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进第一届理事会（1946.1～1947.2）的理事、候补理事中，从事出版活动的就有林汉达、郑振铎、周建人、柯灵、许广平、徐伯昕、傅雷等多人。在民进的发展历程中，徐伯昕、叶圣陶、贾祖璋、叶至善等杰出的出版名家更是层出不穷。他们为我国的出版事业作出杰出贡献，同时也积累、奉献了宝贵的编辑、出版经验。

　　本文通过学习、研究民进出版前辈的优秀出版理念，对总结民进出版前辈的优良传统以及民进出版前辈的优秀出版理念对现代出版的现实意义等进行解析，以期民进出版界会员学习、继承、发扬民进出版前辈的优良传统，更好地为我国的出版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一）有所为，有所不为

　　叶圣陶先生在讲到开明同人的作风时 ，说有四句话可作代表：是“有所爱 ”，爱真理，即爱一切公认为正当的道理。“有所恨 ”，因为无恨则爱不坚．恨的是反真理。再则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合乎真理的才做，反乎真理的就不做。并确实以此态度做人，以此态度做出版 、编书等事。

　　叶老是个言行一致的人。他从事写作、教育、编辑工作的态度都和自己做人的态度一致，都体现出四个“ 有所”的精神。这正是叶老和开明的同志们互相理解的基本点，再加上长期 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中形成的严谨踏实、认真负责等工作作风，形成了开明同人共有的风格，也就是人们所赞赏的 “开明人”与“ 开明风”。1987年，叶老在民进全国代表会议上，抱病作最后一次演讲时，还语重心长地用 “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这两句话来寄语教育界、文化界、出版界的同志们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更勤奋地为人民工作。

　　1985年，开明书店创建60周年纪念会上，叶老在书面发言中说：“开明书店的读者主要是青年和少年，因而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是教育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做的工作，就是老师们的工作，我们跟老师一样，待人接物都得以身作则，我们要诚恳地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的读者，给他们必要的条件，让他们成长为有益于社会的人。 ”叶老自己这样做了，还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做。像顾均正、贾祖璋、傅彬然、宋云彬、徐调孚、周予同、吕叔湘这些各有专长的学者，都成了开明书店的编辑，都赞成叶老的教育主张，愿意为青年读者作贡献。这样坚强的阵容，和任何一所大学的师资相比，都决不逊色。开明出版的教科书，始终以质量取信于人，很受学校老师和同学的欢迎，一直畅销不衰。影响之大甚至超过所谓 “国定教本”。这也是开明书店能以 “小本经营”在激烈的书业竞争中站稳脚跟、奠定基础的保证。

　　“有所为，有所不为”是做好出版工作的原则，面对林林总总的选题诱惑，是坚持自己的职业操守，还是随波逐流、见利忘义，这是出版人的重要抉择，民进出版前辈为后人做出了榜样。

　　（二）处处为读者着想

　　早年开明书店的出版物之所以享有很高的信誉，主要是质量过硬。质量首先指书刊的内容。开明对书稿的要求是政治上爱憎分明，有合乎真理的进步立场；学术上深入浅出，符合青年学生的需要。从约稿开始。叶 圣陶先生就很注意选准作者。只有对这门学科有专长的作者，才能写出对读者有帮助的文章。道理是很明白的。然而，要让专家写出青年学生能够接受的文章，可就不那么容易。叶老采取的方法是约稿时先 向作者讲明读者对象，请作者下笔时力求深入浅出。让中学程度的青年看得懂，喜欢看。 20世纪30年代《中学生》杂志上的各科知识专栏带了个好头。例如叶老和夏丏 尊合写的《文心》，顾均正的《科学趣味》，贾祖璋的《生物素描》，刘薰宇的《马先生谈数学》。高士其的《细菌和人》，这些专栏文章在《中学生》杂志上连载后又出了单行本。编为 “开明青年丛书”，种类多，印数大，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几乎大多从中受过教益。许多当年读过这些书的青年．至今还念念不忘、津津乐道。专家们写这样的文章，当然很费力，比写专论辛苦得多。如果没有为青年读者作贡献的精神，是难以办到的。开明书店的成功在于团结了一批愿为青年作贡献的作者，他们也是叶老所说的 “志同道合”的同志。

　　叶老特别强调当编辑、写文章的人要扩大学习范围，要做杂家。叶老自己就总是学而不倦，对各种新鲜事物(包括科学中的许多门类和新学科、新知识)密切关注，虚心学习。他说： “咱们不是专门搞科学的，但是起码的常识应该懂一点。”“如高能物理、遗传工程是什么东西，假如我们不懂，就把这几个字写进稿子，登在报上，不就是对读者不负责吗? ”他这话是在新华社国内记者训练班上讲的，对编辑同样适用。他还 说过：许多专业知识，我们不可能都懂，但是总要尽可能多学一点常识，请专家写的文章我们起码要看得懂。如果我们自己看不懂。就糊里糊涂地编发出去，不是对读者不负责吗?

