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面对两种命运，两种前途何去何从的抉择。国民党蒋介石推行独裁统治，企图消灭共产党，为发动内战作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国民党统治区内反内战、反独裁、要和平、求生存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中国民主促进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立的。

　　对民进的创建过程中，怎样看待中共地下党对她的影响，我们可从三个方面来研究：

　　一、  从中共党的有关资料方面来看

　　（1）、张执一在解放后写的《在上海局工作情况的回忆》中谈到：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夜，党中央和中共中央华中局曾准备在上海组织武装起义，配合新四军里应外合解放上海。为此，我和张承宗、刘长胜等先后由解放区秘密来沪，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不久，接到党中央8月21日发出的停止举行武装起义的电令，起义的准备工作就中止了。此后，我即在刘晓、刘长胜领导下从事上海地下党的秘密工作，配合长胜同志负责进行工商、文化方面的工作，并从事联系上层民主人士们的抗战工作。

　　上层统战人士对党有重大贡献的，有王绍鏊、何遂、董竹君、徐伯昕（秘密党员）和赵朴初等人，他们均与我党有较长的合作共事关系。运用各自的社会身份，积极帮助我党开展工作。

　　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捐给解放区的衣物药品，是交给我们代运到山东解放区的。当时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协助宋庆龄工作的，有美国进步人士谭宁邦和德国进步人士安娜王（中共党员）及廖梦醒、俞志英（廖、俞均系中共党员）等女同志。由于衣、药的物品数量太大，次数又多，为避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是由俞志英交给赵朴初居士主持的“佛教少年村”代收。这位我党多年的好朋友赵朴初居士公私分明，一丝不苟。

　　（张在这篇文中还提到许多秘密党员和工作关系，涉及民进的有：董秋斯、冯滨符、许广平、周建人、马叙伦、郑振铎、冯明养、孟秋江、梅达君、万景光、陈已生、张纪元、严景跃、雷洁琼等等）

　　（2）、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写的《周公馆——上海的一座灯塔》一文中写到：

　　随着各界人士集中到上海，上海逐渐成为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中心。在国共和谈期间，周恩来往返奔波京沪两地，与上海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文教、工商界爱国人士，及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广泛接触。每逢周恩来抵沪，周公馆便宾客盈门，高朋满座。有时，周恩来也登门拜访党外朋友。……

　　周恩来几次指示上海地下党，全力以赴发动广大群众，特别是中间群众，使他们逐步认清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本质，在斗争中团结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共同行动，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1946年5月5日，上海地下党推动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有各党派、工会、学生、妇女、教育、文艺等53个团体会员参加（后增至91名）。成立大会上通过了致毛泽东、蒋介石的电文，呼吁和平，反对内战。……中共南京局上海工委书记华岗向周恩来提议，在上海人民已进一步组织起来的条件下，由上海人民推选代表赴南京请愿。周恩来征求了上海工委其他成员的意见，斟酌再三采纳了这一建议。请愿活动的组织方案由上海工委、上海地下党分别在上层民主人士和广大群众中分头落实，……周恩来在紧张的谈判过程中，抽出时间与民主促进会发起马叙伦商谈，希望他出面推动其他上层人士。……在短短数日内，请愿团成员名单就定了下来。他们是马叙伦、篑延芳、盛玉华、胡厥文、包达三、张䌹伯、阎宝航、雷洁琼、吴耀宗，以及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夏，以马叙伦为团长，胡子婴、罗叙章分任代表秘书长和秘书。他们中间有的与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在上海人民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号召力。周恩来将他们的政治倾向等基本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

　　二、从民进发起人亲历的叙述来看

　　（1）、徐伯昕1983年1月19日在研究民进会史的一份文件上批示：

　　民进在上海发起组织时，都是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开展起来的。主要负责人是刘晓、刘长胜同志，直接出面和我联系的主要负责人是张执一同志。但简史上不一定要写出具体人名。

　　（2）、蒋群明在《怀念敬爱的伴侣张纪元》一文中谈到：

　　1945年党组织决定他（张纪元）除教育工作外，还要从事财经工作。从这年9月开始，他在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负责的党的地下经济机构“东方联合贸易公司”任公司内部副经理，在工商界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他参加工商界组织的星期五聚餐会，以联络感情，互通信息为名宣传我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总方针和党的统战政策。……

　　纪元在党的领导下，坚定勇敢地参加反内战，同马叙伦、王绍鏊等老前辈一道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他参与筹备工作。他和王绍鏊每天早晚以打太极拳为名，两人一起推手时就商讨如何筹建民进的工作，研究联系对策等；还有赵朴初、梅达君等同志常在我家聚餐聊天，用谈天说地的方式议论创建民进之事。

　　三、从民进成立初期成员构成方面来看

　　民进的发起人中，有的当时本身就是中共秘密党员，有的是和中共有密切的交往。以1945年12月30日和1946年1月2日参加民进成立会和选举会的，本身是中共党员的有：

　　王绍鏊（1888——1970），字却尘，江苏吴江人。1934年加入中共。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抗日救亡和反蒋民主工作。当时是有声望的社会活动家。

　　徐伯昕（1905——1984），江苏武进人，1944年加入中共。协助邹韬奋办生活书店和《生活周报》，以生活书店经理人名义在文化出版界知识分子中做统战工作。

　　张纪元（1910——1978），上海川沙人，1938年加入中共，当时任“东方联合贸易公司”国内部副经理，在工商界、教育界进行秘密工作。

　　梅达君（1908——1993），曾名梅光庚，安徽宝城人，1939年加入中共。时在“东方联合贸易公司”副总经理，奉党的指示做上层的统战工作。

　　孟秋江（1910——1962），又名孟可权，江苏常州人，1941年加入中共，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任上海《文汇报》采访部主任。

　　董秋斯（1899——1969），著名文学翻译家。1931年至1939年经史沫特莱介绍在第三国际东方局工作。1940年在上海由潘汉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万景光，中共党员。

　　有的虽不是中共党员，但一直和地下党保持密切的关系。例如：

　　曹鸿翥（1901——1972），福建长乐人。时任联丰花纱布公司董事长，曾掩护地下党将布匹、盐等物质运到解放区，长期与地下党有联系。

　　陈巳生（1893——1953），浙江海宁人，时任上海关勒铭金笔厂董事长。关勒铭金笔厂曾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经常活动的场所。

　　（责任编辑：夏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