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 景 耀
    严景耀先生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社会学家、犯罪学家，中国犯罪学的开拓者，也是一位杰出的民主革命战士。
    严先生于1905年7月24日生于浙江省余姚县，家境贫寒，父亲在煤铺作学徒，后任煤铺职员，严先生少年时期，勤奋好学，才思敏捷，7岁入私塾读书，11岁读完四书五经，这时他博览群书，掌握了广博知识。1924年在上海民主中学毕业，由其姑母资助，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北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27年暑假他深入京师第一监狱，作一名志愿犯人。1928年，在燕大社会学系毕业后，他考取研究生，同时担任社会学系助教。1929年在研究院毕业，获硕士学位，在社会学系讲授犯罪学。1930年初，应聘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助理。他率领学生到20个城市调查犯人及监狱管理情况。同年夏，他接受燕京大学颁发的赴美国进修的奖学金，并经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的推荐，代表中国参加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10次国际监狱会议，会后去苏联、法国和英国参观访问。同年8月，他到美国纽约社会服务学院学习，每晚还到工人夜校学习马列主义课程及俄文，在这里结识了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组织负责人冀朝鼎和徐永瑛，受到进步思想影响。1930年10月，在中央美国支部的领导下，他积极参加反帝大同盟（共产党外围组织）的革命活动。
    1931年他进美国芝加哥大学主修犯罪学，1934年1月获博士学位，以后到英国伦敦经济社会科学院学习半年。同年秋，经原燕大美籍教授Makwell.S.Sterart介绍，他应聘到苏联莫斯科外国语学校任英语教师。1935年1月，他经美国纽约工人夜校中国教师介绍到莫斯科中国问题研究所，1935年6月4日，重返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严先生对创建中国犯罪学这一学科，坚持独立思考，突破旧理论框架、观念模式和研究方法，采用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将社会问题、文化环境与犯罪现实联系起来考察；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甘愿饱尝铁窗风味，探索真理知识，既富于理论高度，又富于实际应用，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相互统一。这对当今犯罪学的研究是很大启发，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严先生在燕京大学讲授犯罪学课程时，尖锐地指出：“英美社会学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良主义，是不可能医治中国社会的病根的，要消除中国社会的弊端，要彻底解决中国犯罪、贫穷、落后、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必须改变社会制度，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独裁政治，实行民主，学习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讲授“犯罪学”、“社会调查”课程时，引导学生从书本中解放出来，走出图书馆，走出课堂，到活生生的大社会中去，接触实际，探索真理，他带领学生参观监狱，访问犯人。他带领学生参观妓院、老煤窑，调查妓女和矿工的苦难，使学生扩大知识面，从活生生的现实中认识理论，在实践中找到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点。
    这时正当“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八一宣言”。北平严冬伟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了。他鼓励、支持学生抗日救亡爱国活动。他和平津各高等院校进步教授马叙伦、杨秀峰、许德珩、徐冰、黄松龄、邢西萍、徐长望等联合组织“华北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广泛发动教育界人士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夏，白色恐怖笼罩古城，国民党反动派迫使一些进步教授离开北平。严先生被迫离燕大去上海，经上海特区地方法院院长郭云观（原燕大教授）介绍，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西牢任助理典狱长，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少年儿童犯罪问题，少年犯释放后送到上海佛教会赵朴初举办的慈善事业儿童教养院。这时他还兼任上海东吴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11月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这时上海周围已沦陷，只有公共租界仍在英法势力范围之内，尤如上海“孤岛”。1938年春，由胡愈之负责（后由王任叔、巴人负责）开办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这是上海“孤岛”文化界进步人士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科学及抗日救亡活动的一个重要中心，讲习所聘请的教师都是留在“孤岛”的进步的文化界人士以及学者、教授，如郑振铎、周予同、严景耀、张宗麟、杨凡等。严先生在讲习所讲授《社会运动史》（包括《中外革命运动史》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员通过一系列马列主义和抗日革命理论的学习，结合当时与敌伪作斗争的实践，锻练成为英勇的革命干部，壮大了地下党力量。1938年除夕，讲习所学员方行等7人被敌伪逮捕。当时严先生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西牢任副典狱长，他立即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利用在租界的社会关系，奔走各方，全力以赴设法营救了这7个学员。这时敌伪也向公共租界要求引渡这7个学员，一旦引渡，必将遭到杀害。当时他还营救了一位被关押在工部局监狱的地下党员许亚，这期间他对革命作出了一些人所不知而又不平凡的贡献，但他从未宣扬，甘愿默默无闻。