　　自1929年11月从商务印书馆标本部调进编辑部开始，无论在商务、开明当编辑，还是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当副总编、在福建科技出版社当顾问，福建民进创始人贾祖璋先生既是编辑又是作者，审读、编辑、写作、出版了大量科普读物。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编辑加工的书中， 科学性、文学性、通俗性、可读性贯穿始终。因为他是为普及科学知识而出版，为青少年读者而创作，始终把“读者”放在首位。

　　（三）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

　　谈到开明出版物的质量，不能不提到文字的严谨。再好的内容，如果没有相应完美的形式来表明它，也是起不了作用的。叶 圣陶先生是一个语言学家，他对这方面的要求分外严格。他认为良好的文风不仅是出版物质量的重要标志．而且是全社会文化生活的需要。按叶老的看法，写一封家信，甚至一个简短的便条，都是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都有个文风问题，都应该认真对待。叶老本人。无论是每天必写的日记，还是给亲友、读者写信，同样写得文字严谨，笔迹端正，决不潦草马虎。有的人做不到。也没有办法，但是对编辑必须严格要求。他说： “写家信有差错，受害的人少。编书、写文章有差错，使读者受害。即便是小错，也成了大事。 ”他要求编辑人员都做改进文风的促进派。这项任务只能通过日常大量的审稿编稿工作来慢慢落实。在叶老以身作则的带动下，开明书店形成了极其严谨的编辑作风。

　　叶老要求每位编辑在编辑过程中，对文章的体例、逻辑、语法修辞，以至字句标点等都要严格检验，反复琢磨，认真加工，务求做到文从字顺，也就是遣词造句通顺妥帖，任何一点微小的差错，包括标点符号都不可轻易放过。因为，叶老说： “我们的读者是青年学生。刊物出了差错会以讹传讹，贻误青年。”

　　为了避免和消灭差错，叶老还很强调文稿的字迹要清楚。他说：“我们写稿编稿，是写给排字工人看的。字迹不清楚，就会增加排字工人的负担，增加出错率。归根结蒂是对读者不负责任。 ”他认为，字迹清楚是一个编辑应当养成的良好的职业习惯。他编稿时，对原稿上写得不够清楚的字总要用红笔代为描端正，哪怕一个标点，也要把它描清楚。遇到比较潦草的稿子，还会自己动手代为誊抄一遍。秦牧的第一本集子，由叶老经手编发时，就是他亲手代作者抄过的 ，事后秦牧非常感动。

　　（四）谦逊、正直的为人处世

　　巴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最先在《小说月报》刊出， 叶圣陶先生为《灭亡》写了“内容预告 ”。事隔五六十年以后，巴金写到：“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感谢叶圣老，因为他给我指出一条宽广的路，他始终是一位不声不响的向导。 ”叶圣陶先生在开明书店时，通过编辑《中学生》杂志，也培养了一批文坛新秀，后来不少人成为有名的专家和作家。对于这些在新文学史上为人称道的史实， 叶圣陶先生自己却很少提到。他的这种真诚、谦逊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叶圣陶先生在1984～1986年担任民进中央主席，每次讲话常以亲身实际的体会，来启发引导会员。党中央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强调要重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知识分子受到很大鼓舞。圣陶先生及时提醒会员，当全社会倡导尊重知识分子的时候， “咱们知识分子有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摆在面前，就是咱们将何以自处。” 他要求民进会员正确对待自己，不断充实自己，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1985年纪念民进成立40 周年时，他勉励广大民进会员要发扬老老实实的作风，多做实事，少说空话。圣陶先生常对大家说：“ 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搞文学的，要有求实精神。要敢言天下真。这也是做人的根本。”

　　当年媒体盛传“耳朵认字” 的特异功能，他即著文指出这是违反科学的。他在《人民日报》刊出《我呼吁》的文章，呼吁减轻学生负担，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1983年四川省长寿县发生一起侮辱殴打女教师的事件，他和周建人先生联名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信，并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要求严肃处理这一事件。这就是 叶圣陶先生“要敢言天下真” 的实际例子。

　　（五）坚持社会效益第一

　　民进前辈徐伯昕先生早年在《生活》周刊工作时，就善于经营，长于谋划，但又坚持原则，不发“不义之财”。经营广告时，他不是只要有钱就什么广告都登，而是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对广告的刊登作了许多严格的限制。

