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莼：一个非广西籍的广西人
一、学者型的革命家
杨东莼名岂匏，又号人杞。1900年4月出生于湖南醴陵县。1918年在长沙长郡中学毕业,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读书,即参加了当年的“五四”运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参与北京大学李大钊、邓中夏领导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进行传播马列主义的工作。20年代初期参加工人运动,任职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从事铁路工人运动。1923年在长沙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长郡中学教务主任兼《国民日报》编辑,参加革命斗争。1926年任湖南省总工会宣传部长兼工人日报社社长,是湖南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到日本东京研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事翻译工作,出版了不少译著,宣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1930年回国，和党组织接上关系，投入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0年起，先后任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校长、香港达穗学院代理院长、广西大学校长、华中师范学院院长。并在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鸣圣学院、华西大学、厦门大学执教。杨长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作为“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的代表，去广西南宁说服桂系实力派团结一致，共同抗日。1937年，任湖南省高级参议，团结省会国民党党、政、军和文化界人士，坚持抗日战争。1939年，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吸收大批进步学者授课，培训数以千计的广西地方干部。1949年，任香港《大公报》顾问，1949年在香港团结新闻工作者,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内战政策作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先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任民进第四届中央常委兼秘书长、第五届中央常务副主席,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任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做了大量工作。还参与全国政协主持的《文史资料选辑》和《辛亥革命回忆录》的组稿、撰写和编辑工作。
杨东莼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教授、学者。从20年代初开始,半个世纪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传播、宣传和研究工作。他勤奋写作,译著有《费尔巴哈论》、《古代社会》、《狄慈根哲学著作选》,著作有《中国学术史讲话》、《中国文化史大纲》、《高中中国史教科书》、《何物自由主义》等,还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新闻作品。
1979年9月，杨东莼病逝于北京。
杨东莼不是广西人，但其事业，其革命生涯却和广西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一生四次入桂，为广西的革命事业，教育和文化事业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出任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首任校长
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雄心勃勃，想把广西建设成一个强大的“模范省”，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口号，与蒋介石争天下。为此积极延揽人才来广西，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培养本省的骨干力量，于1932年在桂林良丰西林公园开办了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这是中国最早的师范专科学校之一。是广西师范高等教育的开端。我国著名教育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杨东莼应广西省政府之邀担任首任校长。
杨东莼在师专第一届学生开学暨校长就职典礼上指出：“师专是对现有的学校或过去的师范学校革命而产生的--这便是创办师专的特殊意义。”这年他仅32岁。
为了把师专办成一所新型的师范学校,造就一批适合于改造农村经济和政府的人才,杨东莼首先在课程的设置上,除一般专业学科外,增设了社会进化史、政治经济学、农村经济、哲学概论、自然辩证法、政治学、文学概论、世界形势等。他很重视学习社会科学,使学生通过学习,认识社会变革的道理,了解当前革命形势与前途,从而解决青年的革命人生观问题。在学习方法上,他强调“自由研究”,采取课堂讲课与学生自学和小组讨论相结合的办法,还辅以必要的社会调查。如学农村经济一课,结合开展广西农村经济调查,由于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学生学得活泼生动,学习效果也好。无论在生活上和思想上,他都强调“集体生活”,重视团体训练,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
杨东莼是一个人从上海来到广西师专的,为了把师专办好,他电邀朱笃一(朱克靖)和王伯达前来任教。朱是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的党代表,是有名的共产党员,到师专后担任教务主任,教《世界大势》,王伯达则教《社会发展史》。稍后,他又聘来了曾经参加过广州起义的朝鲜人金奎光讲《教育概论》。1933年又聘来了经济学家薛暮桥讲《中国农村经济》,杜敬斋教《政治经济学》,彭仲文教哲学,廖庶谦教《自然辩证法》。这都是一些共产党人。
当时这些课程,都没有统一的教材,由任课教师编写讲义讲授。有些教师采用一些名著作为教本进行讲授,如《教育概论》,取材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政治经济学》以苏联拉比托斯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为蓝本,结合马克思的《资本论》作通俗的讲授;《社会发展史》以邓初民的《社会进化史纲》为基本教材,讲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世界大势》主要讲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种种矛盾,使学生认识到帝国主义的腐朽、没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可避免;《中国农村经济》着重讲地主阶级和高利贷剥削,帝国主义的侵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民生活的困苦等。杨校长自己讲的《伦理学》则着重讲唯物辩证法。
