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芦荻，原名陈培迪，系广东省海南市樵学堂乡人，1912年10月25日出生，1994年10月10日在广州病逝，终年83岁。
    陈芦荻先后参加民盟、民进，曾任民盟广东省临时工委委员。1948年12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并任民进港九分会理事、秘书长。1949年8月，陈芦荻参加革命队伍，任东江解放区昆仑山独立教导营学习委员。1950年4月当选为民进中央候补理事，1979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曾担任民进广东省筹备委员会委员、副主任，民进广东省委副主委。直至逝世以前，他还担任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民进省委顾问及广州诗社顾问等职。1986年3月离休前是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芦荻是一位有影响的诗人，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写诗，生前出版的诗集主要有《桑野》、《驰驱集》、《远讯》、《旗下高歌》、《田园新歌》、《海南颂》、《芦荻诗选》、《荻花集》等，陈芦荻先生为祖国、为人民、为我国的高教事业、文艺事业以及爱国统一战线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

         一、学生时代深受爱国人士影响，积极参与抗日救亡

    陈芦荻的父亲是个华侨，长期在南美秘鲁经营小生意，是个爱国爱家的人，母亲及兄弟三人靠侨汇过活。陈芦荻排行第二，其弟是广州市有名的老中医陈培淦。他六岁入乡塾，十岁时曾把《诗经》中的一册全都背诵下来。父亲对他格外喜爱并表示：“在外不管怎么艰苦，都要供给他读书。”陈芦荻十二岁时离乡到广州一家较新型的私塾就读，他得以初涉古典诗赋。1927年他入读广州南海中学，后转知用、广雅中学及中山大学附中就读高中。他开始接受“五四”及大革命时期的新文艺思想及新哲学思想，曾在学校壁报上发表一些小诗和散文，在级际国文比赛中获得第一，而且尤其喜爱新诗。鲁迅、茅盾、叶圣陶的小说，朱自清、周作人的散文，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冰心的诗以及莫泊桑小说的译本等都属于他喜读的范围。他从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中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在郭沫若译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中，第一次获得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知识。高中就读期间，抗日怒潮汹涌澎湃，社会进步思潮激荡。芦荻的同学，有的组织抗日剧社，有的组织读书会，而他本人则参加了读书小组。1930年4月间，中大附中的读书小组曾在广州白云山黄婆洞举行活动，芦荻与曾生、钱兴、禢曼禾等合影。他第一次参加的社会上的文艺活动是由欧阳山主持的作者俱乐部文艺座谈会，此后，他更多地阅读优秀文艺作品，包括苏联的《高尔基》等。
    1933年夏，陈芦荻高中毕业后升入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当时，“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一二·九”运动爆发期间，他所在的班首先开会响应，他积极参加了学生组织的爱国宣传活动。1936年1月13日，广州学生支持抗日救国运动的示威受到反动政府的镇压。但是，学生运动的火焰并没有熄灭。中华民主解放先锋队（民先）左翼文艺活动在地下党领导下蓬勃发展起来。1936年10月，广州文艺青年在举行追悼鲁迅逝世的大会上提议成立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艺协”），陈芦荻是“艺协”的发起人之一。“艺协”下设诗歌、小说、戏剧、版画、理论等组，他和温流、黄宁婴、陈残云等都参加了诗歌组，投身于抗战诗歌的创作。他们主张诗歌为抗日救亡而战斗、而歌唱，提倡诗歌要通俗易懂，大众化。他们以诗歌为武器，写街头宣传诗，举行诗朗诵会、诗广播会，为抗战募捐，并创办《今日诗歌》。次年组长温流去世，陈芦荻因是副组长而接手他的工作，继续出版第二期和第三期（第三期改名为《中国诗坛》），《中国诗坛》在广州沦陷前坚持出版，并曾于1940年在广西桂林和1946年解放战争中在香港两度复刊。从那时开始，陈芦荻走上了中国的诗坛。