　　1.广告内容要健康。“凡骗人害人的广告，一概不登。”“凡略有迹近妨碍道德的广告不登，略有迹近招摇的广告不登；凡不忠实或有伤风化之广告，虽出重金，亦不为之登载。”

　　2.广告内容要真实。为了广告的真实性，宁可牺牲眼前的经济效益。1931年《生活》周刊刊登了一则私立上海女子中学招生的广告，刊出后才发现这所学校还没有经过主管部门批准招生。对此，《生活》周刊的做法是：立即停止刊登这则广告，自愿牺牲广告费，并发表《本刊重要声明》，向读者说明情况，检查失误，表示歉疚。

　　3.广告要反映大众立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热情高涨，提倡国货，抵制洋货。徐伯昕顺应时代潮流，“以大众的立场为立场”，在经营《生活》周刊广告时坚持“有国货代用品的外国货广告不登”，大量登载国货广告。

　　4.广告要注意社会影响，承担社会责任。徐伯昕招登广告注重公益性，认为广告也可以“促进人生与指导人生”，甚至宣传政治主张，引导社会议论，因此在《生活》上刊登了不少爱国公益广告。如“国难当前，人人负有责任。请先节省开支，暂停娱乐”等。在抗战期间，《生活》周刊上还大量刊登了宣传抗日救国的公益广告。

　　开明书店在创办之初，开明出版人“没有想赚钱，只是想出内容好一点的书，校对得好一点儿，来满足读者的需要，使读者得到好处，是做出版事业的主要目的。”无论在怎样的艰难困苦情况下，从开明走出的民进出版前辈们一生遵循这一理念，把社会效益第一、对读者负责，作为出版人的基本原则。

　　从叶圣老编辑的书刊中看到他的编辑风格 。凡是反动的东西，违反科学的东西，当然坚决不出；对读者有害，或者只是无益的东西，也坚决不出。开明作为一家私营书店，要生存就不能不讲经济效益。叶老一直坚持以书刊的质量取信于读者。他主持的书店和刊物，从来没有出过迎合 低级趣味的读物，无论它有多大的经济效益，都不屑一顾。老作家柯灵说：“ 你休想在篇帙浩繁的开明书店的目录中，找出一种随波逐流、阿世媚俗之作。”20世纪80年代，叶老还语重心长地强调：编辑出版工作一定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完美统一是当今出版的最佳选择，作为一个出版人，更是要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这是职业必然，这是做人必然，民进出版前辈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六）主业与辅业共生

　　纵观我国的编辑学史，凡是在编辑领域有所作为的，无一不是在自身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国内外不乏有科普、文学等方面的专家，如 民进出版前辈、著名中学语文教育家、编辑家叶至善、张志公、科普编辑家周建人等，他们都 是学有专长的学者。民进出版前辈中公认的大编辑家、学者叶圣陶、郑振铎等 人，不仅他们主编的《大众生活》、《中学生》、《中学生文艺》、《新少年》、《儿童文学》等通俗刊物，在中国出版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而且他们在文学创作、文物研究等方面同样是大家。民进出版前辈在主业与辅业的把握中给我们留下丰厚的遗产。一个有传统文化修炼的对所从事职业有某种感情的人在从事传统文化方面的编辑工作，是否在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对继续自己的人文理性修炼有着明确的追求，并且在编辑实践中锲而不舍，先是本职工作的模范，然后才是他业的翘楚。

　　作为编辑，当然首先是要醉心于编辑职业，必须要全身心地投入主业，编好书，编值得耗费心血的、事功文化的书。 贾祖璋早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当编辑时，就潜心专研编辑业务，先后慧眼识珠，发现、培养了许多优秀作者，如高士其的《细菌与人》、董纯才的《五年计划的故事》、祝仲芳的《昆虫的生活》等。但他不忘在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写作，先后创作了《鸟类研究》、《普通鸟类》，随后又出版了引起科普界、文学界轰动的《鸟与文学》。

　　从民进出版前辈的经历可以看到，要成为一名优秀 的编辑，究竟具备不具备文学的感性、史学的智性、哲学的悟性、艺术的灵性、科学的理性、伦理的德性，以及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责任感，以及对自己在事业发展中的自我设计愿景，这是共生现象的原动力。有了这个原动力，我们才有可能对所事的编辑职业有一种献身精神，在献身中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追求；有了这个原动力，我们才能在编辑工作已经相当投入的情况下，把其效能凝聚下来，实现出来，成为另一个相关联领域的大家和专家。

　　的确，不论是过去的编辑还是当今的编辑，除了在工作中重视图书的策划、出版外，还坚持业余创作，因为编辑要经常练笔，这样在改稿时才不会眼高手低，而且还能体验作者写作的艰辛 ，才有可能发现、培养优秀作者，编辑、出版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