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才知道，以前读过的《欧也妮·葛朗台》《艺术哲学》等名著也都来自傅雷先生的译笔。如此说来，对我个人人生观的确立和成长、对我文学修养的提升起到过重要作用的几本书竟都与傅雷有关。而傅雷却早于1966年9月3日即已与夫人携手弃世远去。真的是应了那句老话：书比人长寿！人的肉身早已不存于世，而他的精神、他的灵魂、他的思想却一直萦绕在我们身畔，滋养我们，浸润我们，让我们身心愉悦，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让一个个懵懂小子学会了更好地做人，更好地立世。而那个思想和精神的泉源却早已如逐日的夸父一般，气尽而绝倒地涅??驾鹤西去，能不令人哀哉痛哉扼腕叹息唏嘘无已乎？！

　　身在文坛，总听人讲起，就像已然成为文学掌故似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拿国家工资的只有一位作家，那就是巴金，巴金一生都靠稿费生活，晚年还将积攒的十几万元稿费捐赠给国家用于建设中国现代文学馆。后来又听到了这样的议论，说是此言不确，因为巴老虽然不曾拿过国家工资，但却享受过国家提供的诸多福利和待遇。这大概是属于挑刺挑理的说辞了。现在，我又得知，傅雷一辈子都是依靠翻译稿费生活，没有工资，没有公职，甚至没有单位！在他的履历上，只有解放前在"上海美专"教书2年和在南京古物保管委员会、昆明国立艺专和《新语》半月刊等有过几个月的任职，基本上依靠变卖家传土地等生活。解放后，他的生活全都仰赖稿费收入。他虽曾于1952年担任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1957年还出任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但均非编制内工作人员，非在编职工，在单位里连份档案都没有，--他的档案是存在街道的。因此到头来，他还是没有单位的人，也是无处领取工资福利的人。他的稿费收入开始时还可以维持小康乃至更高一些水平的生活，而到了1958年被打成右派以后，译作不让出版，断了稿费收入的傅雷几乎也就断了生活的经济来源。到1960年代以后，失眠、腰椎骨质增生、三叉神经痛、关节炎、白内障等病患不断困绕，长子傅聪从波兰被迫"出走"英国，傅雷可谓是身心交疲，翻译进度已大不如前，即想维持平常生活都很难。乃至于如此自尊的一位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向至死犹称为"叛徒"的儿子傅聪求助，索取一些食物和其他的援助。他甚至还要向组织上伸手--可以想象，这样的张口对于他该是多么的不易，而他也只是向他从人格上信任的人、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石西民张口。万万没想到，石西民也很快即被打倒，傅雷的窘迫始终无法舒解。到他自杀时，他在经济上几乎已濒于"破产"--房子和一些家具是租来的，所有的钱财仅够维持一年的生活所需！看来，知识分子在精神和思想上要求得自由、求得独立，恐怕首先必须面对并解决经济、财务上的自由和独立，必须要有良好的物质保障。

　　巴金生前曾经说过，他敬佩在文革中自杀的老舍和傅雷，认为他们都是有骨气的知识分子。的确，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有自杀的勇气和胆量，也不是所有的自杀都与尊严和人格密切相关。死是容易的，死却并不简单。按说，傅雷虽出生地主，并曾于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但在1961年10月他已经被摘帽。政治身份似乎并不是导致他自杀的直接原因，至少不是惟一的原因。傅聪的出走、生活的窘迫带给了他相当大的打击和压力，但归根结底，傅雷自杀最根本的或最直接的原因，可能还是他感觉自己的尊严受到了轻侮，自己的人格受到了践踏，蒙受了如此羞辱而且无法洗雪：一群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本是为寻找他们钢琴系主任的反革命罪状而来抄傅雷的家，孰料竟抄出傅雷的"反革命证据"--一面背面嵌有蒋介石照片的破镜子、一本有宋美龄画像的旧杂志。这两样旧物本是亲戚寄存他家，但他不愿牵累亲戚，始终不肯说出真相，只说是别人寄存的。于是，他受到了"革命小将"残酷的批斗，人格受侮辱，尊严被践踏。这在如此清高、一直闭门译书、几乎与世无争的傅雷看来，无疑是任如何也无法接受或容忍的。于是，他觉得自己已没法再在世上苟存，他选择了从容的死：在与妻子认真合计之后，写好了遗书，对后事作了仔细的交代和安排，而后坦然赴死，英勇就义，以死抗争。

　　今天回头来读傅雷，来看傅雷，这的确是一位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文学翻译家、作家、文艺评论家。为了精进自己的译艺，他深居简出，几乎谢绝了一切的公务、事务和杂务。他放弃了单位、工资、公费医疗、福利等一切生活保障，几至孤注一掷，将时间、精力和心思全部倾注在翻译上，依靠翻译生活，依赖翻译安身立命，的的确确是把自己的一生、自己的所有都献给了翻译事业。他秉持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样的座右铭，推崇"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为达此目标，他对过去的译作不断地挑剔，不停地推倒重来，重新翻译修改，即使是像《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100多万字厚重的巨著，当年翻译已费时3年，解放后他竟花费两年工夫重译！他对别人的艺术创作既有很高的独到的评价，也有不少尖锐的直率的批评。而不管别人如何推崇、肯定他的译作，他自己却是始终都不满意的，始终都要求精益求精。因此，他确是一位在艺术上以身作则、以身垂范的大家。

　　傅雷1946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是民进的创始人之一，但1950年他却宣布退出民进，因为在他看来，民进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所以，终傅雷之一生，他是一位无党派人士，他与世无争，独善己身，潜心艺术，但在文革那样一个颠倒黑白的年代，知识分子这样独立的追求却根本无法实现。他在自己微小的一隅，顽强地做着自己的翻译，耐心培育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在长子成为"叛徒"之后，又永葆父爱、耐心和苦口婆心，在纸上同孩子交流做人的道理、做人的准则，要他爱国、爱生活、爱艺术、爱自己，胸怀广大，放眼世界。言辞由衷，言辞动人，言辞发自肺腑，倾情于自己至爱的孩子。而或许正因为作家内心积蓄着太多、太深、太厚的爱和痛，因此下笔时始终如此从容真切，情感如此饱满丰沛，文字如此平易生动，毋庸置疑地最终要成为古今中外家书的典范、家教的经典。

　 　陈忠实说，作家要努力写出一部死后可以给自己当砖头的书。《傅雷家书》就具有这样的分量。一部《傅雷家书》，影响了多少中国人。可以说，有中国人处，皆知《傅雷家书》，皆读《傅雷家书》。一部书而能有如此巨大的社会价值、社会影响，傅雷的一生应当说是很值得的了。而他还有那么多的译著，许多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著名译。这些，无论成就了哪一桩，都足以让作者或译者青史留名，而傅雷竟成就了那么多桩功业！古人说，人生有三大成就可以留传后世：立功、立德、立言。傅雷的一生，无论哪一方面都是硬铮铮、卓越而杰出的，他的人格力量、他的精神命脉一直在你我、在我们一代代的读者身上流淌、延续。这，大概是我们可以略微告慰于这位前贤的地方吧。

（责任编辑：戴海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