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学习和斗争

    我原名刘锡麟，13岁时就读于河北保定一所当时与天津南开中学齐名的私立学校——育德中学。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救亡运动。育德学生也在保定学联的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的大屠杀。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也同样激起了我心中的无比愤怒，于是就积极参加游行、宣传、演剧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有幸结识了比自己高一年级的同学、中共地下党员王敬臣、张福堂，在他们的关心、引导和帮助下，开始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多次深入农村，参观工厂，并参加地下党组织的学习班。后来在党的秘密安排下参加了在学校兴办的文化书社，以卖学生用品、文具、纸张为掩护，暗中传送《中国青年》、《洪水》、《响导周报》等进步刊物。当时，我仅仅被视为初中低年级活泼好动的学生，不易引起反动派的察觉和注意，但为防不测，凡外地寄送书刊多用“刘西林”这个名字。于是，这名字便一直沿用下来，很少有人知道我的真名。至于名字里面的这段故事，当然就更鲜为人知。
    1926年冬，我刚满15岁，经王敬臣介绍加入了C.Y.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伐战争爆发后，我一面学习，一面积极协助地下党散发传单，并得到了一个身为地下党员的印刷室工人的指导和帮助，很快掌握了刻印、油印技术，还能够单独熟练地操作，这为日后深入开展地下斗争创造了条件。1928年夏，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班学习，两年后升入本科教育系深造，来到了心中向往已久的充满爱国、民主、科学、进步精神的神圣殿堂——北京。由于受同班同学孙志远、郝德青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京学生爱国反帝斗争，组织读书会，学习、传播马列主义新思想（当时称之为新兴社会科学运动）；参加了华北教育劳动者联盟、反帝大同盟等进步团体组织的各种宣传、游行、示威活动和北京学生反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到南京示威的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国民党为控制和镇压北京学生运动，在北京各大学相继实行“训导长”制度，并派伪宪兵三团进驻北京，加紧镇压。师大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利用合法的方式，组织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广泛联系群众，积蓄力量，开展反对国民党镇压学生的活动。我和张永年（笔名公木）在北师大组织了“师大生活社”，出版了《师大生活》期刊，以加强校内外的宣传。一部分期刊被秘密分送到各大学传达室代售，另外一部分则送到东安市场书摊上出售。那时，我既是《师大生活》期刊的编辑、撰稿人，又是发行者。
    1933年5月2日晚，我在北师大文学院召开的地下党领导的由师大进步学生组织的各社团负责人联席会议上，被国民党特务和伪宪兵三团包围、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张志清、李树凡、徐峥等17位进步学生。我们被一同关押在伪宪兵三团临时看守所，初审，无果。数十日后，被押解至南京伪中央宪兵司令部，以“共匪嫌疑犯”之罪名在该部看守所受押。狱中条件简陋，伙食极差，对于我们这些学子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时任地下党中央妇女工作部部长的黄英同志，在狱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后惨遭杀害，英勇就义。革命者视死如归，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英雄气概使我再次受到莫大的鼓舞，更坚定了走革命道路的信念。在狱中我巧妙应对提审，敌人大为恼火，却又奈何不得。9月，经被捕同学的家长及“红色互济会”多方营救，由原育德中学同学、团支部书记郝克夫以同乡的名义来狱亲自办理，我才被交保释放出狱。
    每当我回忆起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总是心潮难平，感慨万端。我是一名青年学生，党是我的启蒙老师。在救国、民主、科学与真理的道路上，我每走一步都受到了党的关怀、培养、教育和帮助，使年幼的我在艰苦的学习和斗争中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推翻三座大山，拯救中国，使人民得到解放。

