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1949年举家从香港回穗定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生活、工作了40多年，与祖国人民一道虽历尽坎坷，但初衷未改；回溯往事，恍如烟云浩渺，不禁感慨万千。


                   风雨飘摇中  选择人生路

    我出身于国药业世家。20年代，先父何尔昌在香港经销中药，克勤克俭，艰苦奋斗，创下了一份家业。他是香港中药联商会、旅港南海商会的创办人之一，立志为祖国的工商业发展尽力，在香港工商界属知名人士，曾出任香港东华三院主席及保良局首席总理多年。父亲的爱国敬业思想对我颇有影响。三十年代，我因父病辍学经商，继承父业，在香港、广州等地经营国药外贸商业和制药厂。经过多年的努力，分支机构遍及天津、上海、广西、南宁、柳州、云南、昆明及四川等地，商品远销美国、加拿大、东南亚，在当时的香港商界中声誉渐起。1948年，我届而立之年，被推选为广东省商业协会常务理事、广州市商会常务理事、南北药材商会理事长和广州进出口贸易商会常务理事等，在工商界开始小有名气。我那时正当盛年，怀有一股锐气，想干一番事业。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军阀强取豪夺，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致使通货膨胀，经济萧条，民不聊生。除了蒋、宋、孔、陈四大官僚家族外，凡从事正当经营的民族工商业无不遭遇严重的困难。至解放前夕，我的家族在国内各地经营的工商业，因生意不景气、买家赊货欠债过多，无一不亏损，濒临破产的边缘。残酷的事实教育了我：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掠夺下，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我纵有实业报国的志愿，却遇不到安定繁荣的社会环境，难逃破产的命运。
    我的表兄陈秋安，曾任岭南大学教授、广西银行行长，他前期从事民主运动，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地方组织主要负责人之一。解放初期，他曾出任民进广州市委会筹委会主任、广州市副市长。在他的影响下，我逐渐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逐渐了解中国共产党解救中国人民于危难的宗旨，加深了对当时国内人民解放战争的局势的认识，同时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陈秋安表兄的指导下，我曾协助组织做了一些有益于社会的工作。为了揭露官僚买办阶级通过他们控制的所谓国家企业垄断商品进出口批额证，压制摧残民族工商业进出口商人，黑市出售进出口许可证以牟取暴利的行径，我曾撰文在报刊上揭露其内幕，作不平之鸣。由此激怒了权贵们，他们扬言要与我“算帐”。40年代末，国民党政府坚持内战，大肆贪污，造成日甚一日的恶性通货膨胀，一至十元的小额钞票在商场上被称为“湿柴”，只抵大钞的五折。香港等地一些零售商就低价在市场套购小额钞票，用大麻袋载来向我们批发商交货款。这样，批发商不仅难以清点，而且收下来就已亏蚀大半。当时我任广州国药商会理事长，为了维护商会会员的利益，就以国药商会的名义向所属千余家会员发出通知，进行抵制。国民党政府借此诬陷我蓄意破坏金融，扰乱市场，扬言要追查法办，极尽恐吓迫害之能事。广州解放前夕，我借广州市商会常务理事职务之便，保存了商会的财产和全部档案资料。1949年，举家毅然由香港回穗定居，受到了人民政府的欢迎和信任。解放初期，我被推选为广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办公室主任后，任筹委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广州市筹委会常委兼工商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直接为社会服务。
  