此外,学校还买了一大批图书,当时国内出版的进步书刊,凡是能买到的都买来了,而且很多复本,供学生自由阅读。这样有领导、有计划地在青年中传播马列主义,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高等学校中是绝无仅有的,使广西师专成了一个“小小的革命据点”(薛暮桥语),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和进步知识分子,为广西的教育和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三、代表“救国会”入桂“共商国是”
1934年4月，情况变化，杨东莼离开师专回到上海,1935年恢复了中共党组织关系,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5月, 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牵头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会”,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杨东莼经党的同意,参加了“救国会”。
1936年6月1日，广东陈济棠联合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以“北上抗日”为名,举兵反蒋,史称“两广事变”,又称“六一运动”。南京当局采用分化手段,先解决广东问题,把广西孤立起来,但李宗仁、白崇禧坚持反蒋,并以联合各党派团体抗日为号召,一面争取李济深、蔡廷锴的支持,一面电邀“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入桂“共商国是”。“救国会”经过研究,认为沈老入桂不宜,而杨东莼与桂系有过历史关系,便于开展工作,遂决定派杨东莼代表“救国会”到广西走一趟,作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
李、白为什么要电邀当时在政坛上具有崇高声望的“救国会”领导沈钧儒来广西？无非是：一、想借“救国会”以自重,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二、他们知道“救国会”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想从“救国会”方面得知中共对时局的态度。
杨东莼经香港到南宁,了解到李、白的动向：李、白抗日固然是假的,即使反蒋也反得不彻底,只要蒋的银子一到手,问题也就解决了。而李济深、蔡廷锴等人,当时则力主“开府”（即建立新的抗日政府),与南京政府决裂。李、白邀救国会沈老来,不过是想增加自己与蒋讨价还价的资本而已。
杨东莼摸清情况后,会见了李、白、黄(旭初)。杨联系当时国内形势,把“救国会”对时局的主张,也就是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了清楚而透彻地说明。同时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及其发展的前途,认为蒋桂交战,只对日军有利。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应该变“反蒋抗日”为“迫蒋抗日”、“促蒋抗日”、“联蒋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随后,杨东莼在广西各党派和各方面代表人士的联席会议上,针对“开府”问题的争论,杨东莼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详细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希望与会诸君能变“反蒋抗日”为“迫蒋抗日”、“促蒋抗日”、“联蒋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始为上策。杨东莼的发言,无异于“舌战群儒”,与会者都默默无语,不再争论了。
杨东莼的广西之行,终于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李、白、黄和广西各方面的人士所接受。同时他也给李、白、黄以极其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眼里,杨东莼不仅是才高学广,而且在政治上非常敏锐,见解深邃,是一个活动能力极强的人。
1936年12月13日,西安事变第二天，杨东莼再次见到李、白。李、白很想听听杨东莼对时局的看法。杨说:“中国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货真价实的,西安事变的结果,还是由这个统一战线来决定。”后来，西安事变的结果,果真不出杨东莼的预料。由此,李、白对杨东莼更钦佩了。
四、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
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是桂系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影响下和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条件下，为了防止蒋系势力侵入广西地盘的需要而建立的。干校于1939年1月开始筹备,同年3月正式开学,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通过李任仁推荐，派杨东莼出任该校教育长。校长名义上由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兼任。根据事前商定,有关日常校务、训练计划以及人事的聘用,由教育长全权处理。杨东莼实际上掌握了干校的领导权。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和广西地下党还派了40多名共产党员到干校工作。由于杨东莼的主持,干校实际上是广西师专的进一步发展,干校的指导员有很大一部分是广西师专的学生, 广西师专的一些成功经验和优良传统在干校得到继续发扬。杨东莼在广西师专时已经与党失去联系,故广西师专的前期还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而杨东莼在干校的时候已经恢复了组织关系,在指导员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在学员中发展了党员,且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由于干校参照了延安“抗大”的经验, 还在“自由研究”的名义下，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社会科学课程。使该校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内一所新型的干部学校,被誉为“南方抗大”。
干校自1939年初到1940年底,共办了四期,培养干部1400多名。师生中绝大多数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桂林文化城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全面抗战、全民族抗战、持久抗战，开展抗日文化运动、抗日文艺运动的中坚和基层骨干力量。广西地干校成为党在桂林文化城重要的宣传阵地。
五、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广西大学校长
建国后，杨东莼选择到广西大学工作。1949年11月22日桂林解放时，西大‘有文、法商、理工、农四个学院。1949年12月16日，军管会接管广西大学。1950年2月底，杨东莼和张云逸同志一道由北京回到桂林。3月2日，杨东莼在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张云逸的陪同下，来到广西大学就职视事。
自1950年3月至1953年底，杨东莼在广西大学校长任内，先后进行接收、改革教学、调整院系，以及对全校师生员工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等，做了大量的工作。1953年夏,教育部决定在全国进行院系调整,撤消“西大”，他奉调武汉任华中师范学院第一任院长。
（责任编辑：戴海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