                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

    1934年夏，我以优异的成绩从北师大毕业。先后到河北省邢台师范学校、保定第二师范学校、滦县师范学校、山东省聊城师范学校工作，与大学同学联系渐少了。1935年，在保定二师任教务主任期间，正值北京“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北京学联派人来学校与我联系，随后我又将他们介绍给校学生会领导人，积极开展响应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活动。当时，北京的国民党反动派当局派出其政务处长张允荣（此人在抗战爆发后成了汉奸）来保定，准备召集保定市学生训话、宣讲，企图掩盖反动当局残暴镇压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事实真相，以阻止保定学生响应增援。我组织二师学生联合保定学生开展斗争，大家一致高呼“不听汉奸讲话”，赶走了张允荣。我后来因此而被解聘。
    1936年，我到滦县师范学校任教，与孙志远重新取得联系。志远同志要求我利用课余时间和春游之际，设法调查冀东铁路沿线日本帝国主义驻军情况。我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甘冒危险先后赴滦县东站附近、唐山、昌黎等铁路沿线做了一些调查，并以秘密通讯方式，相继向孙作了汇报。1937年我辗转到了山东聊城师范任教，此后逐渐与原师大进步同学失去了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在甘肃天水从事战区流亡学生的收容教育工作，帮助查良钊筹建了当时的国立五中，通过中共党员郝克夫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输送数名学生到陕北学习。
    1949年我在西北大学教育系任教。同年5月，方与孙志远、郝德青等同志再次会面。他们一致希望我早日参与新中国的建立，从事革命工作。经孙志远、钟师统推荐，1950年8月，我调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政大学（一野军大），担任政治教员，讲授《中国革命问题》，得到了军大政工人员、教员的热情支持、帮助和鼓励，与大队政委刘康同志和指导员黄流同志齐心协力，共同战斗，较圆满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建国初期随军南下办学

    1949年12月，我积极响应贺龙司令员的进军四川的号召，随军入川。入川后，西北军政大学校部30余人并入西南军政大学（二野军大），我被分在军大高级研究班（简称高研班）班部工作。主要是协助班部教育科了解教学计划的执行情况和学员的学习情况，整理综合材料，下到班上参加学习、辅导，同时还承担西南军区首长以及其他领导来校讲话的记录和整理工作，有时也为班部写一些内部材料。此外，还担任军大校报的特约通讯员，定期为校报撰稿。在高研班工作了七、八个月，我一直本着“什么工作需要，就去干什么；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的思想，既当干部，又当学员，工作和生活既紧张又充实，既学习了理论又改造了思想。
    高研班的学员大多数都是起义或投诚的国民党将级军官，高研班的办学目的正是为了改造他们的思想，帮助其掌握一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自觉地批判旧的反动思想、观点、立场和作风，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认识到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才有光明的出路。结业前，班部让我负责收集学员们在学习理论、改造思想、转变立场、提高认识基础上自觉自愿写出的学习体会、诉罪材料等，并加以整理和编组，先在军大内部展出，后又报送中央军委内部展览，受到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认为这是党对起义军官进行争取、团结、教育、改造所取得的一个伟大胜利。学员们毕业后，党本着“量才录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的方针安排其参加工作。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进一步提高了对党的相关政策的理解和认识。
    1950年10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拟筹办一所干部子弟学校，邓小平政委对此事极为关心，责成孙志远秘书长多方物色既懂教育又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办学人选，最终选定了我。我愉快地接受任务，从部队又回到了地方，经过两个多月连续调查、走访，参观了重庆市十多所学校，特别是对南开中学、清华中学和巴蜀学校作了深入的了解和认真的比较后，写出详尽确凿的调查报告，慎重地提出接办巴蜀学校的建议。邓政委批准了报告并召见我，他指示：“一切不动，只许办好，不许办坏。”1950年12月，西南军政委员会顺利接办了巴蜀学校，我被委以副校长之重任，具体、全面负责学校工作，制定新的办学方针，添置教学设备，培训、调整和充实教师队伍，实行教学改革。在各级组织的关心支持下，我们把一个地方军阀的子弟学校逐步改造成了一所革命干部子弟学校，直至建成从小学到高中的“一条龙”学校。面对出现的西南大区干部入城后结婚成家，新生儿逐渐增多这个新情况，我又着手创办巴蜀托儿所，专门开办训练班，亲自授课，培训合格的保育员、教养员。时值土改时期，干部们将孩子送到巴蜀托儿所学习、生活，自己则安安心心地下农村搞土改。该园后来改为全日制幼儿园，至今仍为一所对外宾开放的幼儿园。1956年，巴蜀学校被定为重庆市重点学校，我被评为优秀校长。不久我奉命调至重庆市教育局任副局长，兼任巴蜀学校校长，直至1957年离校。
    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我亲身体验到党对知识分子的无比重视和信任。党不断地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组成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并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为党的各项事业服务。作为一名从事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我要“以党为师”，主动向党靠拢，自觉接受并积极争取党的领导，服从党的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虚心学习，兢兢业业地工作，不管在什么时期、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