    1938年，上海孤岛进步人士胡愈之、王任叔、沈体兰、吴耀宗、张宗麟等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发起组织“星二聚餐会”（“星二会”），这是一个爱国进步人士未公开的统战组织，是一个推动抗日救亡活动的组织，成员中有些人是中共地下党员，陈巳生、冯宾符、郑振铎、许广平、赵朴初、严景耀、雷洁琼是“星二会”的核心人物。几年来，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在中共的领导下通过“星二会”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向共产党靠拢。
    1941年，严先生参加了“复社”的编辑出版工作，“复社”是由胡愈之倡议，上海文化界人士郑振铎、王任叔、陈明、周建人、许广平、严景耀、冯宾符、范蠡、张宗麟、陈瑞璜等20人组成的。严先生当时征得留居上海前燕京大学美籍教授斯诺的同意，由“复社”翻译出版了斯诺名著《西行漫记》，“复社”还出版了《鲁迅全集》、《资本论》、《列宁选集》等，“复社”从未公布20人社员名单，从未有人向外披露社内情况，他们团结得像铁一样坚固，使敌人手足无措。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政权发动全面内战，实行反共、反人民的独裁政策，使国家民族重新陷于危难之中。当时留居上海具有进步思想的爱国民主人士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徐伯昕、赵朴初、陈巳生、梅达君、严景耀、雷洁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倡议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进行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要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
    抗战胜利后，要求实现民主政治是举国上下一致的呼声，蒋政权却大搞假民主、真独裁，假和平、真内战。严先生自1945年11月至1946年4月针对当时形势连续撰写了9篇关于民主政治的文章，篇篇都具有强烈的爱国感和高度的战斗性，给蒋介石政权以猛烈地抨击，这些文章发表在上海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和王任叔主编的《公论丛书》上，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1947年，严先生重返燕京大学，为推动燕大教职员积极参加“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以严景耀、雷洁琼、翁独健为骨干，组织了读书会（有些地下党员参加了读书会），通过读书会的民主活动将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解放前夕，燕大地下党组织发动学生去听他讲授的“社会学概论”及“政治经济学”，在燕大最大的可容200余人的梯形课堂，座无虚席，是进步同学最欢迎的课程。为此，当时燕京大学有“小解放区”的光荣称号。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了蒋政权的全面进攻，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蒋政权的垂危统治，企图通过亲美、崇美的知识分子形成一个走第三条道路的亲美势力。对此，严景耀、雷洁琼、吴晗、张奚若、费青等进步教授创办《新建》，在月刊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政权的弊端，与第三条道路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9年1月，在欢庆解放的时刻，严景耀、雷洁琼欣喜地接到了访问华北解放区的邀请，他们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与中国民主同盟费孝通、张东荪应邀同去，在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颖超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聆听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讲话，使严景耀、雷洁琼受到极大的启发和鼓舞。坚定了他们对中国革命必胜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民主革命的信心。
    新中国建立后，严先生任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代理法学院院长，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他参加筹办北京政法学院，任该院国家法教研室主任，兼校务委员会委员，讲授《苏联国家法》、《资产阶级国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世界概论》等课程。1954年，我国宪法颁布后，他在《政法研究》发表了《资产阶级宪法的虚构（原文如此——编者注）性与危机》、《我国宪法中的国家机构》等文章。他还担任各国宪法的翻译工作，1973年调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研究国际问题。
    严先生曾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历任民进中央第一、二、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四、五届常委会常务委员。
    1976年1月12日严先生因突发脑溢血逝世，终年70岁。
    严先生和雷洁琼先生是数十年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他们夫妇风雨同舟、并肩战斗，在共同事业和生活中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本文根据水世铮撰《严景耀——中国犯罪学的开拓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