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给当时川北岸新安小学题词，有两句名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作为陶行知学生的董纯才，这两句更是他一生的行为准则。董纯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副校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国民教育科副科长，西北局宣传部国民教育科科长，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党组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历任中央教育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提案审查委员会副主任、教育组组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临时党组书记，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等职。董纯才的一生，被人们称为革命教育家的一生。
　　
　　　　　　　　　　　　　　　　　　死而后已的品格
　　
　　董纯才是黄石市人， 1905年3月5日出生于黄石西塞山区道士袱镇。1927年在上海光华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到南京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具体负责教务工作，他积极参与陶行知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改革实验活动。从此，他与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研究、探寻和实验教育科学规律，为创建符合中国实际的教育制度与体系，六十余年如一日，历尽艰难，呕心沥血，无私奉献，勤奋工作，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逝世的时候，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平同志在写给他夫人蒋端芳的慰问信中说：“纯才同志从事党的教育事业，兢兢业业，廉洁奉公，为我国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纯才同志生前留下遗嘱，去世后丧事从简，遗体捐助献医疗单位，作为最后的贡献，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格，令人钦佩。”这不仅是宋平同志个人对他的赞誉，同时也是代表党中央对董纯才同志的高度评价。上海教育界知名人士吕型伟在《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悼念文章中还这样写道：“新中国成立以后，担任过我国普通教育战线的领导人不少。然而像董纯才同志那样，影响之大，时间之长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为教育走上“正规化”
　　
　　新中国建立初期，贫穷落后的中国，一切都是衰败不堪，百废待兴，当时国家的教育事业同样如此。董纯才同志1953年就任中央教育部常务副部长后，感到落后的教育现状，赶不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问题很严重，于是他迅速研究措施，采取对策，开展教育工作，为创建和发展新中国的普通教育和师范教育事业，为使教育发展、完善、走上“正规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才智。
　　
　　首先，他特别重视基础教育以人为本，为培养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人才而努力。1954年8月，他在《人民教育》发表文章，明确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坚持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因此，在他主持教育工作期间，确定教育方针，制定教育计划，安排教学内容，采用教学方法，都要从培养人这个总的目标任务出发，制定教育政策和措施，完善教育制度，为建立起新中国教育的新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非常重视中小学教材和师资两项基本建设。董纯才同志知识渊博，教育经验丰富，懂得教育科学规律，所以他在主持教育工作期间，始终把这两项工作作为教育工作的大事、重点业抓。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延安同徐特立同志一起负责和从事教育工作时，就亲自编写过小学教材和农民识字课本；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东北解放区负责教育工作时，一边组织翻译、借鉴苏联中小学教科书，同时还根据国情实际需要，亲自主持和参与编写中小学课本。他的这些工作，为以后的中小学教材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关怀下，董纯才同志雷厉风行，大力推进中小学教材建设，抽调大批干部和专家充实加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工作队伍，积极组织教材的编写工作。并且很快使教学计划、教育内容、课程设置、教学秩序逐步走上正轨。
　　
　　师资建设是整个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它直接关系到基础教育事业人才的培养和教育质量的提高。董纯才同志面对建国初期，教师数量非常不足，教育思想很陈旧，文化素质普遍不高，不适应新中国教育事业迅速发展需要的现状，立即组织力量创办了第一所中央教育行政学院，并亲自任院长，为教育行政干部和教师的政治思想和业务素质的提高，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为新中国教育的干训和师训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示范。
　　
