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成立前赵朴初与党的合作
赵朴初1907年生于一个封建大家族，在家乡安徽省太湖县寺前河接受了启蒙教育。14岁时，赵朴初母亲陈仲碹接受义姐关静之的建议，将赵朴初送到上海求学。1922年。赵朴初插班考入东吴大学附中，第二年考入高中。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赵朴初和同学们也加入到游行大军，组织募捐，支持工人运动，抗议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在这段经历里，年轻的赵朴初亲眼目睹了在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下中华民族备受欺凌，在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下广大农民蒙受苦难，从而立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
赵朴初与中国共产党的因缘是从同学梅达君开始的。梅达君，1908年生，安徽宣城人。他们一起上东吴大学附中，一起考入东吴大学。梅达君思想进步，在学校读书期间，就与中国共产党有所接触，对党有较多的了解。他经常向赵朴初讲党的故事，还给赵朴初看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等。共产党救国救民的思想，赵朴初是非常赞同的。他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七君子事件”的发生，给赵朴初以很大的震动。赵朴初十分敬重沈钧儒先生，过去只知道他是一个佛教徒，面对日本侵略，他才发现沈先生更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有一句话对赵朴初影响非常大，那就是“主张坚决，态度平和”，也成为赵朴初后来的行动写照。这个时候，对比那个“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政府，使赵朴初对坚决主张抗日救国的中国共产党入敬重有加。
1937年“七七”事变后，形势越来越紧张，上海官民合办了一个“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地点设在仁济堂，赵朴初时任常务委员，驻会办公。中共江苏省委对难民工作也十分重视，成立了“难民工作党委”，简称“难委”，成员有黄浩、汤镛、朱启銮、周克等人。每个收容所里都有党组织，放手发动难民参加抗日工作。赵朴初想集中青壮年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和军事训练，得到“慈联会”的批准，在共产党员焦明等人的帮助下，第一批300名青壮年补充到正与日军浴血奋战的第三十六师。并立即投入战斗。淞沪抗战期间，他们先后组织数批青壮年难民上了前线。后来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如曹荻秋、刘述周、陈国栋、韩念龙、杨堤等人，都曾在难民收容所得到过赵朴初的掩护和救助。
1938年，江苏省委指示朱启銮、周克等人。争取把难民中的积极分子输送到新四军队伍。赵朴初以“慈联会”的名义，向租界当局提出，让难民到后方垦荒，减轻租界的压力。租界当局对疏散难民也表示赞成，还答应出路费、发衣服、开通行证。由于安排周密。第一批700多名青壮年难民。其中有共产党员40多人，顺利地送到新四军总部。此后，他们又以零星的形式，每次送一、二百人，也顺利地到达新四军军部。累计起来，两年间输送出去三千人左右。此外，还输送了批积极分子到工厂和农村，以后也都成为了革命的种子。
在抗日的烽火中，在与共产党人的合作中，大家配合得非常默契。党要做什么，赵朴初在做，赵朴初做的，也是党所需要的。1940年后。关纲之将净业难民收容所遗留的难童和国际救济会移交的难童共百余人，成立了上海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院址设在觉园内。
净业教养院以教养孤儿、帮助学生自立为宗旨，兼授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教养院规模不大，挂的是佛教慈善事业的牌子，有利于革命工作的开展。党通过赵朴初的关系。将遇到风险的地下党员、革命同志，如段力佩、计淑人、马崇儒、万流一等送到教养院来工作。实际上是隐蔽起来。有些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必要时也来院隐蔽，如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就将方南君等一批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新四军小战士送到了教养院，受到赵朴初的特别照顾。师生们在教养院奠定了坚实的进步思想基础。不少人就是在教养院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王成根、程莲华等人。
抗战胜利后，在地下党员马崇儒等人的帮助下。教养院迁至大场宝华寺，更名少年村，设立董事会，赵朴初任村长。经费主要靠赵朴初和董事们想法筹集，也得到过宋庆龄和他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和国际战灾儿童义养会的资助。少年村的教师也多是赵朴初介绍进来的。多数是思想较为进步的青年，也有中共地下党员。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们一面教书，一面进行革命活动。少年村从1945年创办到1946年停办，共教养儿童3200余名，他们都成为新中国建设之材。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推行内战、独裁、卖国的反动政策。1945年12月30日，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徐伯听、赵朴初、严景耀和雷洁琼等26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张和平、民主和统一，反对国民党的内战阴谋。
（责任编辑：戴海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