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那年，我正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开始参加政治活动，以后又参加国会的选举，当选为眾议院的议员，因此，对于辛亥革命时期一些政党的活动情况，略有所知。但究竟事隔五十年，加以自己当年写下的两卷大事记，在1941年日寇攻陷香港时，和放在九龙寓所的其它书籍一起，都已化为灰烬。所以只能把目前所能够想得起的点滴回忆，写在下面。
　　
　　　　　　　　　　　　　　　　　　　　中华民国联合会和统一党的成立
　　
　　清朝末年的知识分子，除了革命派和君主立宪派外，还有相当多数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在留日学生中，属于中间状态的也为数不少。他们学过一些资產阶级的法政，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他们最初虽没有参加革命的组织，但以后看到清朝政府并无立宪的诚意，其中大部分人逐渐倾向于革命，终于转到革命派这方面来了。
　　
　　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各省纷纷独立，清朝政权已呈土崩瓦解的局面。这时，章炳麟(即章太炎，编者注)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以各省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中华民国为号召。我在上海见到了章炳麟。他一见我，就要我担任联合会的交际科主任干事。
　　
　　章炳麟原是光復会的首脑人物，又是当时誉满全国的文学大师。孙中山、黄兴等在日本把兴中会和华兴会合并成立同盟会时，曾吸收光復会成员参加，并推章炳麟为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主笔。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我陪同章炳麟到南京謁见孙中山先生，一同在座的还有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孑民先生。章炳麟对孙中山先生说︰“各省虽已先后独立，但同时也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局面，情况十分復杂，需要一个联合的组织，把各地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才能对付袁世凯。”可见章炳麟发起成立联合会，原来的意图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不料上海的都督陈其美为了争权夺利，瞒著孙中山先生，暗中指使蒋介石刺死了光復会的军事领袖陶成章。这件事发生后，章炳麟对孙中山先生起了疑心；袁世凯挑拨离间的毒计也就有了施展的机会了。
　　
　　这时，袁世凯的野心已经日益暴露，而各地的革命力量正是他篡夺革命果实的主要障碍。面对这个形势，他一方面以北洋军进攻武汉，想迫使革命军接受议和条件，从而扼杀革命；一方面采取各种阴险毒辣的手段，对革命派施展拉拢分化的伎俩，以扩大他的权势，削弱和瓦解革命的力量。在革命派方面，不仅各团体之间有著这样那样的矛盾，就是在同一个组织内部也是互不团结的，而其领导人对于这种情况竟听之任之，没有想尽办法去求得革命力量的团结，这就给袁世凯以可乘之隙。正因为如此，联合会和以后的统一党，都不可避免地成为袁世凯猎取的目的物，并且确实被他所利用。这是我初出茅庐参与政治活动所遇到的最痛心的一件事情。
　　
