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怀济世报国之心
                               
    王绍鏊，字却尘，1888年1月9日，诞生在江苏省吴江县同里镇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
    同里是一个古老秀丽的小镇。它四面环水，地处泽国之中，是江南有名的水上小镇。远在唐代即以物产富庶和舟楫之利名闻天下。宋元以降，这里出了许多名臣文人，聚居众多的书香世家，其中以明清为尤。至今同里还保存有不少构筑精巧的明代建筑，如尚义堂、嘉荫堂、崇本堂等，而退思园更以它的玲珑精致而远近闻名。同里王姓就是这个古老小镇上有渊源声望的一个大族。相传他们是明代辅国大臣王鏊的后代。王鏊，字济元，苏州吴县人。明成化进士，弘治时充讲官，时内珰涉政。王鏊常直言谏说，一次阉臣引帝游西苑，几沉犬马酒色中，鏊闻后以文王不盘于游田的故事规劝，情真意切，弘治不由为之动容。正德初，与大臣韩文、刘健等入疏请诛内臣“八党”，颇获众望，旋进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后刘瑾擅权，构陷忠良，流祸缙绅，鏊在帝前仗义执言，倾力相救忠贞之士。但刘瑾权势炙炽，鏊在阁中影单力孤，遂乞罢归里，闭门读书著述十四年。嘉靖三年复出，未几病逝。王鏊为人刚正不阿，才学超群，深得后人称誉。死后谥文恪，葬苏州西郊七子山上。他的后裔有一支迁居吴江同里镇，这就是王绍鏊的一族。到王绍鏊出生时，王家已经中落。长辈给他取名绍鏊，是希望他继承先祖王鏊之业；后王绍鏊取字恪成〈后改却尘〉，也是继承先祖文恪公的意思。每年清明，同里的王姓族人，总要结队乘船去七子山扫墓祭祖。王鏊墓寝规模颇大，四周松柏围绕，墓前道旁立有石人石马及华表柱。王绍鏊幼年时，常随长辈们去七子山祭祖。那隆重肃穆的仪式，令人肃然起敬的颂祖祭文，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他模糊地感到，做人应该像长眠地下的祖先一样，做一个刚直有为的人。
    王绍鏊的曾祖和祖父都曾当过地方小宫，而他的父亲却一直不仕，在镇上当了名中医。那时行医是被人看不起的，但他热心为乡亲治病，也颇有人缘。不幸在绍鏊四岁时，便早逝了，遗下绍鏊兄妹二人；因此王绍鏊对父亲几乎没有印象。在他懂事的时候，接触的只是治家严格、办事几近刻板的祖父和慈祥温顺的母亲。祖父对失怙的孙子并不特别宠爱，他只希望孙子苦读经书，早成举子业，可以光宗耀祖。因此在王绍鏊幼小的时候便启蒙开馆，逼他读诘屈聱牙的四书五经。这对年幼体弱、经常生病的王绍鏊来说，自然是一件乏味枯躁的事，幸亏他有一位慈祥开明的母亲，使他也有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成长环境。
   王绍鏊的母亲也出身名门，知书达理，治家有方。年轻守寡以后，她便把自己全部精力和希望倾注在孩子身上，培养他从小立大志和勤奋刻苦的精神。她喜欢阅读历史故事，如苏武使匈奴、薛仁贵东征、杨家将、岳飞抗金、文天祥等，凡历史上爱国志士，民族英豪可歌可泣的故事，她都能背诵出来。她经常给儿子讲这些故事，－讲到感人之处，往往垂泪而述。有些故事反复讲述，在儿子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王绍鏊在以后常对人说，我母亲是我第一个真正的老师。他特别忘不了母亲讲的范文正公的故事，从那时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成了他反复吟诵的座右铭，并且一生矢志不渝地照此去做。
    其时，中国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变革时期，延续了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在西方殖民者的大炮和资本的冲击下，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一批有识之士纷纷起来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各地学会兴起，鼓吹变法图强，康有为“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维新，一系列的风云变化，使中国的政治生活空前活跃。这阵风也吹进了江南水乡同里镇。人们在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纷纷议论，这些新鲜的东西吸引了年幼的王绍鏊。他对祖父逼他死记硬背的“天地玄黄”，“关关雎鸠”之类毫无兴趣，却津津有味地读起了康梁的时论文章。十二岁时竟以初生牛犊架势，写了篇《变法论》，引经据典，提出了“世无百年不变之法”的观点。这自然引起了长辈们的震惊和害怕。祖父连忙召他去，禁止他再接触那些“异端邪说”。然而，新的思潮毕竟势不可当,席卷了中国大地。1902年，同里镇上有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金松岑先生在家乡创办了新学——同川学堂，吸引了附近有志者纷纷前来求学。黎里镇的柳亚子也慕名而来。王绍鏊也偷偷报名入学。不久祖父闻知，大为震怒，迫令他退学。王绍鏊自然不敢反抗，只得恋恋不舍地回家继续背读经书。十七岁时王绍鏊进了县学，取得了秀才的资格；祖父这才宽容地对他说，“你已经清偿我的书本债了，以后你可以自由求学。”第二年，祖父去世，王绍鏊就像一只挣脱了束缚的小鸟，终于可以在广袤的天空中振翅自由翱翔了。

