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向忱和他的旧居往事（下）
发布时间：2011-11-04
来源：《时代商报》
【字体：
大
中
小
】
毛泽东到机场送他回东北
抗日战争胜利后，车向忱通过地下党的安排，偷越封锁线，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那是1945年底，车向忱到延安后的第三天，车向忱和林老（伯渠）应邀去枣园参加新年晚会。毛主席身材魁伟，站在小院的门口迎候他们。毛主席的第一句话就是：“车先生，一路辛苦了！”随后，把他们让到家里。接着毛主席以征求意见的口吻说：“祖国光复了，车先生，你看做点什么工作呢？”车向忱回答说：“我是东北人，还是想回老家工作。”毛主席笑着说：“东北方面很需要人啊！车先生还是愿为桑梓服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车向忱通过地下党的安排，偷越封锁线，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那是1945年底，车向忱到延安后的第三天，车向忱和林老（伯渠）应邀去枣园参加新年晚会。毛主席身材魁伟，站在小院的门口迎候他们。毛主席的第一句话就是：“车先生，一路辛苦了！”随后，把他们让到家里。接着毛主席以征求意见的口吻说：“祖国光复了，车先生，你看做点什么工作呢？”车向忱回答说：“我是东北人，还是想回老家工作。”毛主席笑着说：“东北方面很需要人啊！车先生还是愿为桑梓服务！”
后来，毛主席听说车向忱的关节炎病又犯了，走路还比较吃力，便请医生来给车向忱治病，又送给他一件皮大衣，让他注意身体。不久，车向忱的关节炎有了明显好转，组织上便决定让他乘坐执行小组的飞机，由延安去北平，然后转道回东北。临行前，毛主席亲自去机场送行，还亲切地嘱咐说：“回到东北，要努力争取和平！”1946年车向忱到了东北解放区。
抗战胜利后，车向忱先后担任嫩江省参议会议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联合中学校长。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后任委员和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兼任哈尔滨大学（今吉林大学前身）校长。1946年10月车向忱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工作需要，他的党员身份始终没有公开。东北人民政府成立后任教育部部长。
旧居往事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不久，东北人民政府由哈尔滨迁到沈阳办公，车向忱同志也随着政府的搬迁，全家迁居到沈阳。车向忱在沈阳解放初期的旧居，现在已经成为沈阳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车向忱的这处旧居，坐落在沈阳市和平区南三马路16号，东靠同泽街，这是一座日本建筑风格的住宅楼，坐北朝南，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雨，修缮后还保持原貌。小楼的周围有院墙，在邻街的墙上，镶嵌着一方黑色牌匾，上面刻有闪光的金字：“车向忱旧居，沈阳市人民政府2008年10月27日公布，沈阳市文物局立”。
车向忱旧居，建于1923年，原来是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职员住宅。建筑面积264平方米，绿瓦坡顶，水泥罩面外涂黄色，石基底座，上下两层。在一楼椭圆型的房门上有“人字形”水泥瓦顶门楼，在房门前有两级石铺台阶，台阶的两侧有耸立的方形石柱。在一楼门楼的正上方，是二楼建有花格栏杆的宽敞的阳台，阳台后是三座椭圆型和一座方型的玻璃窗。在另外三面的一楼和二楼都有宽敞明亮的玻璃窗。楼上和楼下共有8个房间，包括卧室、书房、办公间、厨房、卫生间和锅炉房等。在前院靠近铁栏杆大门的东侧有两株松树，西侧有一棵高大挺拔的老槐树。旧居的西邻是新建的沈阳铁路图书馆。
沈阳解放不久，车向忱同志在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人民政府）工作时，由有关部门安排车向忱一家和警卫员、通讯员、厨师居住在这里。从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到1950年年初，车向忱一家都在此居住。后来，车向忱又先后迁居到省政府大院东新村和沈河区四经街两处住宅。
