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热烈向往光明，但不懂政治，《周报》的诞生和存在，可以算适逢其会，因为那正好是民主浪潮勃兴的年代，知识界的优秀分子纷纷乘风逐浪，成了时代的弄潮儿。

　　
　　支持《周报》最力的前辈和友辈，不少是春申江上持节苦守的当代苏武。马叙伦（夷初）老人隐姓埋名，蛰居陷区，在生计困顿中，埋头于他的名山事业《说文解字六书疏证》，抗战胜利前一年，已经寿满甲子，从他“六十初度之作”的《金缕曲》一词中，可以看出他的投老情怀：

　　　　
　　又是十年去，叹十年韶华如故，鬓丝非故。蓦地风涛淹绿野，惊起鱼龙无数，对锦陌铜驼不语，破碎金瓯还待补。愧深衣皂帽春申浦，望钟阜，空怀古。 　　

　　　　
　　扪天梦里无凭据，且安排藏山之业，日亲蟫蠹。半亩梅边一溪水，此计因循已误。怕斜照渐昏江树，扶竹闲吟归去也，又烟云杳渺知何处，浮一艇，逐鸥鹭。

　　
　　他弱冠参加政治活动，辛亥、五四、反袁、第一次大革命，无役不与，现在形势又把他推到舞台前面，成为老当益壮的民主战士。他奔走号呼，口诛笔伐，齐头并进。因为曾经沧海，他大量掊击现实的文章，常常引据故实，反覆论证，以见历史潮流的不可逆转。他记述蒋介石慰问上海父老的《茶会补记》，嬉笑怒骂，活画出那种封建式庙堂酬酢的傲慢、卑怯与虚伪；写特务在南京殴打上海和平请愿代表丑剧的《南京七日记》、《记六·二三下关事件后的余感》，情真理足，语重心长，完全可以当“民国野史”读。战后年代的郑振铎，热情喷薄，近于火山爆发。他以“劫后余生，痛定思痛”的心情，在《周报》逐期发表散文《蛰居散记》，目的是为悠悠八年的黑暗岁月作“千秋龟鉴”，以代替“徒然的歌颂胜利的欢呼”。他更健笔纵横，放谈时政，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人权和民权的重要（解放以后，颇有论者把人权与民权归之于资产阶级的口号，却遭到实践无情的驳斥。中国的封建主义是一种不易根治的顽癣。极左思潮的专横，与封建制度的暴戾，一表三千里，其间显然有沾亲带故的渊源）。

　　
　　《周报》出版后不久，他同时主编《民主》周刊。他这一时期所作的大量政论，至今似未见有纂集问世的消息，使人不能无憾。要研究这位“五四”先驱的作家，这一阶段的行止言论，是十分重要的。平心（常用“邵翰齐”的笔名）以他社会科学的深湛素养，针对当时迷惘混乱的现实，系统地提出改造政治、社会的建设性意见，着重指出“中国需要完全的独立与自由”，要“结束一党专政，完成民主统一”，“尊重民意与发扬民力”，洋洋洒洒，下笔万言。在《与一个美国军人的通信》中〈笔名“浩川”〉，答覆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生，现役军人阿尔伯特·戈登·贝赛尔的提问时，解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政策，指出中共“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教条，而是一种革命的世界观与历史观。应用这种哲学来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依据中国的现实环境与历史条件的具体分析，而不能生吞活剥地硬套在中国革命上面”。“目前该党的任务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而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级（应为“段”字的误植）上实行新民主主义。必须首先完成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到社会主义阶段。至于世界革命，如果从该党的国际主义的观点来看，乃是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国普遍胜利以后的历史结果，而不是用暴力将革命强迫灌输世界各地的盲动”。这种观点，今天已成为常识，但在当时，世界对中共的声音是一个庞大的密封罐头，平心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给它开了口，透了风，意义重大，不容低估。周建人以自然科学家而兼攻社会科学，他的政论文章大都具有辩证与逻辑的特点，如《我们要生活得好论》中，论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不可偏废；《战争、科学与民主》分析三者的关系，而把民主精神作为基石；《论民族气节》中慨叹抗战时期汉奸之多，阐明其原因不仅在于民族道德的沦丧，更在于中国的积弱，导致民族自信力的低落，倒挽狂澜，首在于为政者重视人民利益，使人民看到光明在望，建立起坚强的责任感与自信心。这种意见，应该说至今也还没有发蔫。社会上一般印象中，傅雷是埋首书斋的艺术家，而很少理解他的热肠劲节。

