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弢
    唐弢,原名端毅，笔名晦庵、风子等。1913年3月3日出生在浙江省镇海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29年投考上海邮局，录取为邮政工人。1935年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参加革命工作，在工人中组织“读书会”宣传进步思想，1945年参与发起中国民主促进会。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唐弢于30年代初开始业余创作，投身进步文学活动。1933年起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发表散文和杂文，因其风格近似鲁迅而被统治当局当作鲁迅杂散文加以围剿，他也因此而结识鲁迅，并成为鲁迅的私淑弟子和追随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唐弢留在“孤岛”上海，冒着生命危险坚持抗日救亡斗争。1945年，他与友人合作创办的《周报》，是当时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中最早的民主刊物，屡遭反动当局迫害。后又主编《文汇报》副刊《笔会》，直至1947年5月《文汇报》被迫停刊为止。唐弢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中为推动民主进步的文化事业和迎接人民革命的全国性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复旦大学、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教授，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副处长、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文艺月报》副主编等职。1959年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78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
    唐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杂文和散文作家。他的杂文继承和发扬了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又富于艺术的独创性，有浓郁的诗意，对中国现代杂文文体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他的散文诗和散文以凝炼、自然而富于变化的形式表达了他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有着特殊魅力的一章。其中有些篇什长期以来作为中学课本的规定课文，对我国青少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唐弢是鲁迅研究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和海内外公认的权威学者。他参加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随后又独自一人以十余年时间辑录、考订鲁迅佚文，先后编就《鲁迅全集补遗》（1946年）和《鲁迅全集补遗续编》（1952年），为保存和传播这份宝贵的文化财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几十年来，他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1956年）、《鲁迅的美学思想》（1964年）、《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1981年）等一系列论著在鲁迅研究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对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唐弢有多方面的突出建树。他一生节衣缩食，搜集购置各种典籍，尤其注意收藏“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书籍和报刊，是著名的藏书家。他自称“平生不羡黄金屋，灯下窗前常自足。购得清河一卷书，古人与我话衷曲。”（《述怀》）从40年代中期起，他陆续写下“书话”二百来篇，熔史料的缜密考证和史家的真知灼见于一体。这项工作和鲁迅佚文的收集整理一道，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工作奠定了基石。他还是一位现代文学史家，除个人论著外，自60年代起主编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迄今仍是高等学校通用教材，并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以此为基础另行编写的一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已译成日、法等外文出版。唐弢在新时期发表的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论文，以丰富的史料、精辟的分析和史家的分寸感，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许多重要理论和文学现象，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进一步修正、丰富和完整提供了基础。作为“论从史出”论的坚持者和具有丰厚艺术素养的学者，他一贯主张把历史主义的原则和独特的艺术评价结合起来，在具体写作上，他总是详尽占有资料，具体地分析问题，讲究表达的艺术性，不拘旧说，多有创新，并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历史提出的新课题。
    唐弢以极大的热情，培养、扶植青年文学工作者。他的《文章修养》（1939年），《创作漫谈》（1962年）和近十余年来多次参加文学创作评奖所作的讲话，对如何提高作家的思想艺术修养，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和中肯的建议，在文学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在现代文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导师工作中，他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呕心沥血，鼓励他们的学习和探索，直到病重时还念念不忘博士生的指导工作，关心他们的进步和成长。他是青年文学工作者的良师益友。
    唐弢只上完初中二年级就辍学就业，是现代中国自学成材又造诣很深的少数典范之一。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他的研究涉及古今中外许多方面，一生著述宏富。从1936年开始，总计出版有杂文集《推背集》、《海天集》、《短长书》、《学习与战斗》、《繁弦集》等14卷，短评、史料集《可爱的时代》、《上海新语》、《书话》等6卷，《落帆集》、《生命册上》、《晦庵书话》、《晦庵序跋》等散文6本，论文集《海山论集》、《创作漫谈》、《鲁迅的美学思想》、《鲁迅论集》、《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等10卷，辑录《鲁迅全集补遗》等2卷，儿童文学读物《鲁迅先生的故事》等2卷，可谓著作等身。
    唐弢的一生经历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面对历史变迁和曲折，他总是满怀信心地面向未来，矢志不移地追求真理，探索中国社会前进的道路。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进步文化事业。也正是这种不断探索的精神，使他经受了社会生活的磨炼而步步成熟起来；也正是这种不断探索的精神，使他坚定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进步的、有益的人类文化遗产。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他热烈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勇于探索，坚持原则，实事求是，顾全大局；他胸怀宽广，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治学严谨，厚积薄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学工作和学术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