在写这篇文章不久前，笔者访问了车向忱先生的儿子、上世纪五十年代高中毕业于东北实验学校，九十年代于沈阳师范大学退休的车树实教授。车教授说起了他父亲在这座旧居的一些往事。车树实说：那是1949年1月28日，我离开吉林东北大学文化补习班，乘火车来到刚刚解放两个多月的沈阳。当时天色已是黄昏，我在附近派出所一位民警同志的帮助下，找到了父亲和母亲等人居住的这座小楼。我站在门口等候，一辆黑色的轿车开到门口。车门开了，走下车的原来就是我的爸爸。父亲见到了我，很高兴。他拉着我的手，叫开了门，向着小楼里走去。一边走，他一边问我学校的情况。进楼之后，见到家里的两个弟弟等人。爸爸叫我同他一起上楼，边走边说：“组织上送我一本《毛泽东选集》，准备送给你。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要好好学习。”这本凝聚着我们父子两代人对毛主席深厚感情的书，我和全家人都把它做为“传家宝”珍藏着。
车树实还讲述了一件发生在这所旧居的事。那是某年春节的前后，原东北军第七旅的参谋长赵镇藩（沈阳解放时任国民党53军副军长，改名为赵国屏，率部投诚），前来旧居看望我的父亲。从他称呼老师的口吻上得知，他曾经是我父亲的学生。他和我父亲从当年的“九一八”前的事情说起，那天他和父亲谈了很长时间。后来我才知道：赵镇藩就是原东北军驻在北大营第七旅的参谋长，他曾在上级“不抵抗”的命令下，组织第七旅官兵被迫应战，打响了北大营保卫战，并指挥部队撤出北大营的人。
那一天，父亲还和他回忆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前夕，日军经常以演习为名，不断在沈阳城郊和北大营周围制造挑衅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父亲车向忱与张希尧来到北大营，面见他的老朋友、东北军驻北大营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父亲在和王旅长的谈话中，讲到当时日本关东军一再以演习为名不断制造挑衅事件的严峻形势，希望王以哲旅长告诫全旅官兵尽快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不要给日本关东军任何空隙。王以哲旅长听了父亲和张希尧的谈话，面有所难地摇了摇头，他身不由己地立刻拿出了蒋介石南京政府发来的‘遇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的命令让他们看。”父亲和张希尧看过之后，十分激愤的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父亲还劝王旅长说：“一旦日寇开了火，你如果敢率领全旅官兵抵抗，只要坚持三天的时间，我们马上组织义勇军支援你，在群众方面发动二三万人抗日是不成问题的。”
1948年11月2日夜晚，车向忱就率领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的干部，在沈阳开始了接收工作。面对着日本统治了14年，国民党又盘踞了3年之久的沈阳，在教育方面是一个烂摊子。本着东北行政委员会“全盘包下来”，然后再“清理、整顿、改造”的方针，将包括中山中学、青年辅导班、五个“流亡”中学的总共6000多名师生员工，在教育部派出的20名干部的参与下，临时组成了一个东北中学（分为6所中学），车向忱自兼校长。后来关于如何处理东北中学的问题，教育部曾召开会议进行讨论。车向忱在听了大家的意见后说：“我们曾说过，学生要有书读，教师要有书教。”不久教育部经过研究就决定了，要在东北中学的基础上，成立东北实验学校，做为中学、师范、干部学校的实验，由教育部直接领导，并决定车向忱兼任校长。
抗战胜利后，车向忱先后担任嫩江省参议会议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联合中学校长。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后任委员和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兼任哈尔滨大学（今吉林大学前身）校长。1946年10月车向忱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工作需要，他的党员身份始终没有公开。东北人民政府成立后任教育部部长。
旧居往事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不久，东北人民政府由哈尔滨迁到沈阳办公，车向忱同志也随着政府的搬迁，全家迁居到沈阳。车向忱在沈阳解放初期的旧居，现在已经成为沈阳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车向忱的这处旧居，坐落在沈阳市和平区南三马路16号，东靠同泽街，这是一座日本建筑风格的住宅楼，坐北朝南，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雨，修缮后还保持原貌。小楼的周围有院墙，在邻街的墙上，镶嵌着一方黑色牌匾，上面刻有闪光的金字：“车向忱旧居，沈阳市人民政府2008年10月27日公布，沈阳市文物局立”。
