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北洋军阀和护法斗争

    此后中国进入了政权迭变、军阀混战的动乱时期。王绍鏊在这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历尽艰险，饱尝了在不成熟的条件下孜孜追求革命的苦辛。袁氏去世后，王绍鏊精神曾为之一振。他把自己过去的挫折和失败都简单地归罪于某个野心家的个人行为，以为袁世凯这个魔头一去，中国的议会政治就又有希望了。因此当黎元洪在段祺瑞、冯国璋的谋划下，下令恢复国会时，王绍鏊曾重温过建立议会政治的旧梦。他第三次来到北京，这时共和党中的民社派已成为黎氏的走卒。王绍鏊素与民社派格格不入。他联络了一些同志，想另行组织一“平社”，以与民社分离。可是筹备还在进行中，黎元洪在张勋的逼迫下，又下令解散国会。未几，张勋带着他的辫子军从天津入京，演出了宣统复辟的丑剧。王绍鏊闻讯，于当天清晨匆匆逃离北京，还在筹组平社时，王绍鏊元配妻子殷爱珍生育第五胎，因患产褥热不治去世。国事、家事皆遭不幸，此时的王绍鏊心灰意冷，尤其对妻子因自己照顾不周而遭不测，更是伤心至极。
    可是不久当他得知孙中山在南方举旗护法，他心中又燃起了希望，只身赴粤，出席了非常国民大会，拥护孙中山为大元帅。这时北方段祺瑞执政，由于得到日本的支持，势力大振，为了装点门面，他指使王揖唐之流组织安福俱乐部，搞所谓新国会选举。平社中的一些成员参加了安福俱乐部，他们接连打电报给王绍鏊，要他也去参加。可是王绍鏊看透了段的阴谋，断然拒绝，他坚持认为孙中山的广州政府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1919年，广州方面召开正式国会，王绍鏊连忙邀集了平社中的另一部分议员赴广州出席。当时国会议员各以派系活动，王绍鏊和一些小党派政团在议会中影单力弱，不受人重视，还受人欺凌。为了争取发言权，他联络了一些小党派政团的议员，租了石行会馆二楼作为活动场所。没有经费来源，他们各自捐款维持，但不久终于因经济无着，支撑不住而告解散。此时政学系（以李根源、张耀曾、谷钟秀为首）又在国会出卖护法政府，王绍鏊觉得自己在此不能再有所作为了，于是抱着“穷则独善其身”的想法，整装返沪，在江苏第一甲种商业学校讲授货币财政课程。不久五四运动爆发，王绍鏊热情支持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自己也到处奔走呼号，发起组织了“外交大会”，揭露和抗议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
    1921年底，王绍鏊家中又遭不幸，他在日本留学时娶的日籍夫人，因在家日夜服侍重病的婆婆，操劳过度，以致流产大出血不幸身亡。王绍鏊悲痛不已，为了有人照顾失慈的几个孩子（殷氏三出：女佩德，子辅世、辅民；日籍夫人一出：女佩言），第二年，同程铭和女士在天津结婚。程曾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和许广平是同学，受过新思想熏陶，毕业后在天津竞存女校任教。婚后为了照顾丈夫前妻遗下的四个孩子，辞去了工作。她思想开朗，性情温和，持家有方。其时王绍鏊经常外出奔波，无固定经济收入，她还是勉为其难，克勤克俭治好这个家。第二年，小女佩容生，但她对前面四个孩子依然视同己出，爱护备至，始终保持了家庭的和谐。这样的贤内助，对王绍鏊是很大的慰藉。
    此时，政局又出现了新的变化。直皖战争后，段祺瑞被直系军阀驱逐出北京，北洋政权落入冯国璋、曹锟手中。他们为了欺骗民意，也步黎元洪的后尘，宣布旧国会再次在北京复会。王绍鏊耿耿于怀的议会政治梦又复萌了。他想，国家政权反复更迭，关键在于没有一部好的宪法，若国会先制订一部好的宪法，依法选举总统，政局就不会如此混乱。于是他联络友人，以“先立宪法后举总统”为口号，组织了一个“宪社”，再度来到北京。岂知曹锟为了早得“正统”的名目，竟以武力相威胁，以金钱为诱饵对议员进行逼选贿选，这是中国当代史上又一件丑闻。王绍鏊目睹曹锟的肆无忌惮，内心愤怒之极。他联络了江苏籍议员20余人拒绝贿选。曹锟仗着枪炮金钱取得成功后，王绍鏊不肯罢休，他先是利用与孙宝琦的戚谊关系，游说于孙，劝阻孙氏担任曹锟内阁总理；又运用在国会内的一切关系，秘密组织反颜（惠庆）团体，坚不让众院通过颜内阁，相持至一月之久。曹锟侦知真相，大为恼怒，立刻派军警包围其寓所欲加迫害，正巧王外出，得知消息后连忙逃回天津家中。第二天国会便在曹锟的威逼下通过了颜内阁。不久，孙中山在南方发出讨曹通令，同时直奉两系军阀矛盾激化，内战旋起。曹锟虽很快下台，但政局更加混乱，议会宪政被彻底丢在了一边。
    看到在全国实行议会政治已无指望，而当时军阀位于内战，地方自治政治又趋向活跃，王绍鏊遂又萌生进行地方政治改革的念头。他和张一麟、沙彦楷等一起提倡各省制定省宪，后又和湖北、四川等省的国会议员，发起成立各省区自治联合会，以图策动全国自治的浪潮。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些既无权、又无钱的穷措大书呆子，结果是空忙一场。王绍鏊的议会梦到此彻底破灭了。
    自1913年当选为国会众议员后，十多年来，王绍鏊为致力于国家政治的改革，慷慨陈词于会上，南北呼号于会外，联络同志，倡导明政，乃至毁家纾难，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但结果却是处处碰壁，一事无成。严酷的事实教育了他：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那一套在中国行不通！
    那么出路究竟何在？王绍鏊开始了新的探索。
  

