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被誉为“国宝”的当代教育家、著名特级教师霍懋征安详地走了。她1921年9月生于山东济南一个教师家庭，194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时，这位大学高材生放弃留校机会，毅然选择了小学教师的岗位，一教就是60年。1956年，35岁的她被评为共和国首批特级教师，被周恩来总理称为“国宝”。她的小学语文教学经验在全国各地推广，人们把她和南京的斯霞并称为“南斯北霍”。学生们这样评价她：为了教育事业她倾注了毕生心血和全部的爱。她以自己的人品、师品、学品演绎了一位人民教师完美的一生。

　　1．温家宝总理来看望时，差点挤不进她的小屋

　　北京阜成门外白堆子，钓鱼台国宾馆北门附近一栋居民楼里，二层一套略显狭窄的居室，就是霍懋征老师的家。
　　
　　霍懋征，身材高大，腰板挺直，精神健旺。大概是因为一辈子教小孩儿吧，率直的性格和天真的童心始终没有离开这位老人。我们在沙发上落座。环顾四周，温总理和霍老师的合影摆在显眼的位置，还有几个镜框里是她和学生们的合影，照片上的学生有髫龄少年，也有鬓发灰白的中年人。谈话自然地回溯到去年教师节温总理的探望。霍懋征说，总理来之前，国务院秘书处的同志先来了一趟，“来看看我的房子。他们说你还有间大点的房子没有？我说对不起，我没有。”这些年来霍懋征当然有机会调换大一点的房子，但都被她婉拒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说在这里也住习惯了。”“9月5日那天，一开始总理都进不来屋，因为市里的领导们已经把屋子挤满了。”
　　
　　从当天的电视新闻中，人们看到了温家宝总理和霍懋征老师亲切交谈的一幕。那是一个教师家庭出身的总理，对一个毕生从教的老教师的敬慕。报纸上记载了温总理的一段话：“我对教师很有感情，我的爷爷、父亲、母亲都是教师。”温家宝深情地回忆说：“那时家里很小，夜里我睡醒了还看到他们在备课，我很敬重教师这个职业。”
　　
　　霍懋征很有感触地说，这一辈子自己真的挺幸福：1949年作为教师代表到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亲耳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看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当时解放军列队通过天安门，骑兵连好威风啊，有红马连、白马连……我那时就暗下决心，一定当一个新中国的好老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她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周总理在接见时称她为“我们的国宝”。

　　2．大学高材生执意教小学

　　霍懋征的母亲是个中学教师，在山东济南一所中学里教音乐。幼小的霍懋征目睹母亲对学生的种种关爱和学生们对母亲的敬爱，那份师生之情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父亲出国留学，母亲独自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作为大女儿，霍懋征很小就帮妈妈分担家务，照顾弟、妹。十一二岁她就自己做饭、收拾屋子、买菜，照顾弟弟妹妹。“家里的生活只能勉强维持，我有个窍门，买菜花一块钱，我说八毛，好让妈妈高兴。”让妈妈高兴的还有，霍懋征从小学习就好。
　　
　　1943年，作为北师大数学系的高材生，霍懋征面临毕业的抉择。“学校让我留校教书，我说不。我要求到小学任教。有人问我为什么大学毕业非要到小学？一个原因是我爱孩子。看到妈妈的学生跟妈妈之间那种情谊，他们给妈妈带来的快乐，我就想过，长大我也要当老师。另一个理由，我知道万丈高楼平地起，小学是打基础的，是启蒙教育，我觉得当小学老师最光荣。那个年代是‘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我在大学里成绩好，自己提出去小学，同学们都说我是傻子。”就这样，她来到了北京实验二小（当时叫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的子女许多都曾在这里读书），并一口气在这所学校工作了60年。
　　
　　20世纪50年代初她被借到教育部去编写语文教学大纲，审查教材。“4年后编完了，审完了，教育部要留我，但我还是坚持回学校。后来全国妇联调我去，我也没去。虽然我知道，按照党的教育方针教好每个学生，是很不容易的事，任务光荣而又艰巨。但是当孩子们成长起来，都能为国家做贡献时，你就是最幸福的人。”
　　
　　除了母亲和老伴，女儿赵萱退休前是北京156中学校长，现在是全国中学校长委员会常务理事。小女儿在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当老师，是师级干部，55岁还在任教。儿子原在师大女附中教化学，后来去了日本，现在从事日中贸易。赵萱的女儿在教育国际交流中心工作。算起来，一家四代人有9个从事教育。1991年这个教师之家当选为“全国优秀教育世家”。

