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聚名流发起“民进会”

　　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王绍鏊在家中与好友们兴奋得举杯庆贺。谈起未来，他因对蒋介石早有了解，一开口便语惊四座：“蒋一旦还都，肯定还是要重演独裁那一套。”1945年冬天，“老太爷”张唯一撤离上海不久，地下党又一领导人张执一约王绍鏊谈话。他向组织汇报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认为要加紧展开民主运动。他的建议得到了张执一的肯定。实际上，那些天和王绍鏊在一起小酌的朋友，大多是进步人士。其中有三层关系：一是同住合群坊的邻居如张纪元、梅达君、赵朴初、林汉达等，因彼此住的近，差不多每晚都到19号张纪元家聚谈。另一层是潘子欣、曹洪翥、冯少山、谢仁冰等。他们的社会背景不同，有工商界人士，有文教界学者，有的还和帮会人员有交往，但都正直爱国，反对蒋介石和流氓恶势力。王绍鏊与他们常在北京西路广和居聚谈。再一层便是朱绍文、蔡禹门等沪上名医。王家世代习医，所以和这些老人交厚。他年轻时体弱，故长期练杨式太极拳和剑术，后来为了防身，他拄的手杖里就藏着一柄利剑。王绍鏊在这三个圈子里走动，当时聚谈的中心话题是胜利后先民主还是先“统一”。所谓先民主，就是各党各派共商国是；所谓先“统一”，就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王绍鏊说，如果是没有民主的“统一”，只能是蒋家独裁。他被推举起草了一份关于国家前途的《意见书》，以征求更多人士的意见。老友谢仁冰和马叙伦交厚，将《意见书》拿给马看。马读罢连声问：“谁人起草的？”谢答：“王绍鏊。”马即请谢邀王相见。两人一谈即合，于是在《意见书》上共同具名。马叙伦以北大名教授、五四运动支持人而享誉一时。同他常来往的有周建人、郑振铎、许广平、柯灵、李平心、傅雷等。这样，两股力量汇合起来，声势就更大了。他们一连在八仙桥青年会等处举行了几次联合座谈，并着手成立一个永久性组织。王绍鏊将这些情况都向组织作了汇报。张执一指示他协助马叙老把这个组织建立起来。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的中国科学社宣告成立，并发表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朋友们都知道，这篇宣言除文尾所加的口号外，基本上是以王绍鏊的《意见书》为蓝本经过讨论修改而成的。民进建立后，王绍鏊当选为常务理事，成为爱国民主运动中的“中坚人物”。

　　可敬老战士身殁名未彰

　　1946年6月，国民党阴谋发动内战，形势严峻。上海人民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组织了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起赴南京请愿。6月23日，在上海北火车站举行群众大会，欢送马叙伦等一行到南京呼吁和平。那天，王绍鏊和陶行知、周建人、吴晗、林汉达等一起走在队伍前列。特务在南京制造了殴打请愿代表的“下关事件”后，王绍鏊又联合各界人士、团体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令王绍鏊难忘的是，1946年10月6日，上海人民在静安寺公祭李公朴、闻一多二烈士。王绍鏊作为民进领导人参与了此次活动的组织工作。这天，周恩来代表中共代表团前来祭奠。祭毕，他与王绍鏊等人亲切握手。尽管是在国统区，不便以真实身份交谈，但从周恩来亲切的目光中，他深深地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国民党悍然决定1946年底召开一党把持的“国民大会”，上海民进等十一个团体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坚决反对伪国大。在民建召开的大会上，王绍鏊应邀演讲，他以自己十年参与国会的亲身经历，揭露这次伪国大的欺骗性。讲到痛切处，不禁声泪俱下。这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称民进是“共党暴乱的工具”，王绍鏊也上了黑名单。党组织及时通知他转移，于是，他第二次乘轮船由上海避往香港。在香港，王绍鏊会见了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马寅初、马叙伦、柳亚子等新老朋友，畅谈关于建设新中国的设想。1948年11月，他由潘汉年等安排乘船北上大连，经沈阳抵达北平，出席了筹建新中国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会后，他担任了财政部副部长、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他在新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以共产党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却从不对人提起自己曾经为新中国的建立做过的贡献。1970年3月31日，这位党的忠诚战士在北京逝世。家属是在清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了他亲笔写的自传和党员思想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