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那年，我正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开始参加政治活动，以后又参加国会的选举，当选为众议院的议员，因此，对于辛亥革命时期一些政党的活动情况，略有所知。但究竟事隔五十年，加以自己当年写下的两卷大事记，在1941年日寇攻陷香港时，和放在九龙寓所的其它书籍一起，都已化为灰烬。所以只能把目前所能够想得起的点滴回忆，写在下面。
中华民国联合会和统一党的成立
清朝末年的知识分子，除了革命派和君主立宪派外，还有相当多数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在留日学生中，属于中间状态的也为数不少。他们学过一些资产阶级的法政，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他们最初虽没有参加革命的组织，但以后看到清朝政府并无立宪的诚意，其中大部分人逐渐倾向于革命，终于转到革命派这方面来了。
1911年，武昌首义之后，各省纷纷独立，清朝政权已呈土崩瓦解的局面。这时，章炳麟(即章太炎，编者注)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以各省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中华民国为号召。我在上海见到了章炳麟。他一见我，就要我担任联合会的交际科主任干事。
章炳麟原是光复会的首脑人物，又是当时誉满全国的文学大师。孙中山、黄兴等在日本把兴中会和华兴会合并成立同盟会时，曾吸收光复会成员参加，并推章炳麟为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主笔。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我陪同章炳麟到南京谒见孙中山先生，一同在座的还有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孑民先生。章炳麟对孙中山先生说：“各省虽已先后独立，但同时也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局面，情况十分复杂，需要一个联合的组织，把各地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才能对付袁世凯。”可见章炳麟发起成立联合会，原来的意图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不料上海的都督陈其美为了争权夺利，瞒着孙中山先生，暗中指使蒋介石刺死了光复会的军事领袖陶成章。这件事发生后，章炳麟对孙中山先生起了疑心；袁世凯挑拨离间的毒计也就有了施展的机会了。
这时，袁世凯的野心已经日益暴露，而各地的革命力量正是他篡夺革命果实的主要障碍。面对这个形势，他一方面以北洋军进攻武汉，想迫使革命军接受议和条件，从而扼杀革命；一方面采取各种阴险毒辣的手段，对革命派施展拉拢分化的伎俩，以扩大他的权势，削弱和瓦解革命的力量。在革命派方面，不仅各团体之间有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就是在同一个组织内部也是互不团结的，而其领导人对于这种情况竟听之任之，没有想尽办法去求得革命力量的团结，这就给袁世凯以可乘之隙。正因为如此，联合会和以后的统一党，都不可避免地成为袁世凯猎取的目的物，并且确实被他所利用。这是我初出茅庐参与政治活动所遇到的最痛心的一件事情。
联合会成立于1911年（辛亥）冬，总部设于上海。会长章炳麟，下设总务、文牍、交际、会计四个科。其人选是：总务科主任干事孟森、副主任干事黄云鹏，文牍科主任干事王伯群，交际科主任干事王绍鏊，会计科主任干事张弧。1912年，联合会又与一些小政团合并为统一党，总部的各科人士照旧。据我事后了解，张弧是袁世凯派进来的奸细。张弧是熊希龄的人，也是袁世凯的亲信，袁世凯就是利用熊希龄的关系介绍张弧混入联合会的。联合会和统一党的经济权一直操纵在张弧手里，其经费表面上说是从各方面募捐得来，原先我对此深信不疑；以后随章炳麟先生到北京，从各方面的接触中，了解到一些政治内幕，才知道我们所花的可以说完全是袁世凯的钱。袁世凯的另一亲信王赓（即王揖唐），经常与张弧秘密来往。合并为统一党后，袁世凯又利用赵凤昌（字竹君）去拉拢张謇。赵凤昌江苏常州人，原是张之洞幕府中人，以后做了统一党的参事。张謇本与袁世凯有过一段师生关系。袁随庆军统领吴长庆到朝鲜时，张謇是吴长庆的幕僚，曾受吴长庆之命教过袁世凯诗词和八股文。但袁世凯做了北洋大臣之后，就改称张謇为“仁兄”，不以师礼相待。张謇因此对袁世凯很不满。然而，张謇本身也有弱点。他打着“实业救国”的招牌，和历任两江总督拉得很紧，在江苏挪用公款办了许多企业。在武昌起义以前，最后一任两江总督张人骏对他非常不满，大有威胁他缴还公款之势。他为了此事遑遑终日，寝食不安。到了清室即将全面崩溃的时候，张謇就乘机策动程德全宣布独立；此举既是为公，也是为私。以后在应德闳任江苏民政长时，有人在民政公署内放火焚毁了有关公款出入的档案，挪用公款的事情竟以不了了之。袁世凯最喜欢利用有弱点的人。究系何人放火，固然是一个疑案，但袁世凯之所以始终不追究此事，正是拉拢张謇的一种手段。
联合会和统一党的成员，大多数是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除了主要是江、浙两省的人外，以四川、云南、贵州几省的人居多；其中不少是章炳麟的学生，更多的人则是仰慕章炳麟的名望而参加的。