　　联合会成立于1911年（辛亥）冬，总部设于上海。会长章炳麟，下设总务、文牘、交际、会计四个科。其人选是︰总务科主任干事孟森、副主任干事黄云鹏，文牘科主任干事王伯群，交际科主任干事王绍鏊，会计科主任干事张弧。1912年，联合会又与一些小政团合并为统一党，总部的各科人士照旧。据我事后了解，张弧是袁世凯派进来的奸细。张弧是熊希龄的人，也是袁世凯的亲信，袁世凯就是利用熊希龄的关系介绍张弧混入联合会的。联合会和统一党的经济权一直操纵在张弧手里，其经费表面上说是从各方面募捐得来，原先我对此深信不疑；以后随章炳麟先生到北京，从各方面的接触中，了解到一些政治内幕，才知道我们所花的可以说完全是袁世凯的钱。袁世凯的另一亲信王賡（即王揖唐），经常与张弧秘密来往。合并为统一党后，袁世凯又利用赵凤昌（字竹君）去拉拢张謇。赵凤昌江苏常州人，原是张之洞幕府中人，以后做了统一党的参事。张謇本与袁世凯有过一段师生关系。袁随庆军统领吴长庆到朝鲜时，张謇是吴长庆的幕僚，曾受吴长庆之命教过袁世凯诗词和八股文。但袁世凯做了北洋大臣之后，就改称张謇为“仁兄”，不以师礼相待。张謇因此对袁世凯很不满。然而，张謇本身也有弱点。他打著“实业救国”的招牌，和歷任两江总督拉得很紧，在江苏挪用公款办了许多企业。在武昌起义以前，最后一任两江总督张人骏对他非常不满，大有威胁他缴还公款之势。他为了此事遑遑终日，寝食不安。到了清室即将全面崩溃的时候，张謇就乘机策动程德全宣布独立；此举既是为公，也是为私。以后在应德閎任江苏民政长时，有人在民政公署内放火焚毁了有关公款出入的档案，挪用公款的事情竟以不了了之。袁世凯最喜欢利用有弱点的人。究系何人放火，固然是一个疑案，但袁世凯之所以始终不追究此事，正是拉拢张謇的一种手段。
　　
　　联合会和统一党的成员，大多数是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除了主要是江、浙两省的人外，以四川、云南、贵州几省的人居多；其中不少是章炳麟的学生，更多的人则是仰慕章炳麟的名望而参加的。
　　
　　　　　　　　　　　　　　　　　　　　统一党做了袁世凯的应声虫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但不久，孙中山先生又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推荐袁世凯继任。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妥协派佔了上风，对北洋军阀的力量估计过高，同时对袁又抱有幻想．遂使孙中山先生陷于重重包围之中不得已而辞职。最后孙中山先生辞职的咨文中提出了三个附带条件，想以此约束袁世凯的政治野心。其中关于临时政府设于南京、新任总统必须南下就职的问题，成为孙、袁双方最后争执的焦点，老奸臣猾的袁世凯制造种种借口，不肯离开北洋派势力根深蒂固的北京。在这个问题上，统一党和其他妥协派、妥协分子一样，唱著和袁世凯同样的调子。他们害怕南北谈判破裂，于是随声附和，也叫喊定都北京，实际上是不知不觉地做了袁世凯的应声虫。
　　
　　统一党的这种妥协性不是偶然的。统一党的成员，包括我在内，大多是受了资產阶级民主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念念不忘在推翻清朝政府之后成立国会，并订出一部“像样”的宪法来，以为这样就实现了民主，国家可以富强了。抱著这种想法的人，不仅认识不清袁世凯的反动本质，反而对他有种种幻想；只要袁略施花招或稍加压力，便妥协屈服了。
　　
　　　　　　　　　　　　　　　　　　统一党改组为共和党时的内部分歧
　　
　　参加统一党的人，正如上面所说，大多是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但其中也有偏左、偏右之分，更何况有些人本来就是反动势力的代理人。因此，统一党的内部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我和章炳麟的学生四川人黄云鹏等，志趣相近，意气相投，当时自称为“少壮派”。在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上，我们和张弧、孟森等人很不相同。我们始终主张限制袁世凯的权势，不让他的野心得逞，但由于本身的局限性，加以社会经验不足，把问题看得很简单，以致几次斗争都遭到了失败。1912年上半年，当统一党将要和国民协进会、民社等政团合并组成共和党时，统一党内部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争执的焦点在于究竟与国民协进会合并呢，还是与统一共和党合并？当时的情况是︰袁世凯为了扩张他的权势，企图把一些政党抓到自己的手里来。以籍忠寅为首的国民协进会，其后台是梁啟超，梁是完全拥护袁世凯的，籍派人来和统一党联系合并的事，其动机可想而知。统一共和党是宋教仁领导的，其成员大多是同盟会会员。宋教仁当时是袁政府的农林总长，因为要搞议会政治，也很想加强自己的政治力量。但是，有一个时期同盟会中一部分人反对改组为政党，所以他希望把统一共和党和统一党合并起来，宋教仁为此事曾到上海和章炳麟密谈过好几次。