　　3．“文革”时的重大打击

　　上世纪60年代，霍懋征接连遭受了两次人生重大打击。1962年的一天，她正在上课时，学校通知她22岁的二女儿病危。她不忍心把一个班的孩子丢下，继续把课讲完了。等下了课赶到医院时，女儿已经断了气。女儿临终前没能等到妈妈，只给她留下了一张字条：“亲爱的妈妈，我要活啊！”40多年过去了，孩子的身影至今时常在她眼前闪现。
　　
　　1966年“文革”中，霍懋征被打成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被关押，被监督劳动，一年零九个月不许回家。
　　
　　有一天，工宣队通知她可以回家看看，她还挺高兴，心想终于能看到孩子们了。那时15岁的女儿和13岁的儿子自己在家，没有大人照管。可一到家门口她就惊呆了：13岁的儿子躺在血泊中，已经死去。15岁的女儿在旁边吓傻了，屋子里被抄家者翻得乱七八糟。她听说儿子是在外面被红卫兵用三棱刮刀扎死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是什么人、为什么下这个毒手，难道是因为我保护老一辈革命家的孩子，得罪了什么人？当时有几个领袖、老帅的孩子是我的学生。‘文革’中他们的家长受到冲击，我总是尽可能地保护这些孩子。”
　　
　　她不顾一切地扑到儿子身上，号啕大哭：“赵鸣，妈妈对不起你啊！”没容她料理后事，工宣队的人又把她押回了被专政的地方。
　　
　　儿子死了，霍懋征悲痛之余，想的却是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那些思想畸形、行为扭曲的学生们。被批斗、被专政时，她没少挨学生的打骂。“好好的学生，运动一来完全变了样，张嘴就骂，抬手就打，这是教育的失败，教育的悲哀。”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该怎样教好这迷失的一代？这位数学系的高材生，此时暗暗做出一个决定：“如果有朝一日还能重返讲台，我一定改教语文。”“因为从古至今，语文教学重在育人，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恢复教课后她被分到丁字小学教语文，1978年又回到实验二小。当时组织上的意思是让她当校长，但她坚决不当，要回到一线站讲台教书。后来实在推不过当了个副校长，但仍兼一个班的语文课。
　　
　　“文以载道”，语文教学一定要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是霍懋征坚持多年的主张。1979年她参加全国23省市中学语文教学的一个会议，会是在长春吉林师大附中召开的。讨论会上的主流声音是：语文教学要加强“双基”（基础知识、基本能力）教育，不要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否则会两败俱伤。作为一名与会的小学教师，她大胆地向那些中学教师提出了反对意见：语文课必须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这不是外加的什么任务，而是文与道的统一。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上她的课，学生们迫不及待。多年前，霍懋征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16字的改革方针：“数量要多，速度要快，质量要高，负担要轻”。
　　
　　她不主张语文课留课外作业，而是靠课上精讲多练，合理组织教学，向课堂要质量。“教材上一个学期是24篇课文，我教学生95篇。自己选了很多课外材料。比如书上讲一篇寓言，我就另外准备几篇寓言，教一篇带多篇。讲一篇故事，我就选一组故事。”
　　
　　很多中年人都记得霍懋征当年的一个口号：“把课外时间还给孩子”。这也是她最大的教学特点。她从不占用学生的自习课时间，低年级不留作业，高年级作业一般也不超过半小时。别人用四五个课时教一课书，她用两三个课时完成，剩下的时间让学生大量阅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4．“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对“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老师”这个问题，霍懋征回答，首先就是要爱教育这个事业，爱你的学生，要相信每一个学生都是可以教好的。“很多教师只是把教师当作职业，觉得把课教好就行了，这是不够的。教师必须要想得多一点儿，要想到不管多调皮的孩子，他都会长大成才，会为祖国的明天贡献自己的力量。60年来我没丢下一个学生，全部成才了。我相信没有教不好的学生。”40多年前，霍懋征老师曾教过一位名叫永山的男孩。他是全校有名的“淘气包”牞只要他在班上，老师就无法上课；只要外宾来校参观，就得派专人看管。学校决定送小永山去工读学校，霍懋征对校长说：“把他交给我吧！他还要一辈子做人呢！”霍老师把小永山领回班里，认真分析这个孩子的长处，帮助他树立自信心。在霍老师的关心和感召下，小永山渐渐变了，上课不随便说话了，课下不胡闹了，学习也有了很大进步。2004年春节后的一天，霍懋征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娘啊，娘，我的亲娘啊，您答应我一声！我找了您十几年了。”霍懋征吓了一跳，说请问你贵姓啊。“我姓何。”“噢，是小永吧？”“是啊，我可找到您了！”
　　
　　原来何永山的工厂早年迁到外地，他回北京后因为霍老师搬了家，很久没有找到她。他说：“您是我的亲娘，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50多岁的何永山，已是个即将退休的技术员。第二天他就带着爱人孩子来看望霍懋征。“所以说，别以为学生才一年级你就不在意，转眼间他们就会长大成人。”
　　
　　几十年里，霍老师无论在哪个班当班主任，哪个班必然是团结友爱、和谐进取的先进班集体。毕业几十年后，学生们还会在霍老师家聚会，每个学生都能讲出霍老师真爱他们的故事。不少鬓发斑白的学生至今把霍老师比作自己的妈妈。

