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父亲从杭州回到上海后，与唐弢、刘哲民一起筹办《周报》，《周报》是抗战胜利后上海最早问世的进步刊物。当时《文汇报》也正式复刊。严宝礼请父亲担任《文汇报》主笔兼副刊主任。复刊后的《文汇报》由8开小报改为4开大报。副刊设《读者的话》、《星期谈座》等栏目，这个时期，是父亲一生中最紧张的工作时期。上午他在《周报》，下午到《文汇报》，他除了忙于策划、编辑、设计、组稿、划样、校对，还忙于写稿。

　　《周报》诞生在动荡的年代。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就准备内战。《周报》打出“加强团结、实行民主”的旗帜，提出战后人民的基本要求：惩治汉奸，整顿经济，安定民生，重建教育，振兴文化，取消一切侵犯人民权利的法令，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1945年12月1日，发生了昆明军警镇压反内战的大学生血案。为掀开黑幕，揭示真相，《周报》发表“昆明血案实录”特辑，以大量文字和照片进行报道，引起社会极大震动。父亲和《周报》的作者马叙伦、郑振铎、周建人、林汉达、傅雷等人患难与共、共同为争取民主而斗争。1945年12月30日，父亲与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林汉达、雷洁琼、赵朴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周报》发表了民进《对于时局的宣言》和《对政协的建议书》。1946年1月2日，民进举行第二次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11名理事，父亲也是其中一员。他投身于民进的爱国民主运动，连续撰写了《重庆较场口惨案》、《再论较场口惨案》、《人民的末日到了》等评论文章，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1946年7月，父亲与林汉达、郑振铎、许广平等联合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200余人发表了《上海文化界反内战宣言》。

　　《周报》一连三期报道了“六·二三”下关惨案，又一连三期发表了关于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事件，刊登了大量揭露国民党独裁暴行的文章，因此成了敌人的眼中钉。第48期《周报》再版时，被警察局没收，出版不满一年的《周报》被反动当局查禁了。父亲把第49、50期合并编成特大的休刊号。在由父亲和唐弢署名的社论《暂别读者》中宣告：“《周报》是代人民发言的，因此国民党怀恨，逼令停刊。牺牲是历史使命，《周报》毫不自惜地走向十字架。”在“我们控诉”的标题下，发表了马叙伦、茅盾、周予同、叶圣陶、郭沫若、柳亚子、巴金、王伯祥、郭绍虞、徐调孚、顾均正、刘西渭、楼适夷、许广平、吴祖光等15篇送别《周报》的诔词，《周报》就这样“从容就义”了。

　　10月，郑振铎主编的《民主》也被反动当局封杀了。父亲与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周建人、郑振铎等39人联名发表《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一文，强烈抗议国民党当局扼杀人民的言论自由，“人民的口是终归封锁不住的，文化是终归虐杀不了的”，表达了不畏强暴，誓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

　　《周报》停刊后，父亲还在主编《文汇报》副刊，副刊有许多栏目，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编《读者的话》上。他开辟了许多小栏目：《街头人语》、《社会服务》、《读者顾问》、《意见箱》等，热心地为老百姓排忧解难。《读者的话》发起了抵制“警管区制”的斗争。发表了《保卫家园》、《暴风雨前奏》等文章，揭露反动当局要实行白色恐怖的阴谋。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在对各报作的秘密调查和分析中写道：“该报（指《文汇报》）言论左倾，偏向于中共，而以本党为攻击对象，对本局施政多有不利之批评。该报专辟有《读者的话》一栏，由左倾作家柯灵主编，常有挑拨群众攻击政府之言论及赤化宣传。”敌人已经注意到父亲，父亲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

　　1947年5月24日，《文汇报》、《新民晚报》、《联合晚报》同时被查封。父亲被列入黑名单，遭特务搜捕，所幸他及时隐匿。此后，在热心朋友的帮助下，辗转多处避险。直至1948年5月，父亲转移到香港，与徐铸成一起创办了香港《文汇报》，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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