　　　　　　　　　　　　　　　　　　倡导“科学下嫁运动”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同时也是一门重要科学，不研究教育科学，不懂教育科学，不遵循教育科学规律，就会妨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董纯才同志通过自己长期教育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实践，深知研究教育科学的重要性。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协助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创办“自然学园”，积极开展“科学下嫁运动”（即要把科学下嫁给工农大众），在当时工作和生活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同高士其、丁柱一起编写《儿童科学丛书》10多种，同时还自己翻译了许多世界科学名著，自己创作儿童科普作品，达200多万字。由于他在科普事业上的卓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推选为全国科普创作协会的理事长，领导和推动全国科普读物创作活动的蓬勃开展。
　　
　　1956年，国家首次筹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并于1960年正式成立。教科所成立不久，就草拟了中学50条和小学40条的科研课题任务，董纯才同志在工作繁忙中，总是抽出时间，亲自主持和参与这项重要课题的研讨活动。当时草拟中学和小学的有关两个条例，主要目的是为了纠正当时“左”的思想对教育的不良影响。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进行拨乱反正，董纯才同志以热爱科学、关心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高度责任感，于1978年，又向中央建议，经国务院批准，才重建中央教科所，并在古稀之年，亲自担任所长。在他的带领和重视下，全国教育战线重视教育科研的学风普遍兴起，全国各地的教育科研机构相继成立，一个具有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特色的教育科研体系得到逐步完善和形成。
　　
　　董纯才同志重视教育科研，他所编著的《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一书，就是他在这期间进行教育科研成果的结晶。在这期间，他同时还主编出版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虽然当时身体不好，仍带病坚持亲自审稿、改稿。
　　
　　　　　　　　　　　　　　　　　　重视教育改革实验
　　
　　开展教育科研工作，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进行调研和实验，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1982年至1986年，他不顾年高体弱，先后带领全国政协教育组、民进中央和全国教育工作联合调查组，深入到上海、宁波、杭州、常州、南京、成都、重庆、武汉以及黄石等城市进行教育改革调查，每到一处，他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亲自调查、座谈、听课、走访、做笔记。通过多次的调研后，才向中央写出调查报告和建议，为国家教委制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针政策，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依据。董纯才同志还非常重视教育改革的实验，对东北辽宁进行的“五、四、三”学制改革和农村教育为农村当地经济服务的实验，他多次视察指导，并把自己多年积蓄的一万元人民币捐赠给实验学校，支持学校教改实验工作。
　　
　　在他因年迈体弱多病辞去所长职务以后，仍然心系教育，念念不忘老革命根据地的这段重要的教育历史，他以满腔的工作热情，不畏艰辛亲自组织编写了《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这是一项任务艰巨而又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在他锲而不舍的工作精神鼓舞下，编辑人员克服许多困难，终于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在编写过程中，收集整理教育文献资料上亿字，各根据地编写教育史达数百万字，最后编完全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近百万字。对这样一项艰巨的史志工作，他也是亲自参加审稿、改稿，直到他生命停止呼吸的前三天，还亲自写信给有关编辑人员，提出指导意见和殷殷嘱托。这充分体现了一位共产党人，一位著名人民教育家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德。
　　
　　　　　　　　　　　　　　　　　　　　　　德高垂范
　　
　　1981年，董纯才应日本友人的邀请，率团出访，要求全体代表团成员一定要严格保持人格和国格。归国时，即使是带回友人赠送的书籍、礼品，他都要集中起来，设展览室，作为长期保管和供展览，一件也不准占为己有。再如1986年5月，他受国家教委的委托，带领教育联合调查组，到黄石市进行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调查。黄石是董纯才同志的故乡，他自15岁离家赴上海求学之后，60多年没有踏上故乡这片热土。当他看到故乡“旧貌换新颜”的巨变，心情激动不已，当即赋诗《西塞山》，诗中赞美道：“西塞山头秀，桃花洞底幽。牡丹飘粉彩，修竹翠云稠。江面千帆过，堤边百柳柔。沧桑逐巨变，黄石立中流。”充分表达了他对故乡的赤子情怀。在黄石开展调研工作期间，董纯才因年老体弱，劳累过度，引起了心脏病复发。然而当病情稍有好转后，他想到的仍然是工作，想到的是“不给故乡添麻烦”。他要求身边工作人员继续进行教改调研，不要为他分散精力，同时还谢绝黄石市政府、市政协、市教委有关人员的轮流看护。当调研工作结束要离开黄石时，黄石大理石厂为了表达他对厂矿企业教育考察关心的感激之情，特赠送他一块大理石桌面，他当即很严肃地说：“我从四川到武汉，沿途没有收人家一件礼品，决不能破这个例，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请完璧归赵”。后来，他在北京病逝临终前，还留下遗嘱，要求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将遗体捐送协和医院或中国医科大学解剖，作为对祖国最后的奉献。董纯才同志的一生，真正做到了把一切献给了党，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的教育事业，充分体现了他一生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以人民的教育事业为重的崇高的品质和高尚情操。

 

（责任编辑：戴海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