，但相处已有五年多，不久，上海煤业救护队与交通股合并，在煤业救护队负责的叶进明、忻元锡和陈昌吉同志都作为他的下属，和他建立了友谊，对他做了许多工作。
    1938年4月，金芝轩、田萼芳两位主任来浙江、江西视察交通股和煤业救护队，在叶进明、忻元锡的安排下，特地请金、田到当时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的皖南岩寺。在岩寺，项英同志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开了欢迎大会，并被新四军军部分别聘任为军部卫生、交通顾问。亲眼看到在抗日前线历经三年艰苦游击战争的老红军，受到共产党和红军传奇式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热烈欢迎，使金芝轩很受感动。他自认已是新四军的一员了，要为新四军尽力，并对我们为新四军服务表示完全赞成。
    同年，在上海地下党“职委”负责人陆志仁等领导下，益友社成立了。这是党领导下上海职工运动中以店员为主体的群众性进步团体，团结教育了广大的职业界青年，输送了不少党员和群众骨干到新四军根据地。益友社为了在上海这个极为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开展活动，扩大影响，很重视中上层人士的工作。益友社通过我们及赵朴初请金芝轩担任了益友社的理事。金和赵朴初等一起，在上层人士中做了许多工作，两人也建立了良好的友谊。1940年，敌伪《新申报》刊登了益友社是抗日团体，指明金芝轩等人是益友社的负责人后，金沉着对待，不仅没有退缩，却仍经常在他家用不定期聚餐会的形式举行常务理事会会议，讨论益友社的工作。抗日战争期间，金芝轩先后担任了益友社理事、监事和名誉理事。
    1938年底，我从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运输股出走，带了三辆原交通股的汽车及医药、汽车零件等到新四军军部。金芝轩赞许我的行动，向当时红十字会总会负责人林康侯多方说项，终于答应借给新四军，实际上等于捐送给新四军了。1939年初，我根据新四军军部领导的意图，决定在皖南办个军需工厂，以皖南盛产的柏油为原料做蜡烛肥皂。金芝轩慨然给我一张2000元的支票作为资金，还给这个工厂取名为“新光皂烛厂”。
    金芝轩的四达工业厂里有两个青年徒工朱元豪、林文炳，参加了上海附近的游击队。他们找到金芝轩，请金为游击队改制简易的收发报机。金不大了解他们的情况，有些犹豫，后来得到赵朴初的证明，才帮助把用打字纸蜡筒伪装起来的简易收发报机制做成功。
    1945年日本投降了。在这举国欢庆的时刻，金芝轩接到当时任新四军七师供给部长的叶进明的邀请，到七师去看看。金芝轩非常高兴地匆匆就道。金芝轩第二次来到新四军部队访问，更加深了他与我党我军的情谊。
    1945年底，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举行会员大会，正式宣告成立。金芝轩经赵朴初、陈巳生介绍，参加了民主促进会，成为该会的积极分子。
    日本投降后，金芝轩被聘任为行政院接管的真如机械厂的代总经理，因为看不惯接收官员的胡作非为，与国民党当局闹翻，愤而去职，后因刘鸿生的关系，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当工程师和顾问。
    抗日战争胜利后，金芝轩在上海一面积极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活动，同时积极协助党的地下活动。1946年，金与叶进明进行合作开办晋丰煤号。稍后，协助忻元锡办了秘密商行——大华公司所属的吉泰商行，金当了这个商行的理事，为我军购买军用物资出了不少力。金芝轩的四达工业厂里就有地下党员，并与地下党员马小弟有联系。
    1947年10月吉泰商行被国民党破坏，金芝轩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加之，1946年他在工程师学会上发表过不同意国民党“和平运动”的言论，早被国民党当局注意。因此，他毅然离开上海去香港，在那里又想方设法办起了四达公司香港分公司。他在香港立脚未稳，上海四达工业厂的马小弟等二十多人，在严重白色恐怖下，也逃避到香港。金竭力为他们安排生活和职业。其后，金芝轩在香港船业公司当了总工程师和经理，仍然与先后到港的民主人士一起，积极进行活动，保持着和党的联系。
    1949年初，北平解放了，金芝轩接到党中央电召，匆匆结束了在香港的业务，辞去拿高薪的职业，把三个正在上学的女儿留在香港，就和许多民主人士一起，于4月间来到北平。5月，上海解放，他被分配到上海工作，在上海军管会任接管资源委员会的汪道涵、孙冶方的助手，并在重工业处当顾问和工程师，1950年1月金被任命为华东工业部经理处处长，在上海许多工业企业的整顿恢复工作中，发挥了他既懂技术又懂经营的才能。
    1949年6月，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分会成立，金芝轩当选为分会理事。1950年4月，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金芝轩当选为中央理事会理事。
    1952年12月，金芝轩调到第一机械工业部任技术司副司长，从此在北京定居。1953年10月，他参加第三届赴朝慰问团。1954年12月金芝轩当选为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6年中国民主促进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金芝轩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9年12月金被摘掉右派帽子，并登报公布。1962年10月26日，金芝轩因患肝癌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金芝轩逝世以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年，才终于公允地作出了“金芝轩同志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应予改正”的决定，“撤销原定金芝轩同志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恢复金芝轩同志的政治名誉”。
    我受同志们的委托写这篇文章，以表达我们对这位勤奋正直、爱党爱国的老人的深切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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