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礼节是一位长期与我党合作共事的爱国知识分子。他曾担任过民进杭州市分会第一、二届理事会副主任理事、杭州市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筹委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浙江省第一、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第四、五、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1984 年 3 月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投身抗日事业 　 教书育人

　　陈礼节, 字和夫,1906 年出生在湖北汉阳蔡甸镇一个穷裁缝家里。青少年时代的陈礼节资质聪颖,好学上进，为人正直。由于陈礼节学业成绩优异,当时汉口同文书院用庚子赔款送他去日本深造。1926 年12 月,20 岁的陈礼节飘洋过海,从汉口出发赴日本留学。先后在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医学。 1936 年大学毕业,作为研究生进入内科研究室继续深造。

　　陈礼节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等处深造期间, 时刻怀念祖国命运。他意识到,国内军阀混战,贪官当道,政治腐败,民不聊生。这些内忧,正是外患的根源。他身在日本留学,却不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中日亲善”、“同文同种”等欺骗宣传所惑, 相反更激起报仇雪耻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时陈礼节参加了日本左翼友人组织的秘密读书会, 读过日共《赤旗报》, 还把节省下来的钱捐助读书会。1932 年春,日本政府大肆逮捕留学生中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陈礼节的中学同学方瀚 ( 即何定华,解放后任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部长) 和同乡王达夫,因参加日本共产党被捕。陈礼节认定他们的行为是正义和爱国之举,他们在国外举目无亲, 自己去营救他们是责无旁贷的。他倾囊相助,不顾个人安危,花了一年半时间,来回于东京、京都之间,找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人员,托同乡、同学帮助,通过多种关系和合法手续,聘请了日本律师, 到法庭进行辩护。陈礼节还节衣缩食, 省下钱来,每两个月左右从京都赶到东京, 乘十多个小时火车,前往东京巢鸭监狱探监,看望方、王二位, 并将他们需要的书籍和日用品等送去,向他们通报日本律师的活动情况。日本法庭宣判时, 陈礼节也去旁听。因律师有力的辩护, 迫使法院由判刑几年改为缓刑几年, 再改为“驱逐出境”。在方瀚、王达夫获释由日本便衣警察押送出境回国时, 陈礼节到轮船码头为他们送行。

　　1937 年芦沟桥“七·七”事变, 抗日战争爆发。陈礼节义愤填膺,毅然放弃内科医学研究, 辞谢了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真下教授希望他继续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的挽留,于当年 12 月返回祖国。 陈礼节表示：绝不做亡国奴, 决不当汉奸, 为抗日战争出力, 报效祖国。在抗日战争期间, 他颠沛流离, 含辛茹苦，跑遍了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宜昌、长沙、福建等地, 执教于抗日流亡大学——西北联大和福建医学院。陈礼节精通德、日、英三国语言, 医学基础扎实,内科专业知识丰富。他在西北联大担任内科教授兼附属医院内科主任时,一方面被请去诊病,一方面开展医学教育, 自己编写讲义给学生授课,并亲自指导学生临床实习。他的课堂教学深受学生欢迎和同事们的钦佩。当时国民党当局以西北联大“赤化”为名, 解聘了大批进步教授。陈礼节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老教授采取“不屑同流合污”的态度, 冒着失业危险,愤然离校。他在福建医学院担任内科教授兼附属医院内科主任长达六载,把全部精力放在教学、临床医疗和科学研究上。这家医学院设在抗日前线的福建沙县, 条件差,设备简陋,但他克服重重困难,不分昼夜编写讲稿, 先后撰写出 200 余万字的《传染病学》讲义, 在台北《新生日报》印刷发行；他与内科同事合著了5 篇学术论文, 其中4 篇获福建省颁发的甲级奖,1 篇获学术奖。

　　1945年8 月抗日战争胜利,陈礼节受聘出任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后兼任台湾结核病研究所所长, 并负责接收台湾大学附属医院。在职两年多,工作兢兢业业,为人清廉正派。他不用一个私人, 依靠原有台湾籍教授、医师、护士和行政人员进行工作。清点日本人移交的财产和物资时,不分贵贱,仔细造册,涓滴归公。最后两袖清风, 离台回杭。

保护医药用品 　  迎接解放

  　　
　　 1948 年夏, 陈礼节感到台湾情况复杂,自己举目无亲, 因而来到杭州,就任省立杭州医院（即今浙江中医院）院长兼浙江医学院教授。他在省立医院工作半年多, 洁身自爱, 努力工作。这时, 解放大军南下势如破竹,杭州解放在即, 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逃跑。陈礼节非常关心时局, 经常夜深人静时在家中收听我新华社播发的消息。得知解放战争节节胜利, 很受鼓舞。1949 年 3 月底4 月初, 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卫生处处长徐世伦亲自命令陈礼节, 把医院迁往宁波、舟山一带。徐世伦对陈礼节说:“我们要走了,你快作准备,把重要设备和人员带走。”在这关键时刻, 陈礼节义无反顾地断然决定留在大陆,迎接解放。他采取软拖硬磨的办法,抵制和拒绝执行反动派要他逃跑的命令,一面故意拖延时间,寻找种种借口,不作准备；一面动员医院医务人员安心工作, 保护医院,严防敌特破坏。由于陈礼节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使医务人员和医用物资全部保存下来, 没有失散。此外, 经过陈礼节的工作,还吸收了当时从南京来杭州的几位名医师留杭工作。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陈礼节以特有的职业敏感性, 意识到保存好医务人员和医疗用品, 对支援全国解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杭州解放前的二三天,陈礼节得知城站红楼有一批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留下的药品、医疗器械和物资 ( 布匹、纱布、毛毯、棉花〉等医疗用品,国民党反动派正准备烧毁。陈礼节想：这批物资,不知能援救多少解放军伤病员,应该留给人民,决不能让反动派毁掉。于是, 他当机立断, 不顾散兵游勇、特务和流氓的骚扰, 迅速组织医院同仁, 借 得一辆卡车, 亲自带领员工到红楼抢救。他与工人们一起搬运装卸, 把 183 箱医疗用品安全运到医院仓库, 并一一登记保管。解放后, 这批急需的医疗用品全部交医院军代表验收归公, 供解放军伤病员治疗上应用。