车向忱旧居，建于1923年，原来是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职员住宅。建筑面积264平方米，绿瓦坡顶，水泥罩面外涂黄色，石基底座，上下两层。在一楼椭圆型的房门上有“人字形”水泥瓦顶门楼，在房门前有两级石铺台阶，台阶的两侧有耸立的方形石柱。在一楼门楼的正上方，是二楼建有花格栏杆的宽敞的阳台，阳台后是三座椭圆型和一座方型的玻璃窗。在另外三面的一楼和二楼都有宽敞明亮的玻璃窗。楼上和楼下共有8个房间，包括卧室、书房、办公间、厨房、卫生间和锅炉房等。在前院靠近铁栏杆大门的东侧有两株松树，西侧有一棵高大挺拔的老槐树。旧居的西邻是新建的沈阳铁路图书馆。
沈阳解放不久，车向忱同志在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人民政府）工作时，由有关部门安排车向忱一家和警卫员、通讯员、厨师居住在这里。从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到1950年年初，车向忱一家都在此居住。后来，车向忱又先后迁居到省政府大院东新村和沈河区四经街两处住宅。
在写这篇文章不久前，笔者访问了车向忱先生的儿子、上世纪五十年代高中毕业于东北实验学校，九十年代于沈阳师范大学退休的车树实教授。车教授说起了他父亲在这座旧居的一些往事。车树实说：那是1949年1月28日，我离开吉林东北大学文化补习班，乘火车来到刚刚解放两个多月的沈阳。当时天色已是黄昏，我在附近派出所一位民警同志的帮助下，找到了父亲和母亲等人居住的这座小楼。我站在门口等候，一辆黑色的轿车开到门口。车门开了，走下车的原来就是我的爸爸。父亲见到了我，很高兴。他拉着我的手，叫开了门，向着小楼里走去。一边走，他一边问我学校的情况。进楼之后，见到家里的两个弟弟等人。爸爸叫我同他一起上楼，边走边说：“组织上送我一本《毛泽东选集》，准备送给你。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要好好学习。”这本凝聚着我们父子两代人对毛主席深厚感情的书，我和全家人都把它做为“传家宝”珍藏着。
车树实还讲述了一件发生在这所旧居的事。那是某年春节的前后，原东北军第七旅的参谋长赵镇藩（沈阳解放时任国民党53军副军长，改名为赵国屏，率部投诚），前来旧居看望我的父亲。从他称呼老师的口吻上得知，他曾经是我父亲的学生。他和我父亲从当年的“九一八”前的事情说起，那天他和父亲谈了很长时间。后来我才知道：赵镇藩就是原东北军驻在北大营第七旅的参谋长，他曾在上级“不抵抗”的命令下，组织第七旅官兵被迫应战，打响了北大营保卫战，并指挥部队撤出北大营的人。
那一天，父亲还和他回忆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前夕，日军经常以演习为名，不断在沈阳城郊和北大营周围制造挑衅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父亲车向忱与张希尧来到北大营，面见他的老朋友、东北军驻北大营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父亲在和王旅长的谈话中，讲到当时日本关东军一再以演习为名不断制造挑衅事件的严峻形势，希望王以哲旅长告诫全旅官兵尽快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不要给日本关东军任何空隙。王以哲旅长听了父亲和张希尧的谈话，面有所难地摇了摇头，他身不由己地立刻拿出了蒋介石南京政府发来的‘遇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的命令让他们看。”父亲和张希尧看过之后，十分激愤的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父亲还劝王旅长说：“一旦日寇开了火，你如果敢率领全旅官兵抵抗，只要坚持三天的时间，我们马上组织义勇军支援你，在群众方面发动二三万人抗日是不成问题的。”
1948年11月2日夜晚，车向忱就率领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的干部，在沈阳开始了接收工作。面对着日本统治了14年，国民党又盘踞了3年之久的沈阳，在教育方面是一个烂摊子。本着东北行政委员会“全盘包下来”，然后再“清理、整顿、改造”的方针，将包括中山中学、青年辅导班、五个“流亡”中学的总共6000多名师生员工，在教育部派出的20名干部的参与下，临时组成了一个东北中学（分为6所中学），车向忱自兼校长。后来关于如何处理东北中学的问题，教育部曾召开会议进行讨论。车向忱在听了大家的意见后说：“我们曾说过，学生要有书读，教师要有书教。”不久教育部经过研究就决定了，要在东北中学的基础上，成立东北实验学校，做为中学、师范、干部学校的实验，由教育部直接领导，并决定车向忱兼任校长。
（责任编辑：戴海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