统一党在改组成立时，吸收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这也是统一党被袁世凯和宋教仁看中的一个原因。在统一党内部，章炳麟和我们这些“少壮派”，不愿意完全成为袁世凯的政治工具，主张与比较进步的统一共和党合并，不同意与国民协进会合并；张謇、熊希龄、张弧、孟森等人的打算，恰恰和我们相反。在这一场斗争中，同我们“少壮派”站在一边的是少数，加以经济权掌握在张弧等人的手里，章炳麟也无能为力。结果还是决定与国民协进会、民社等合并，组成共和党。共和党成立后，推黎元洪为理事长，章炳麟、张謇、梁啟超等为理事，并在北京成立了共和党本部。以后，宋教仁的统一共和党并入了国民党。事后我这样设想︰如果统一党和统一共和党合并组成政党，使为数眾多的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跟著革命派走，中和左的两种力量匯合在一起，则以后情况的演变，可能有所不同。或者袁世凯还不敢那样过分为所欲为。当然，这也许还是我的一种天真的想法。
　　
　　因为我反对统一党和国民协进会合并，便脱离了共和党本部。那时我十分迷信议会政治，一心想当议员，就继续待在自己的家乡——江苏，不愿意到别处去。不久，庄蕴宽任江苏都督，找我去担任都督府外交司第一科科长。不到半年，参眾两院选举，因为现任官吏不能竞选，我便辞去了这个职务。庄蕴宽为人比较开明，我和他来往密切。后来袁世凯于1914年召开约法会议，六十个约法议员中，五十九人主张总统制，只有庄一人主张责任内阁制。他的这个主张，也许是受了我的一些影响。
　　
　　袁世凯为了进一步拉拢章炳麟，特地打电报邀请章到北京去“商谈国是”，又派专人（大概是王賡）来沪迎接。我和黄云鹏等人随行。到京后章炳麟受到袁世凯十分隆重的接待，并且给了他一个东北筹边使的名义。章炳麟不知道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官饺，还向袁世凯要了一万元开办费，到吉林走马上任去了。他到东北后，无人理睬，踫了一鼻子灰又回到北京。
　　
　　共和党成立后，统一党中一部分与“少壮派”关系密切的地方组织，有一段时期保持了独立，没有和共和党发生组织关系。袁世凯把章炳麟请到北京后，王賡曾召集北京的统一党党员，请章向他们演讲。原先我们还以为北京的统一党也保持了独立，没有并入共和党。但我们在北京住了一个月后，才弄清楚北京的统一败涂地党完全是王賡一手搞起来的，不过打著章炳麟的招牌而已，实际上和章炳麟毫不相干。它不但没有保持独立，而且是替袁世凯收买国民党党员的机构，到国会选举以后，又成了替袁世凯收买国民党议员的机构。那时，宋教仁住在北京西郊三贝子花园（即现在的动物园），我常去看他。有一次宋教仁先生对我说︰“现在情况既已如此，你们还是并入共和党吧！共和党内有比较进步的民社，而统一党还有不少青年人，双方齐心协力，还是能够推动共和党为革命做一些工作的。同盟会方面，现在大家都已同意改组为国民党。你们并入共和党后，将来和民社在一起，可以和国民党互相提携。”我回到南方，便把宋教仁的主张以及在北京的见闻，对苏州的金天翮等几个保持独立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讲了，并建议他们不必再保持独立。后来这几个地方组织也并入了共和党。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过了两天因伤重去世。我和钝初先生平时过从甚密，他给了我许多教益。他的被刺，使我感到万分悲痛。
　　
　　　　　　　　　　　　　　　　　　　　　　　竞选议员的活动情况
　　
　　1912年年底，参、眾两院开始选举。参议院议员由各省省议会选举，每省十人，眾议院议员由各省分区选举，名额按照各省各区的人口和纳税多寡比例分配。在选举中，我发现有贿选的情况。以共和党方面来说，因为我不赞成统一党与国民协进会合并，就受到共和党本部的排挤。各省提“少壮派”的名，共和党本部总是通不过。“少壮派”几乎都是地方上选出来的，我就是得到同乡金天翮、金祖泽、钱崇威、费树蔚等老先生的支持而当选为眾议院议员的。在当选的过程中，我还几乎被共和党本部所排挤。地方上提了我的名，而共和党本部的特派员某人就来同我商量，要我退让，放弃竞选，我的朋友都不答应。接著，他们又派人到我的老家吴江县去收买我的选票，据我所知，吴江盛泽镇就有五票被他们收买去了。共和党哪里有这许多钱来进行贿选呢？无疑是袁世凯用勾结帝国主义搞来的大借款在幕后作祟。
