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一本书，无论销路怎么样好，总不及教科书，所以书店从来不肯让教科书的编者抽版税。但商务却有一个例外，周越然编的《模范英文读本》是抽版税的。周越然原想卖稿给商务，商务不肯出高价，允许他作为版税书出版。不料一出版，全国大部分中学校都采用，周越然陆续抽得几十万元版税，他就盖洋房，买古书，面团团作富家翁。林语堂看了《读本》，也想编一本。林语堂原是北大教授，跟鲁迅先生和孙伏园先生等都有往还，曾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武汉国民政府垮台以后，除任大学教授等职务外，他也想像周越然那样编一部中学英语课本，于是托伏园代向书店接洽。伏园当时最接近的书店，只有北新书局、开明书店两家。他先跟北新接洽，因为林语堂提出的条件是双方订立契约后，每月预支300元，将来再从版税中扣除，北新当然不能答应。他又去向锡琛（开明创办人章锡琛）试探，以为会同样落空，不料锡琛居然一口答应了。那时候开明的资本不多，答应每月支出300元的预支版税，是带有风险性的。听说为了这件事，锡琛的老弟还跟他闹过一场呢。最近伏园跟我讲起这件事，他说当时林语堂对他说：“章先生既然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决定在上海住下来。”他就在静安寺路租了一所洋房，买家具装电话，还买了一部汽车。这儿附带说明一下伏园跟开明的关系。伏园跟锡琛同学兼同乡，开明的创立，伏园帮了不少忙，最初挂在宝山路宝山里外面马路上的那块牌子，还是伏园写的字。
林语堂在着手编课本之先，每周在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上发表文章，批评现行各家的英语课本，把它们批评得体无完肤，这是一种极巧妙的宣传方法。他又托锡琛请丰子恺给课本画插图，允许从自己版税中分出百分之二的数额给子恺。林语堂本以精通英文有名，他编的课本，确有他的特色，配上子恺画的插图，真是耳目一新，而开明出版物又十分讲究装帧。因此，林编《开明英文读本》一出版，中学校纷纷采用。不到几年，几乎把商务的周编《模范英文读本》给挤掉了。这个课本继续发行20多年，林语堂得到的版税总在30万元左右。这对于开明的发展，当然有很大的帮助。
林编《开明英文读本》几乎成了开明书店的命根。不料1930年，世界书局老板沈知方请林汉达编了一本《标准英语读本》。林语堂见了，认为《标准英语读本》的形式全跟《开明英文读本》相同，而且有不少课文是从《开明英文读本》搬去的，就要锡琛向世界交涉。那时候世界书局的编辑徐蔚南，与开明书店夏（丏尊）、章两先生相当熟，他们就请徐转达沈知方，要求停止出版，实行改编。沈知方当然不买账，开明就请他们的法律顾问袁希濂律师写信给世界，提出严厉警告，认为《标准英语读本》侵犯他们的著作权，要求停止发行并赔偿损失。沈知方接到信，没有叫徐蔚南去跟开明接触，却把那封律师信交给林汉达，要他个人去负责解决。林汉达大学毕业不久，初出茅庐，对此毫无经验。当时世界书局有个名义编辑所长范云六（实际主持编辑工作的是徐蔚南），他建议林汉达直接去找章锡琛，并且愿意写介绍信，因为他曾经跟锡琛在商务同过事。林汉达拿了介绍信去看章锡琛，锡琛见信中有“敝局出版之《标准英语读本》与贵店《开明英文读本》有雷同之处”的话，大为高兴，因为“雷同”一语给他抓住了话柄。他对林汉达表示，这封律师信本来出自林语堂的主张，只要林语堂愿意和解，他自己没有什么意见。就写了张条子，请汉达去看林语堂。汉达一连去了三次，头两次没有见到林语堂，他只好留下一张名片，并在名片后面写上几句话，大意说来了两次见不到你，那个课本你认为哪几处应当修改，请告诉我，我愿意接受云云。林语堂立刻把那张名片送给章锡琛，他们商量决定，把信和名片制成照相锌版，以《世界书局标准英语读本抄袭冒效开明英文读本之铁证》作标题，在上海各大报遍登广告。世界书局看到，就先下手为强，一面向租界法院对开明提起诽谤罪的刑事控诉，一面请律师驳复开明的广告。那时候上海司法界一片黑暗，南京的“司法部”掌握法官任免全权，部长王宠惠跟上海女律师郑毓琇有某种关系，凡是郑毓琇经办的案件，只许胜诉，不许败诉。在第一庭审的时候，法官一味偏袒世界，使得开明的律师袁希濂气得发抖，回来把皮包向桌上一扔说：“毫无把握，敬谢不敏。”锡琛看到这种情形，非常着急。他一面在报上继续登广告跟世界往复辩驳，一面把两个读本形式内容类似的页面撕下来贴在一起，加以说明，请求南京的教育部加以鉴定，证明世界对开明的抄袭冒效。