             二、以诗为武器，投身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

    陈芦荻在1937年刚走上文学道路时，写过题为《我是海燕》的诗一首：
        我是海燕！
        我要在暴雨中飞翔。
        放下我的笔杆、书本，
        跑上前方！
        我要在血泊中孕育，
        在炮火中成长。
        ……
    诗人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广州沦陷后，1938年12月，他流浪到广西，从南宁转到合浦（廉州）北海，来到广西的部队。他投身保卫北海，在前线各地，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拿起诗笔，激情成篇，引吭高歌，他以诗作号角，作战鼓。在1993年12月16日，反映陈芦荻六十多年奋斗笔耕的轨迹、半个多世纪心血凝成的结晶的《芦荻集》出版志庆活动中，年届81岁高龄的他，还清楚地回忆起当年他在北海，骑马朗诵诗作《我高歌新生的中国》时，敌机从他头上飞过进行轰炸，把他剔胡子的剔刀炸断的经历。在抗日救亡期间，诗人的感情达到沸腾点，先后写下长篇的抒情诗《中华民族解放的史诗》、《我高歌着新生的中国——寄山西雷石榆》、《我们要创造世界第一乐园》以及若干首短诗《送友人赴陕北》等，他自己把这些诗作装订成一本24开的诗集——《驰驱集》。
    1939年7月，政治形势逆转，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当地的部队不容他立足，连他的爱国热情也不能抒发歌唱，迫使他离开合浦这抗战的前方。此后，陈芦荻转到桂林《广西日报》任副刊《漓水》编辑，至1944年9月，日寇进逼桂林前夕，他随疏散的人流到了贵阳，并在《南明晚报》任副刊编辑之职。
    日寇投降后，一片归帆载他返回珠江，回到故乡的怀抱。他曾“留着感激、痛苦和愉快的泪水”，写下《无恙啊，珠江》。但沦陷时期，他的家乡官山成了废墟，祖居又被当地无赖拆毁，蔓草高过人头，片瓦无存。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接收”又变成了劫收，物价飞涨，民主进步人士遭受迫害。当时他哼过一首诗，其中有句云“三秋归客成迁客”，这是他悲愤心情的写照。
    芦荻在广州流离了一个多月，闻《华南报》将要在港复刊，立即赶赴香港。他与陈残云、黄宁婴一起将《中国诗坛》复刊，与胡明树合编《学生文丛》，同时也在香岛中学任教。当时他生活艰难，但人穷志不穷。他爱诗，爱真理。1946年，他参加港九各界追悼李、闻的大会，写下了《如果暴力能征服世界——痛悼闻一多先生》的诗。
    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内地大举迫害民主进步人士，所以香港一时集中了柳亚子等很多文化工作者。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港澳分会成立时，陈芦荻被选为候补理事。1945年12月至1949年8月，他在港积极参加民主运动，以从事教学为掩护，实际上是从事民主运动和文化工作。1948年6月，他任民盟港九分会宣传委员，12月任民盟广东省委委员。同年8月15日，民进港九分会正式成立。他由司马文森等介绍加入民进。据他的家属介绍，他本来打算申请加入共产党，后接受介绍人的建议加入了民主党派。港九分会成立后，在港的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等参加分会活动，陈芦荻与徐伯昕、陈秋安、胡明树、谢家因等也经常参加聚会。陈芦荻在民进港九分会任理事兼负责秘书工作，分会送达总部的函件都是由他亲自拟稿。在此期间，在港的文化界人士，每月都有叙会，有时在宁婴或在芦荻家里举行，邵荃鳞、黄药眠等都去参加。那时他生活虽然艰苦，但对新中国即将诞生充满了希望。1949年4月在解放大军渡江前夕，他写下了一些较长的歌颂解放战争的诗《百万雄师下江南》以及一些反蒋的歌词在《大公报》、《文汇报》上发表，后辑成诗集《旗下高歌》。
    1949年9月，民进港九分会改称华南分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定性阶段。渡江战役开始后，各地爱国民主运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疯狂的镇压，在这段腥风血雨的日子里，陈芦荻等分会同志密切与中共联系，配合在港各方面民主进步力量，开展反蒋爱国斗争。他们在配合华南解放运动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在港的各民主党派人士不少北上参加了新政协会议，还有一些不顾香港政府严密监视继续从事地下活动。而陈芦荻在1949年9月，由林林介绍与梁纯夫、谢加因、胡明树等转入广东东江解放区，参加昆仑山独立教导营学习，准备广州解放时协助接管城市的工作。
    广州于10月14日解放，他们从惠阳兼程随军入城，陈芦荻在广州军管会文艺处任群众文艺编导组组长，当时该处的处长是欧阳山。同年底，他又先后担任广州华南文联筹备会委员、文学部副部长，主编《文艺快报》。1950年初，民进华南分会迁至广州。4月间，民进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陈秋安等四位同志代表分会出席了大会，陈芦荻当选民进第三届中央候补理事。6月间，根据会议关于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在大城市适当发展的决议精神，经民进中央同意，华南分会改为广州市分会，并于同年8月17日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成立了民进广州市分会筹备委员会，陈秋安任主任委员，陈芦荻担任筹委会委员。他们积极搞好组织建设，学习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发动会员积极参加镇反、土改，支援抗美援朝，带领广大会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三、热爱祖国，为高教和统战工作做出贡献

    建国初期至90年代这四十多年间，诗人一直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他自1953年6月起连任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