　　5．“人生七十古来稀，我骑上牦牛就十七”

　　霍懋征老师曾说：“我一生从教的体会牞就是六个字：光荣、艰巨、幸福。”1998年牞霍懋征老师从教学一线退了下来，但年逾古稀的她依然非常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平日里，她是个闲不住的人，到处去听课、讲课，经常到农村学校为老师们排忧解难，不辞辛苦地为青年教师培训教学业务，常常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培养了大批优秀青年教师。
　　
　　2003年，《霍懋征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研究》被列为“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这是教育部第一次为一个小学老师做重点课题。当时霍懋征说：“我现在全力以赴协助课题组做好这件事。我已经80多岁了，这个课题对我是个挑战。目前我正在准备对老师们搞培训，一个一个地教，事先要做细致的准备：什么样的课怎样上，什么样的学生怎样教，为什么我从教60年一个学生都没丢下，等等。我愿意把我的体会赶快告诉老师们，不能等待了。”
　　
　　祖国西部的老师和孩子们是霍老师心头的一种牵挂。为了支持西部教育发展，七八十岁时，她仍壮心不已，整天忙着为西部学校送教上门。她多次到西部地区为老师们传经送宝，介绍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交流教育教学经验牞传递最新的教改信息，宣传高尚的师德典范。她为农村孩子们编著了全国第一套农村小学语文教材，把多年积累的教育教学经验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西部人民。中央领导去看望她时，她指着墙上一张自己70多岁骑着牦牛去四川山区讲课的照片，自豪地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骑上牦牛就十七！”
　　
　　听到霍老师去世的消息，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动情地说：“霍老师虽然离开我们了，但真正的教育家不会死去。她的思想、精神，早已融入她的学生们的血液中，融入中国教育的长河里……”

 

（责任编辑：戴海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