　　
　　当时的竞选活动，除了有一些人暗中进行贿选外，一般都采取公开发表演说的方式。我在江苏都督府任职期间，曾抽暇到江苏的苏、松、太一带作过四十几次的竞选演说。竞选者作竞选演说，大多是在茶馆里或者在其他公共场所里。竞选者带著一些人，一面敲著锣，－面高声叫喊︰“×× 党××× 来发表竞选演说了，欢迎大家来听呀！”听眾集聚后，就开始演说。有时，不同政党的竞选者在一个茶馆里同时演说，彼此分开两处各讲各的。听讲的人大多是士绅和其他中上层人士。偶尔也有几个农民听讲；但因讲的内容在他们听来不感兴趣，所以有的听一会儿就走开了，有的坐在那里也不听。那时的选举有许多限制，例如，没有一定数目的财產，就不能参加选举。竞选者知道劳动人民不能参加选举，也就并不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所注意的只是那些士绅之类的人。由此可见，当时从事政党活动的人，所争的民权实际上只不过是“绅权”而已！这些来自士绅阶层的资產阶级知识分子，所联系依靠的也是士绅阶层，同广大劳动人民是根本隔绝的。正因为这样，他们很容易被袁世凯这样的人所利用。
　　
　　　　　　　　　　　　　　　　　　　　进步党完全成为袁世凯的御用党
　　　
　　共和党组成后，在临时参议院中还不是多数党。1913年春，袁世凯想在国会中建立一个他能操纵的足以压倒国民党的多数党，从而控制国会，为所欲为。因此，他又进一步策动共和党，同以汤化龙、林长民、蒲殿俊等人为中心的民主党，还有王賡一手搞起来的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这个党终于在5月29日组成，仍以黎元洪为理事长，熊希龄、张謇、汤化龙、梁啟超等人为理事。这个进步党完全是袁世凯的御用党。
　　
　　在这次改组中，共和党内部又是意见分歧，再一次引起激烈的争执。以前反对统一党和国民协进会合并的“少壮派”，这次同民社的人站在一起，坚决主张与国民党提携，共同监督袁世凯，不赞成合并为进步党，也就是不愿意成为完全拥护袁世凯而同国民党相对抗的御用党。持这种意见的，共和党中有议员八十余人。其中以四川、江苏、湖北三省议员居多，计四川有黄云鹏等近二十人，江苏有王汝圻、徐兰墅、胡应庚、解树强、王绍鏊等十余人，湖北有张伯烈、时功玖、胡鄂公、胡祖舜等二十几人，另外还有其他各省的议员二十人左右。这八十余人，约佔参、眾两院议员的十分之一，是一个不小的力量。其中湖北的二十几人，大多是和武昌起义有关系的民社社员，比较进步，又拥护黎元洪，所以也不同意合并。争执的结果，我们这一部分议员保持了独立，没有合并到进步党里去，并且抓住原有的共和党本部不放。有人称它为“新共和党”，其实是没有并入进步党的“老共和党”。由于共和党的分裂，袁世凯想使进步党在国会中成为多数党的企图始终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只有继续从国民党内部去收买一些议员，另外成立一些小政团，供他使唤。例如，刘揆一成立了相友会，梁士詒成立了公民党，孙毓筠也成立了××会（已忘其名）等等（其中刘、孙都是同盟会会员）。这些都是替袁世凯收买国民党议员的机构。同时，这样一来，进步党的议席同这些小政团的议席加在一起，袁世凯才控制了多数。
　　
　　　　　　　　　　　　　　　　　　　民宪党活动和国民党、国会被解散
　　
　　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以武力统一南方各省。但当时国民党仍合法存在，国民党议员还照常出席国会。因为这时袁还要利用他们选举自己为正式总统。“大总统选举法”是“宪法”的一部分，不能先行单独公布。但由于袁世凯利用十四省都督联名发电提出先选总统的建议书，对议员施加压力，1913年9月5日眾议院作出了先选总统的决议，以后参议院也于9月8日议决表示同意。袁世凯的这个无理要求之所以能够在国会通过，除了被袁操纵的一批议员起了作用外，也是一部分议员妥协的结果。他们对议会政治入了迷，以为反正国会能够约束袁的所作所为，在这个问题上退让一些也无妨。事实和他们想象的恰恰相反，袁世凯登上正式总统的“宝座”后，更加毫无顾忌，终于把国会一脚踢开。袁不久就借口宪法会议直接公布大总统选举法，与临时约法、国会组织法的规定不符，认为这样做侵犯了总统的职权，向国会提出质问。接著提出了“增修约法草案”，以图扩大总统权力；同时又派代表要求出席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会议。结果都遭到拒绝。到这个时候，袁就公开露出他的狰狞面目，通电各省都督和民政长，说“宪法起草委员会由国民党议员操纵把持”，“形成国会专制”，以制造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的舆论。袁的狐群狗党在他的授意下，大骂宪法草案“荒谬绝伦”，国民党议员是“国民公敌”，并提出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的荒谬主张。