　　
　　抗战胜利，他就创办了《新语》半月刊，政治、社会、学术并重，因为曲高和寡，不久自动停刊。他给《周报》写稿不多，但一力支持，“昆明血案实录”的全部材料，就是由他提供的。马叙伦、陈叔通，陈陶遗、张菊生等数老联合宣言反蒋，在其间活动串联的就是傅雷。1945年除夕，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马、郑、周、傅都是核心分子。郑振铎坚持：这是纯粹的民主运动组织，应当避免成为通向宦途的门径，因此章程中有一条规定：民主告成，组织就应解散。后来到1949年，“民进”成为人民政协的一个组成部分，郑振铎毅然实行自己的主张，默尔而退。“民进”草创成立，会员不过三十人左右，理事原定三人，成立会上讨论会章时，理事名额经少数出席者提议，逐步升级，增至五人—七人—九人—十一人，仍有余波未尽之势，傅雷力阻不能再扩大，并疏通朋友不要投他的票。结果由马叙伦、严景耀、郑振铎、林汉达、周建人、陈巳生、王绍鏊、曹惠群、曹鸿翥、冯少山、柯灵组成理事会，在《周报》发表了《对于时局的宣言》。傅雷虽依然被选为候补理事，从此不再出席“民进”的会议。这个事实，很足以见郑、傅的文人风格。 　　

　　
　　夏衍、宦乡是《周报》的两大台柱。他们在左翼文化营垒中知名度很高，同样长期戮力新闻战线，他们的政治地位又便于把握时代的脉搏，《周报》所刊大量高瞻远瞩、深中肯綮的时局分析，都出于他们的手笔。宦乡时用“范蕙”的化名，夏衍化名更多，“余伯约”、“黎纬北”、“东方晦之”等都是他；但在发表《论中苏关系》一文时，却署了众所周知的笔名“夏衍”，并在文末注明“文责自负”。因为苏联从东北撤军问题，加上苏军拆走伪满工厂设备事件，当时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国民党正借题发挥，制造反苏反共风潮，以转移全国的视线，有些爱国群众也受了影响。文章发表以后，就有三位读者设书表示异议，夏衍又以《再论中苏关系》一文胪陈事实，给以心平气和的答覆。这种磊落的态度中，还含有保护和尊重《周报》无党派立场的用意，是很值得感谢的。对《周报》所刊的文章，他常有些婉转含蓄的指示，看到《周报》接连刊出揭露军统内幕的文字，他特别叮嘱我注意策略，直接捅马蜂窝，会给自己找来麻烦。胡绳也写过剖析时局的重要政论。

　　
　　1946年春，吴晗从昆明西南联大复员北平，途经上海，重游故乡浙江义乌的时期，连续为《周报》写过不少评论和旅行通讯，文风泼辣，辛辣锐利，对读者有极大的鼓动力和吸引力。1943～1944年间，费孝通初度访美，次年写了《初访美国》一书，原来是美国新闻处印行的非卖品，外间罕见，《周报》加以逐期连载，介绍给读者。中美两国在大战中结成同盟，战后国共冲突，又处于举足轻重的仲裁人地位，因此《周报》有关美国的论述很不少。

　　
　　活跃的民主战士柳亚子、马寅初、施复亮、张志让、林汉达等，都曾以《周报》为表达政见的讲坛。以治学谨严著称的教授学者，也卷入了民主浪潮。周予同提出东北诸省教育重建的必要，因为东北长期沦为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的满洲傀儡国；奉行“狂狷人生” 的郭绍虞，以《什么是孔孟的真精神》为题，赞美志士仁人的矜气节，重声誉，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指出“狂者进取”是国民应有的精神。许寿裳的长文《国父中山先生和章太炎先生》，连载三期，真髓所在，是谴责国民党人根本没有继承中山先生的遗志，文中高呼“要和平而不要暴力”，“要切切实实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不是只以三民主义为口头禅”。胡曲园就思想与文化角度，作了一系列切中时弊的论断，如《谈思想自由之路》、《偶像论》等，王伯祥的《香港在地理历史上的检讨》，指出“返还侵地是这一次世界大战所获得的唯一公理”，要求“把世界上的陈烂旧帐一笔勾销”，可以看作是要求解决香港问题的先声。

　　
　　我要特别提到为《周报》出力最多、年事最轻的静远。他原名潘齐亮，当时是西南联大的哲学系学生，1945年秋由昆明来上海，因投稿而相识，很快成为《周报》的特约撰稿人。他几乎每期都有文章发表，有时一期中双骑并出，“丕强”、“不耳”也是他的化名。他才华焕发，纵横恣肆的笔锋，观察敏锐，见解深刻，扫射面很广，跻身名家的大手笔中，读者绝不会想到这些文章出自一个大学生之手。次年，静远北上，入北京大学赓续学业，兼任《文汇报》特约记者，进行了许多出色的采访报道。他和张奚若、吴晗、闻家驷、费青等民主教授谊兼师友，又是北大学生社团“风雨社”的中坚，成为师生两代并肩作战的纽带。民盟张雪岩从美国回来，愿出资兴办刊物，鼓吹民主，吴晗找了静远，静远又找了佘世光（现任《中国青年报》社长），合办《自由文丛》。刊物不履行登记手续，不公开编者与出版人，在各大学秘密流通。刊物以文章题目命名，分别为《社会贤达考》、《沧南行》（河北沧州解放区纪行）、《论南北朝》。