                     殷殷深情下  扬鞭自奋蹄

    回顾我跟随共产党甘苦与共的40年，亲身体会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我们民族工商业的关怀、信任和引导的殷殷深情。
    1950年夏，我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当时叶剑英同志是解放军总参谋长，兼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华南分局广东省委的领导及广州市市长。他在百忙中请我们在中南海他的住所吃午饭。当我们到达时，叶剑英同志早已在门口等候。他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坐下来就询问我们的工作、生活情况，还鼓励我们要好好地工作。他亲切而诚恳的态度，使我深受感动，印象之深，毕生难忘，也成为我日后工作遭受困难、情绪波动时的鞭策和鼓舞。我是一个摄影爱好者，随身带着照相机，当他送我们到门口时，和我们在台阶上照了一张相。这张照片，是我一生保留的最珍贵的照片。“文革”期间，我被抄家数次，书画、摄影作品以及许多重要财物均一扫而空。唯独这张照片我事先托寄在一位朋友家里，得以保存下来。我把这张珍藏的照片翻拍后分别赠送给儿女，以留纪念。希望他们能在共产党的领导教育下，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
    二十年代，先父与中医药界前辈鉴于中医国药日趋衰微，直接影响中药的销路，他乃矢志于中医中药的改革。联合港穗中医药界，集资在广州大德路创办了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及附属中医院，培训中医药专门人才。当时办学阻力重重，发展十分困难。我曾出任该校粤方董事长。1952年，我征求港穗双方董事会同意，将广东中医专和附属中医院一切财产捐献给人民政府，由省卫生厅接管。同年，我们又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创办了全国第一间中药提炼厂——星群制药厂，继续进行对中药制剂的改革。由于党和政府大力扶植中医药的发展，1956年在原来中医专和中医院的基础上，成立了广州中医学院，直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35年来，该学院已发展成一个学科齐全、技术力量雄厚的中医药高等教育、科研、医疗基地。学院现拥有七个研究所，四间附属医院及一所中医药学校。历届毕业的高级中医药人才10000多名。近年来我积极为学院沟通海外中医药界的关系，并出任广州仲景中医药奖励基金会副会长，动员海外有识之士捐献教育基金、教学设备和救护车辆。我和我省中医药界前辈们所梦寐以求的夙愿，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实现。我因此感到由衷的快慰。
    我现已届75岁高龄，晚年除了继续尽到在工商联岗位上的职责外，还决心抓紧时机多作贡献，以弥补过去失去的宝贵时光。我力争多做社会公益事业，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奔走呼号。1989年我被推选为广州培正中学（我的母校）董事会副主席，近年来与校友们共同努力，为母校筹集了兴建校舍如百周年纪念堂、胡忠纪念堂科学大楼、教学大楼等款项及筹募各项教育基金1200多万港元。
 
                     相知相识里  矢志求无悔

    我在工商联工作，与不少党的领导干部接触，目睹他们坚持原则、贯彻政策、廉洁奉公、任劳任怨地忘我工作的许多动人事例，使我感动至深。特别是他们掌握政策的实事求是态度，在我的印象中难以泯灭。例如在“三反”、“五反”中，广州市不少私营工商企业都有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受到教育和处分。广州侨光制药厂，是规模较大的企业，两位厂长均是私方人员，运动初期，被认为是五毒俱全的完全违法户，他俩一度被拘留审查，企业陷于停产状态。后经工作组深入调查，核实资料，落实政策，两位厂长获无罪释放，除了违法行为部分予以处理外，政府通过银行贷款，外贸部门支持该厂产品外销，工商部门协助解决原材料供应，使侨光药厂在濒危中重获生机，两位厂长也在接受教育后继续得到重用，后来还担任省、市政协委员，广州市工商联副主委等重要职务。
    对党和政府落实原工商业者的有关政策，个人的感受也很深刻。40年来我和许多工商业者一样，受到了不少冲击或委屈。1952年，我被认为有反对党的领导的错误而受到了处分，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这些错案后来都实事求是地改正了。1979年以后，我被推选为省工商联副主委、全联执委、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常委等重要职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还担负省政协“三胞”联络委员会、省工商联对外联络工作，使我能有机会发挥所长，在海外广交朋友，宣传政策，穿针引线，协调关系，为支持“四化”作出一些贡献。交往中，港澳一些新老工商界朋友，曾对我们这些从香港回来的人，历尽风风雨雨，至今仍坚持在岗位上工作的表现，不理解。我便耐心地向他们解释，用新旧社会对照比较的方法，给他们讲我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认识和体会。我对他们说：每个炎黄子孙，都热爱中国，渴望祖国繁荣昌盛。全国工商联提出“坚定不移跟党走，竭心尽力为四化”的号召，是我们广大工商业者自觉的誓言和信念。40年来，我们的不懈努力不正是为了实现我们的这个信念吗？不久前，我曾赋诗一首，以表此心：
        培育情殷早铭心，
        尚挥余热报知恩。
        四十春秋甘苦共，
        喜览神州气象新。

                              原载《粤海同心》199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