那时候，林汉达编的英语读本正由世界书局送请南京教育部审查中，南京教育部里做实际审查的一些人，多认为《标准英语读本》确实比《开明英文读本》编得好，对林语堂硬压林汉达有不少人代抱不平，甚至有一位编辑者，还写了一段称赞《标准英语读本》的话（曾经在报上发表过）。为此，南京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召开了一次会，经研究批准了开明的请求。批词断定《标准英语读本》确有抄袭冒效《开明英文读本》之处，不予审定，并禁止发行。在上海租界法院最后开庭的前一天，这个批词寄到了开明，章锡琛乐不可支，当晚把公文制成照相锌版，各大报遍登广告。租界法庭的法官早已拟好判决书，判定开明所指的抄袭冒效为诬枉，看到广告，大吃一惊，手忙脚乱地改写了判决书，判决开明书店所登的广告有侮辱林汉达之处，按诽谤罪罚金30元。
开明一面向法院声明，要提起上诉，一面抓住了南京教育部的批词在全国各地报纸刊登“开明英文读本何故被人抄袭冒效”的广告，作为宣传。这样一来，已经采用《标准英语读本》的学校，纷纷向世界书局退书，给了世界绝大的打击。世界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得叫徐蔚南把南京教育部的常务次长刘大白请出来，进行和解。刘大白跟夏丏尊在浙江第一师范同过事（那时候第一师范的教师中，有所谓四大金刚，刘和夏都是四大金刚之一），跟锡琛是同乡，再加上他的次长的地位，他们当然不能不买他面子。结果由世界赔偿开明损失，并把课本的纸型送交开明销毁了事。开明允诺不再刊登广告。这一场争执发生以后，双方几乎每天都在各大报上刊登大幅广告，互相驳难，却给开明作了极好的宣传。从此以后《开明英文读本》的销路更大了。写到这儿，还有两段插话。第一，当世界跟开明打官司的时候，沈知方就叫林汉达从速再编一部英语读本，林汉达就用进步英语学社的名义编了一部《进步英语读本》，当由南京教育部审定，世界书局就用这个读本来代替被禁售的《标准英语读本》，销路也还不错。不久，蒋梦麟、朱经农等下台，南京教育部的部长和次长都换了人，世界书局乘机把《标准英语读本》重新送审。南京教育部用狙公赋芋的办法，叫世界书局把《标准英语读本》改名为《英语标准读本》予以审定。这样，林汉达编的两本英语读本都经审定，同时发行了。第二，当世界书局跟开明打官司的时候，南京教育部的次长朱经农责备林汉达说：“人家是博士，你是什么？一个大学毕业生竟敢顶撞林博士！”汉达受了这个刺激，决定要留学美国，得一个博士头衔。他仅仅拿了300元美金，到美国去了。他在美国，以演讲费的收入作开支，回国的时候，净余美金500元。有人以为汉达全靠英语读本的版税到美国去留学，那是与事实不符的。因为世界书局只给他百分之五的版税，还要他分担打官司的费用，逼他写了一张预支版税一万元的借据，该项借款由他的版税项下扣除，所以他得到的版税实在是不多的。
世界书局从创立初期起，一向以商务、中华作为教科书的竞争对象。商务、中华曾经联合办一家书店，专门对付世界，却没有能够阻碍它的发展。世界书局终于成为三大书局之一。开明在当时虽然也出版几种教科书，但在教科书竞销市场中并不占重要地位，三大书局都没有把它放在眼里。这事件发生之初，世界之所以首先起诉者，自以为有郑毓琇作护符，有把握一定胜诉。胜诉了就可以向开明提出要求赔偿损失几十万元的诉讼费，把小小的开明书店一下子挤垮。却不料功败垂成，自己变为一只纸老虎。这实在是它成立以来从未受到过的最大的打击。当两家在报上互相攻击得剧烈的时候，商务、中华坐山观虎斗，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等到了世界失败，却不免惊喜交集。喜的是他们多年以来想给世界书局以致命打击的企图，由开明代为实现；惊的是小小的开明却做出了他们所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使他们不能不有所戒惧，这就是后来开明被拉入七大书店集团的原因之一。因此，世界后来还刊登巨幅广告，向社会诉说该局成立以来受到出版界排挤的种种苦痛，好像这次失败，是开明受商务、中华的指使或者是三家联合对付它的结果，而其目的却是专向商务、中华发泄怨气。祸不单行，在这一年年底，世界书局忽然发生了经济上的极大困难，几乎被提取存款挤垮。不久，就由李石曾参加投资，把世界书局改组，由陆高谊担任总经理，沈知方退处监理地位。这也是插话。
       196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