　　
　　出到三期，国民党侦骑四出，潘、佘都上了黑名单，只好效望门投止的张俭，东逃西躲，同时把弟弟和妹妹都送进了解放区。革命底定，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在举世瞩目中召开，宦乡是大会新闻处负责人，手下就是静远。危难解除了，他心情愉快地负担起十分繁重的工作。人民政权建立后，他先后负责上海《文汇报》、天津《进步日报》的驻京办事处，编过《新建设》大型杂志，后来又是《大公报》的领导成员，写了大量的社论和评论文章，因为例不署名，社会上知者甚少。当时中央准定《大公报》以宣传财经工作为重点，他本来是学哲学的，为了工作需要，拨转马头，攻取财政经济这一需要专修的堡垒，仗着他的聪明、勤奋和刻苦，很快成为这方面的专家。1956年，被评为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1959年，奉调到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给李先念副总理当了三年秘书，又调到财贸办公室的理论组、政策研究组工作。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起草文件的写作班子中就有静远。静远服饰俭朴，土气弥漫，从外表很难看出他智慧的光芒。突出的特点谦虚诚恳，地位变了，而这种品质却像精金美玉，不损纤毫。我和静远见面时稀，通信不多，偶然相逢，他总是推心相见，使人感到温暖。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的际遇出乎意外地成为问题，静远在新旧中国交替之间脱颖而出，如春笋破土，转眼苗壮，长成直上青云的新竹，可以算是千中挑一的幸运儿。可是他也逃不过罡风摧折，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于1968年1月16日含冤去世，终年四十五岁，正当一生中的成熟节季。听说他死后还一直带着－些政治“尾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获澄清，开了追悼会，骨灰也得以安置。我现在谨乘回忆《周报》的机会，致以深切的悼念，并为国家人才的损失三叹息。

　　
　　世路崎岖，人事错综，历史运行也常会出轨撞车。当年在民主战场上驰骤豕突的壮士，在解放后各种政治运动中，很少人未遭颠踬；“文化大革命”一起，几乎是无一幸免。《海瑞罢官》一案，序幕初揭，吴晗首当其冲；平心在反右中代朋友作了一声不平鸣，长期遭受白眼，在讨论海瑞问题时写了篇《清官论》，就此惹火烧身，只好打开煤气灶，求得大解脱；周予同说了句“吴晗是好人”，自己就被打成罪大恶极的坏人。大概是1982年吧，我因病住院，此老也在同一医院里，长年瘫卧病榻，我去探望他，已不能相认。弥留之际，多时呻吟转侧，若有所待，等外地赶来送终的女儿赶到，才咽了气。长期以来，我们几乎忘却了人是有情的动物。情况最特殊的是马夷老的遭遇。反右以后，他忽然因为血管硬化、脑组织软化而病倒。病情也特别：不言不动，不识不知，不吃不喝，日夜仰卧。但内脏无恙，照常运动，靠鼻饲输送牛奶、鸡汁、菜泥之类高级营养品维持生命。党中央为此请了专人，精心护理，竟这样的带病延年，到1971年“五四”节那一天，才溘然长逝。鼻饲延续十几年，为医学史开了空前的记录。眼看马夷老一病不起，还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安排他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周总理说：“我们总还是希望他能好起来！”表现了他关心同志爱护同志的精神。现在严冰解冻，春风送暖，历经考验而至今健在的同志，依然满腔热血，投身于振兴中华的新浪潮，证明他们不愧是富有优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

　　
　　“文化大革命”的野火才一点起，我就受到特殊照顾，借用田汉同志的诗句：“平生一掬忧时泪，此日从容作楚囚。”《周报》自然是反动罪证之一，成了一件湿布衫。因为《周报》曾发表过袁水拍的诗，其中有一个错字，外调人员专程从北京赶到了上海。那时我是犯人，外调照样用法官问案的方式，但事隔多年，我哪里交代得清楚！我说可以问问袁水拍本人，据说问了，他已经想不起来；北京还另有一个与《周报》有关的人，我说可以问问他，据说也问了，他自谦对编辑是外行，因此《周报》的事，只有唯我是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现在才有机会细细查阅借来的《周报》合订本，原来第二十期发表过袁水拍的－首《停战令下》，封面目录是“袁水拍”，而正文署名误为“柏”，这显然是手民误植、校对疏忽造成的结果，其中不见得埋藏着定时炸弹。看看原诗，开头有这么两节：“1946年1月10号的清早／停止内战的命令宣布了／和平民主的日子快来到／值得敲锣打鼓放鞭炮／马歇尔将军的功劳高／马歇尔将军的名字巧／兵‘马歇’／烽烟消／中国的命运还算好！”我想来想去，莫非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这也是一株大毒草？但又何必弦外求音，在一个无心排错的铅字上做文章？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真是太莫测高深了！

（责任编辑：戴海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