孑民、稚晖、石曾先生：
    自北伐军攻克江浙，上海市民方自庆幸得从奉鲁土匪军队下解放，不图昨日闸北，竟演空前之屠杀惨剧。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三一八案之段祺瑞卫队无此横暴，五卅案之英国刽子手，无此凶残，而我神圣之革命军人，乃竟忍心出之！此次事变，报纸纪载，因有所顾忌，语焉不详。弟等寓居闸北，目击其事，敢为先生等述之。
    四月十三日午后一时半闸北青云路市民大会散会后，群众排队游行，经由宝山路。当时群众秩序极佳，且杂有妇女童工。工会纠察队于先一日解除武装，足证是日并未携有武器。群众行至鸿兴路口，正欲前进至虬江路，即被鸿兴路口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门前卫兵拦住去路。正在此时，司令部守兵即开放步枪，嗣又用机关枪向密集宝山路之群众，瞄准扫射，历时约十五、六分钟，枪弹当有五六百发。群众因大队拥挤，不及退避，伤毙甚众。宝山路一带百余丈之马路，立时变为血海。群众所持青天白日旗，遍染鲜血，弃置满地。据兵士自述，游行群众倒毙路上者五六十人，而兵士则无一伤亡。事后兵士又闯入对面义品里居户，捕得青布短衣之工人，即在路旁枪毙。
    以上为昨日午后弟等在宝山路所目睹之实况。弟等愿以人格保证无一字之虚妄。弟等尤愿证明，群众在当时并无袭击司令部之意，军队开枪绝非必要。国民革命军为人民之军队，为民族解放自由而奋斗，在吾国革命史上，已有光荣之地位，今乃演此灭绝人道之暴行，实为吾人始料之所不及。革命可以不讲，主义可以不问，若并正义人道而不顾，如此次闸北之屠杀惨剧，则凡一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甚或帝国主义之信徒，皆当为之痛心。先生等以主持正义人道，负一时物望，且又为上海政治分会委员，负上海治安之最高责任，对于日来闸北军队所演成之恐怖状态，当不能恝然置之。弟等以为对于此次四一三惨案，目前应有下列之措置：
    （1）国民革命军最高军事当局应立即交出对于此次暴行直接负责之官长兵士，组织人民审判委员会加以裁判。
    （2）当局应保证以后不向徒手群众开枪，并不干涉集会游行。
    （3）在中国国民党统辖下之武装革命同志，应立即宣告不与屠杀民众之军队合作。
    党国大计，纷纭万端，非弟等所愿过问，惟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则万难苟安缄默。弟等诚不忍见闸北数十万居民于遭李宝章、毕庶澄残杀之余，复在青天白日旗下，遭革命军队之屠戮，望先生等鉴而谅之，涕泣陈词，顺祝革命成功！


    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胡愈之、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同启
                                               四四月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供稿

附：
                   关于“抗议书”的说明
                                胡愈之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件发生的一天晚间，我因为目击国民党驻军开机关枪，大批屠杀游行请愿的工人群众，其中包括一些妇女儿童。我感到十分愤懑，就写了一封抗议书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的文化界著名人士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此信投入邮箱寄出，原稿于当夜送商报馆，因我的二弟仲持在那里当编辑，这个信就在十五日《商报》发表了。过后蒋介石的反共叛变完全暴露，陈群、杨虎在龙华司令部逮捕杀害了许多共产党员、工人和同情共产党的人士。这份抗议书上签名的人（有些是亲自签名，有些用电话征求意见，而由我代签的）有随时被捕杀的危险。大概因为我们都不是共产党员，所以后来没有发生事故。但列头名的郑振铎（因郑笔划最多）不久就逃难去英国，我由于郑的劝告，也于次年一月去法国。这件事早就过去了。全国解放后，从李石曾在上海的住宅里，搜到我亲笔写的原信，曾复制送给我核实。这封信曾在革命博物馆展览过，原件收藏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一九七九年八月
                                摘自《文史资料选辑》第70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