统一党做了袁世凯的应声虫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但不久，孙中山先生又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推荐袁世凯继任。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妥协派占了上风，对北洋军阀的力量估计过高，同时对袁又抱有幻想．遂使孙中山先生陷于重重包围之中不得已而辞职。最后孙中山先生辞职的咨文中提出了三个附带条件，想以此约束袁世凯的政治野心。其中关于临时政府设于南京、新任总统必须南下就职的问题，成为孙、袁双方最后争执的焦点，老奸臣猾的袁世凯制造种种借口，不肯离开北洋派势力根深蒂固的北京。在这个问题上，统一党和其他妥协派、妥协分子一样，唱着和袁世凯同样的调子。他们害怕南北谈判破裂，于是随声附和，也叫喊定都北京，实际上是不知不觉地做了袁世凯的应声虫。
统一党的这种妥协性不是偶然的。统一党的成员，包括我在内，大多是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念念不忘在推翻清朝政府之后成立国会，并订出一部“像样”的宪法来，以为这样就实现了民主，国家可以富强了。抱着这种想法的人，不仅认识不清袁世凯的反动本质，反而对他有种种幻想；只要袁略施花招或稍加压力，便妥协屈服了。
统一党改组为共和党时的内部分歧
参加统一党的人，正如上面所说，大多是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但其中也有偏左、偏右之分，更何况有些人本来就是反动势力的代理人。因此，统一党的内部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我和章炳麟的学生四川人黄云鹏等，志趣相近，意气相投，当时自称为“少壮派”。在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上，我们和张弧、孟森等人很不相同。我们始终主张限制袁世凯的权势，不让他的野心得逞，但由于本身的局限性，加以社会经验不足，把问题看得很简单，以致几次斗争都遭到了失败。1912年上半年，当统一党将要和国民协进会、民社等政团合并组成共和党时，统一党内部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争执的焦点在于究竟与国民协进会合并呢，还是与统一共和党合并？当时的情况是：袁世凯为了扩张他的权势，企图把一些政党抓到自己的手里来。以籍忠寅为首的国民协进会，其后台是梁启超，梁是完全拥护袁世凯的，籍派人来和统一党联系合并的事，其动机可想而知。统一共和党是宋教仁领导的，其成员大多是同盟会会员。宋教仁当时是袁政府的农林总长，因为要搞议会政治，也很想加强自己的政治力量。但是，有一个时期同盟会中一部分人反对改组为政党，所以他希望把统一共和党和统一党合并起来，宋教仁为此事曾到上海和章炳麟密谈过好几次。统一党在改组成立时，吸收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这也是统一党被袁世凯和宋教仁看中的一个原因。在统一党内部，章炳麟和我们这些“少壮派”，不愿意完全成为袁世凯的政治工具，主张与比较进步的统一共和党合并，不同意与国民协进会合并；张謇、熊希龄、张弧、孟森等人的打算，恰恰和我们相反。在这一场斗争中，同我们“少壮派”站在一边的是少数，加以经济权掌握在张弧等人的手里，章炳麟也无能为力。结果还是决定与国民协进会、民社等合并，组成共和党。共和党成立后，推黎元洪为理事长，章炳麟、张謇、梁启超等为理事，并在北京成立了共和党本部。以后，宋教仁的统一共和党并入了国民党。事后我这样设想：如果统一党和统一共和党合并组成政党，使为数众多的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跟着革命派走，中和左的两种力量汇合在一起，则以后情况的演变，可能有所不同。或者袁世凯还不敢那样过分为所欲为。当然，这也许还是我的一种天真的想法。
因为我反对统一党和国民协进会合并，便脱离了共和党本部。那时我十分迷信议会政治，一心想当议员，就继续待在自己的家乡——江苏，不愿意到别处去。不久，庄蕴宽任江苏都督，找我去担任都督府外交司第一科科长。不到半年，参众两院选举，因为现任官吏不能竞选，我便辞去了这个职务。庄蕴宽为人比较开明，我和他来往密切。后来袁世凯于1914年召开约法会议，六十个约法议员中，五十九人主张总统制，只有庄一人主张责任内阁制。他的这个主张，也许是受了我的一些影响。
袁世凯为了进一步拉拢章炳麟，特地打电报邀请章到北京去“商谈国是”，又派专人（大概是王赓）来沪迎接。我和黄云鹏等人随行。到京后章炳麟受到袁世凯十分隆重的接待，并且给了他一个东北筹边使的名义。章炳麟不知道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官衔，还向袁世凯要了一万元开办费，到吉林走马上任去了。他到东北后，无人理睬，碰了一鼻子灰又回到北京。
共和党成立后，统一党中一部分与“少壮派”关系密切的地方组织，有一段时期保持了独立，没有和共和党发生组织关系。袁世凯把章炳麟请到北京后，王赓曾召集北京的统一党党员，请章向他们演讲。原先我们还以为北京的统一党也保持了独立，没有并入共和党。但我们在北京住了一个月后，才弄清楚北京的统一败涂地党完全是王赓一手搞起来的，不过打着章炳麟的招牌而已，实际上和章炳麟毫不相干。它不但没有保持独立，而且是替袁世凯收买国民党党员的机构，到国会选举以后，又成了替袁世凯收买国民党议员的机构。那时，宋教仁住在北京西郊三贝子花园（即现在的动物园），我常去看他。有一次宋教仁先生对我说：“现在情况既已如此，你们还是并入共和党吧！共和党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