                     投身北伐战争

    1926年初，广州传来了国共合作进行北伐的消息，王绍鏊大为兴奋。他看透了军阀的腐败，受够了内战的苦难，认为只有扫除军阀，中国才有希望，于是一度低沉的情绪又高涨起来。他在国民党左派侯绍裘（实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帮助下，在家乡秘密组织了“新苏公会”，后又暗中联络了“全浙公会”和“全皖公会”，组成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积极开展反对孙传芳、策应北伐军的行动。可是活动很快给孙传芳知道，北伐军未到，通缉令已经下来，迫不得已，王绍鏊只能再次亡命。此时，北方已不能去，而武汉已经由北伐军占领，并且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中心。1927年1月，王绍鏊怀着对北伐军无限崇敬的心情来到武汉。他呼吸到武汉到处洋溢着的新鲜空气，感到十分欣喜，但又想到中国社会弊端，积重难返，究竟前途是吉是凶还难预卜。他去见了邓演达，邓颇为热情地接待了他。随后又通过张群的关系赶到南昌见蒋介石。王绍鏊对蒋介石慕名已久，尤其是蒋在这次北伐中担任总司令，名声颇著。但是事出王的意料，在和蒋介石作了两次长谈后，竟将钦慕之心一扫而光，他对张群直言：此人若得志，中国将不可收拾。张群惊问其故，王说，“两次长谈，进以公的话，不见听；一谈到私利，就立刻有较好的反应，这岂是拨乱反正之人。”说罢，拂袖而去，返归上海。此时全浙公会的褚辅成、沈钧儒等一时曾均在省政府担任要职，江苏同乡见王与蒋介石闹僵，弄得自己无立足之地，对王颇有责备。但王绍鏊坚持认为万万不可与此人共事，并对大家说日后自会明白。果然不久即发生了“四·一二”清党案，蒋介石大露杀机，国共合作破裂。褚辅成、沈钧儒也涉嫌为共产党而被撤职查办，拘禁多日，北伐的大好形势从此被蒋葬送，朋友们对王的预见深感钦佩。
    在武汉，王绍鏊耳闻目睹了共产党人的许多动人事迹，了解到了共产党在北伐中的主心骨作用，心中产生了进一步了解共产党的强烈愿望。他在武汉还看到了一些马列主义小册子，使他了解到在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之外，还有包括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内的更广博的理论，他眼界大开。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些理论，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他回到上海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横浜桥内山书店买了一批日文版的马列主义著作，其中有《列宁选集》，有著名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译的全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河上肇自己著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这后一部书曾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传播，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郭沫若曾说这部书使他“成了马克思主义者”。
    王绍鏊把这些书带回天津家中，足不出户地闭门研读，越读他越觉得心里亮堂，革命导师对社会发展、社会革命的精辟分析和总结，使他着了迷。他深责自己以前的孤陋寡闻，几乎全部接受了书中的观点。他对马列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斗争的理论尤为折服。结合辛亥革命以来自己的斗争经历和所见所闻，王绍鏊深刻反思，在自己的笔记中他写道，“吾国各党派，在分合变化之过程中，往往支离破碎，至于不可究诘，何也？”他开始用先进的理论进行阶级分析：“土地以细分而形成小农之结果，其经济背景之势力，甚为薄弱。就阶级而论，大都属于小资产一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故散漫交错，不易团结。此等社会，在政治上，易为独裁专制之军事集团领袖所吞噬，在经济上，易为官僚资本、豪门资本、帝国主义所操纵榨取兼并。除非根本上废除遗产制度，走向社会主义之大道，则民主集中，自当仁不让。否则各党派分合变化之过程中，未有不支离破碎者，何也？经济背景，过于渺小，力不足以胜泱涣大党之任也。”联想起辛亥革命以来十多年的经历，他终于认识到，要救中国只有从根本上做起，改变封建的经济基础和它的上层建筑，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虽然这条路该怎么走，他还很模糊，但思想上总有了突破。并为以后找到党并成为其中的一员，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他从自己的经验中本能地感到，蒋介石绝不能领导革命成功，他一天不倒，人民就多遭一天殃。因此，王绍鏊便自觉地积极投入了反蒋斗争。1930年4月，冯玉祥、阎锡山发动联合倒蒋运动，王绍鏊立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