　　1949年5 月 3 日 ,陈礼节和医院全体员工欢欣鼓舞地迎来了杭州解放。当时, 陈礼节立即组织省立杭州医院人员, 迅速担负起收治解放军伤病员的光荣任务。他一面对医务人员进行思想动员,做好稳定情绪的工作,一面自己负责治疗抢救伤员,日夜在医院值班。南下的解放军七兵团伤病员逐日增加, 医院病床容纳不下。陈礼节四出奔走,想方设法,向附近居民借房子,使医院病床短时间内扩大5 倍,60 张增加至 300 张。医院缺制剂,他自己筹建起制剂室, 解决医疗急救药品的困难。护士缺少, 医院内就开办护士学校, 自己培养护士。这段时间, 杭州医院治疗的伤病员不下千余人, 使多数伤病员治愈后重返前线，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斗。

　　　　　　　　　　　　　　　　　　　　密切联系群众 　 作风深入

　　1950 年初, 陈礼节出任杭州市卫生局副局长, 后任局长, 直到 1955 年。他对此非常感动, 曾说：“我没有后台,又不是共产党员,一个只熟悉医疗教学业务的医务人员, 却被赋予如此重任, 在旧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深感共产党大公无私,知人善任。”陈礼节上任后,团结同志，以很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充沛的精力投身于卫生事业。他深入我市大中型工矿企业, 协助厂矿建立起卫生医疗机构。他邀请专家现场研究防治职业病、常见病。他还组织医务人员下乡, 在郊区农村实行巡回医疗。他参与研究和制定了企业劳动保 护和公费医疗管理制度。他又举办“西医学中医”学习班, 组织医务人员学习我国传统医药知识。经过几年共同努力,使杭州市的市容清洁、卫生、舒适；天花、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基本得到控制；一套比较完善的医疗管理制度普遍建立。抗美援朝时期, 陈礼节响应党的“动员起来, 讲究卫生, 减少疾病, 提高健康水平, 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号召, 身体力行, 发动群众组织救护队,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当时要组织医疗队赴朝, 陈礼节带头报名,要求参加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尽管组织上未让陈礼节赴朝, 但在他的参与组织下, 我市三批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按时出发, 救死扶伤, 出色完成抢救伤员治疗病人的任务。

　　1955年, 陈礼节当选为杭州市副市长, 分管文教卫生等方面工作。他更加虚心谨慎, 加倍努力, 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认为爱国卫生工作, 是与生物作斗争的一门深奥学问, 要花大力气才能搞好。他工作勤奋, 天天早出晚归, 为杭州的卫生事业倾注了极大心血。他作风深入，经常走街串巷, 检查卫生, 几乎跑遍了杭州市区的大街小巷。他经常与居民群众一起参加卫生劳动, 清扫路面和公 园、绿化地内的枯枝败叶、垃圾。他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 创造了诸如窨井口做活塞、装“纱窗”（水能流入, 蚊子出不来）；用烟熏窨井等控制蚊蝇孳生地等行之有效的办法。他还与群众一起, 打苍蝇，捞取得了孑孓, 捉老鼠, 挖窨井, 掏粪坑。在夏天,他晚上睡觉时听到蚊子的嗡嗡声, 就夜不入眠, 起床打着手电筒去寻找孳生地。当时有人议论, 象陈礼节这样的教授专家, 做这些事“太不值得”。但他毫不动摇, 坚持依靠群众, 深入实际, 身体力行, 搞好爱国卫生工作。他说:“卫生与群众结合, 事业必成功”。在党的领导下, 依靠全市人民共同努力, 短短几年, 杭州市的卫生面貌大为改观, 曾经达到夏天不挂蚊帐可以睡觉的水平。传染病基本消灭, 疟疾、脑炎、肠道病大大减少, 人人讲卫生成风, 广播操等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开展。因此, 杭州市获得全国卫生先进城市的光荣称号。毛泽东同志视察杭州上城区小营巷时, 对杭州市的卫生工作倍加赞扬。

　　陈礼节还分管科学技术工作。他在担任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和中华医学会浙江分会会长时, 总是热情支持开展工作, 举办各级各类业余科技训练班、业余科技大学。他在夜间还去业余科大了解学员听课率, 检查教师授课质量, 特别重视外语班, 为请名教授授课, 他亲自到各大学聘请兼任教师；还在杭州市中心——湖滨路一带举办了电化科技知识画廊, 广泛宣传科学知识, 提高市民科学水平；开办各类学术讲座和医学学术讨论, 推动医学科学前进,曾获得中华全国医学会表彰。

　　　　　　　　　　　　　　　　　　　　　　　　　　　　　　　　　　（责任编辑：戴海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