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叙伦 助南陈北李脱险
在20年代初积极帮助早期的共产党人,先救“南陈”,后救“北李”,为革命做出重要贡献。
中共党史上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马叙伦与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既是同事,也是新文化运动志同道合的战友。此时他虽没有参加共产党的创建,却从思想上同情这些革命者并尽力提供帮助。1920年1月的一个傍晚,马叙伦得到军阀政府要在当夜逮捕陈独秀的消息。为避开监视,他机智地打电话给住在陈独秀附近的沈士远教授,不直接说出名字,只称:“告前文科学长速离叔雅所。”陈独秀得此报告,遂连夜躲避。翌日晨,在李大钊伴同下,陈独秀化装乘骡车离开北京,在路上又商定了建党之事。
1921年8月,马叙伦在北京被军警打伤,遂南下到杭州任浙江第一师范校长,提倡民主办学并推行北京大学教授治校经验。1922年夏,经蔡元培等推荐,马叙伦被任命为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不久北京政府改组,他被任命为教育次长,于是北上回京。当时有人认为他当北洋军阀政府的官不合适,而他表示“教育部关系革命,不应放弃”。1924年秋天,一天教育部得到一份密件,其中引内务部的情报说:“共产党首领李寿常在各校活动。”兹请教育部马上查办。马叙伦马上意识到所讲之人正是李大钊的字“李守常”的谐音,便甘冒风险把此件压下不办,并立即通知李大钊迅速转移脱险。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马叙伦积极营救被捕下狱的共产党员。后来他在政府内又秉公办事不买蒋介石、陈果夫的账,深受国民党当局嫉恨。在南京政府提出“马叙伦不孚众望,令其辞职”后,他愤然辞官,再次回到北京大学致力于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
在北平牵头成立文化界抗日救国会,赶到成都劝说军阀刘湘,为促成停止内战而尽力;抗战结束后发起组建“民进”,被选为主席。他率上海请愿代表赴南京时遭特务凶殴负重伤,拉着周恩来的衣服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1948年他赶往解放区。
30年代中期,面对民族危急,马叙伦出头发起成立了“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自己出任主席。他得知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便亲自赶到成都游说四川最大的军阀刘湘,把自己秘密得到的《何梅协定》抄件交给他看,说明国家面临日本侵吞的燃眉之急,不可再打内战。刘湘经此劝说,又从自身利益出发,在红军离川北上陕甘后果然提出联共主张,又支持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为促成全国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做了有益的事。抗战胜利后,已年过花甲的马叙伦大声疾呼和平与民主,并团结了一支文化、教育界争取和平民主的力量。1945年12月30日,上海文教界和工商界民主力量经过协商,决定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并在中国科学社召开了第一次会员大会,并选举马叙伦担任主席。
1946年春夏,随着内战日益扩大,马叙伦又召集组织六个民主党派团体,以站在国共之外的“第三方”身份,于5月5日召开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大会,向国共两党都发出了要求停战的电函。6月23日上午,马叙伦为首的十位代表乘火车出发赴南京,准备向蒋介石请愿,上海各界竟来了10万人相送,“反内战、要和平”的呼声响彻车站内外。
国民党当局面对这场多年未有的人民大示威,恼羞成怒,令特务机关也以所谓“民众”身份对付。6月23日下午,火车刚到南京下关车站,几百名一副流氓相、自称“苏北难民”的特务和地主还乡团马上包围了马叙伦等代表。这群家伙叫嚣说共产党搞土改把他们赶出家乡,正盼政府出兵,上海和平代表应该去向中共方面“请愿”。马叙伦等人当场严拒这种无理要求,接着在喊打声中,暴徒们把代表们围殴了五个小时,在场的大批警察宪兵都一直袖手旁观,从而造成“下关惨案”。正在南京谈判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得知后怒不可遏,马上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制止逞凶,并组织人将伤员送往医院。身负重伤的马叙伦躺在床上,拉着前来看望他的周恩来的衣服激动地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在南京下关车站所流的鲜血,更使马叙伦和他所领导的“民进”在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为报刊撰写了百十篇战斗檄文,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内战政策。为了保护他们,中共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经过对路线、船只、时间的周密布置,避开特务监视,于1947年底将马叙伦和其他民主人士送上一艘德国货轮上去香港。1948年10月底,马叙伦呼应中共中央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同郭沫若等人离开,乘船北上奔赴东北解放区。
1949年2月,林伯渠携带周恩来写给马叙伦等人的亲笔信,迎接他们进入北平。6月间,马叙伦以“民进”代表身份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议,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后他还担任了第六小组的组长,主持拟定新中国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新中国成立后,马叙伦担任国家第一任教育部长和第一任高教部长,并继续主持“民进”工作。他任高教部长时年近古稀,因终日仍忙于工作而积劳成疾。1957年,他患了脑软化症,神经系统功能逐渐衰退,从此失去生活自理能力。1970年5月4日,马叙伦在多年卧床后因并发肺炎逝世,终年86岁。
一生突出“爱国”、“做人”、“做学问”,成为一代学人的师表。
马叙伦的一生,是一个由受旧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民主主义斗士,后来又竭诚与共产党合作的典型。他早年追随孙中山,立志建设民国,后来又深恶军阀统治黑暗和国民党当局的独裁卖国,同共产党人由朋友式的同情发展为全身心地拥护。
在做人方面,马叙伦非常讲究气节,树立了“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榜样。1937年秋,上海被日军占领后,陷于此的马叙伦悲愤不已,遂蓄起胡须,更名邹华孙,隐居不出。同年末,日军在华北成立了傀儡政府,出任伪教育总长的汤尔和是他早年的好友,曾派说客拿着亲笔信请他出山担任北大校长,马叙伦向来人严正表明不任伪职的立场,并反劝汤尔和保持晚节。1940年,曾是马叙伦学生的汪伪政权二号人物陈公博也曾邀他出任伪职,也马上遭怒斥。马叙伦生活陷入困境的时候,陈公博又派人送来大米和钱,他马上到门外亲自制止卸车,将大米和钱如数退回,并高吟屈原名句以自励。
马叙伦在从事爱国政治活动时,还不忘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他一生中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中国语言文字学,对音韵、训诂、金文、石鼓文、古籍整理、校勘、注疏,以及老庄哲学、古典诗词和书法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对文字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