　　
　　那时我天天到天坛去参加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起草工作，搞了约有半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宪法起草委员会中进步党议员汪荣宝、丁世嶧，国民党议员张耀曾、谷鐘秀、汤漪，还有共和党议员黄云鹏、解树强等一部分人酝酿成立民宪党，其主张是拥护宪法草案，拥护民主，认为国会议员除名应由国会自行决定，不受外力干涉。但我觉得应当先把宪法搞出来，劝他们不要在这个时期有所行动；如果这样做，适足以招致袁世凯制造新的借口，攻击国会，阻挠宪法起草工作的进行。与此同时，国会选举眾议院的全院委员长，国民党议员张耀曾当选。其实，这个委员长的职权不大，不过办些事务性的联络工作。但袁世凯听说国民党议员当选了此职，大惊失色，竟说︰“怎么，国民党的势力还是这样大！”于是他下定决心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1913年11月4日袁发出解散国民党的命令，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北京国民党支部，并在深夜里到每一个国民党议员家里去搜缴议员的证章、证书，共得三百余件，计算下来，两院议员仍够得上法定人数，还可以继续开会。接著，第二次派出军警，把以前曾参加过同盟会、国民党而后来已被袁收买为相友会、公民党等党派的议员的证章、证书搜缴回来。然而，两次搜缴数还是没有超过两院议员的半数。于是又第三次派出军警，把二次革命以前已经声明脱离国民党的议员的证章、证书也搜缴回来。这样才使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会。不久，国会两院议长即宣布停止议事。民国以来第一次成立的国会就这样被袁世凯拋弃了。
　　
　　以上回忆虽系一鳞半爪，但不难看出︰窃国大盗袁世凯醉心于实力政治和独裁统治，当他还需要政党、国会作为“民主政治”的点缀品，或者这些东西还可以作为他的御用工具时，他还是用尽心机，不惜工本，要把它们抓在手里；当他不需要政党、国会时，就把它们一脚踢开。同时，也不难看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受了西方资產阶级民主思潮影响的资產阶级知识分子，不论向君主专制政府要求君主立宪，还是向封建军阀政府要求民主立宪，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由于他们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势力既有矛盾，又有密切联系，就使得他们非常软弱和动摇，有很大的妥协性，容易被反动统治者所利用，成为反动统治者的政治工具。他们本身既没有多少力量，在当时的条件下，又必然脱离劳动人民；他们依靠的只是士绅、军队，特别是对外国帝国主者抱有很大的幻想，所以不可能领导中国资產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歷史任务，只能由中国的无產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伟大的中国共產党来承担。这一段歷史告诉我们︰中国的资產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只有在中国共產党的领导下，参加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才能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责任编辑：戴海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