                           青年立科学救国之志

    当时在一些有志青年中间，流行着“科学救国”的幻想，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是科学不发达，要摆脱贫困落后、处处挨打的局面，只要像西方国家一样，办工厂，开矿藏，造出众多的机器枪炮就行。王绍鏊也不例外，他在同川学堂时，曾接触了数理化等知识，这些前所未闻的新鲜学问，使他大开眼界，并激起他进一步探索的欲望，祖父去世后他又重新捧起这些书籍。不久，金松岑、薛公侠两先生在吴江又创办了理化研究会，专门传授西方科学知识。王绍鏊得知后，又立即报名参加。但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学习热情却一天天低落。原来，清政府的腐败状况日益加剧，列强对中国的凌辱愈演愈烈，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潮开始勃兴。他们已不满足于变法改良的做法，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政权的革命主张。章炳麟（太炎）即为其中的杰出代表。王绍鏊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心头不禁涌出疑问：如果不从政治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只依靠科学技术发达，能行吗？他不由地陷入沉思。一次，他偶然读到了一本由卢弼、黄炳言译的日本清水澄著的宪法书。这是一部介绍西方国家议会政治，鼓吹资产阶级民主立宪的进步书籍。王绍鏊立刻被吸引住了。他越读越觉得有道理，对，让有识之士制定一部宪法，政府办事就有了根据，百姓也有了说话的权力，那么许多事情就不至搞得这么糟，国家也就有望了。他兴奋不已，自以为找到了一条救国富民的正确道路，于是放弃了对理化的研究，考入江苏教育总会所办的法政讲习所，如饥似渴地探索新的知识，政治学、经济学、法律、议会政治、内阁制度等都成了他研究的课题。讲习班一年就结束了，许多问题还没有弄清楚，他萌生了到日本去留学的念头。但此议一提出，立即遭到族里许多人的反对。原来两年前他已奉命和同里的殷爱珍女士成婚，第二年得了长女佩德。照族里规矩，有了妻室老小，理应谋个职业安分守己地在家守业，现在居然想出洋，岂不是异想天开？族里长辈，同辈兄弟纷纷指责他，挖苦他。王绍鏊却不甘罢休。但要出国求学，则要争取支持，因为自祖父死后，他家的经济权已经操在别人手里，他和母亲及妻女实际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如今要出洋，首先要有经济上的支持和保障。
    这时，母亲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她深明大义，对儿子的鸿鹄大志十分理解。虽然内心并不舍得唯一的儿子远离膝下，但她还是克服了感情上的羁绊，支持和帮助儿子实现大志。她毅然卖掉了自己的陪嫁田，数目还不够，她又亲自出面，用合会的方法到亲友中筹措。亲友并不热心，费了大力好不容易凑到大部分，最后还剩下一份无人承担。王绍鏊就托姑父去向一位胞叔说情，请他承担，胞叔拒绝了，眼见着功亏一篑，年轻的王绍鏊越想越觉悲痛，禁不住在胞叔面前放声大哭。胞叔见侄子求学之心如此强烈，自己不能不助了，于是改变初衷，慷慨允诺。
    1908年夏，二十岁的王绍鏊终于如愿以偿，登上了东渡的旅程。到日本后，他用很短的时间克服了语言障碍，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
    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思想空前活跃，常常三五成群议论国是，各种思想相互论辩。除了激进的革命派和保守的君主立宪派外，还有相当数目的人对资本主义的议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感兴趣，幻想中国最好也能实现这种制度。这些人虽不参加革命组织，但在图革求变的思想上同革命派则是一致的，特别当后来保守派的保皇嘴脸日益暴露后，他们中间大部分人逐步都站到了革命派一边。王绍鏊就属于这一类的人。在日本，他一面不断探索新的思想，一面认真苦读。三年后（1911年）以优异的成绩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