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10日—31日，旧政协会议在重庆召开。参加者有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青年党代表5人，无党派人士9人，共38人。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的协议、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关于改组政府的协议等五项协议。

　　旧政协会议召开的时候，会议上有什么斗争，中央大学内就有什么斗争；会议上斗争得很激烈，中央大学里就斗争得很激烈。在中央大学的斗争主要集中在共产党组织与国民党三青团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民主党派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中央大学的民主党派组织主要有民盟，为了让共产党的主张能够在旧政协会议上顺利通过，像章伯钧、罗隆基这些民主党派领导人代表，周恩来和董必武等共产党领导人都亲自对他们做思想工作，争取他们站在共产党一边。大多数民主党派成员特别是民盟成员都是共产党非常友好的朋友，旧政协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能得以通过、能达成五项协议，民主党派人士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

　　我记得很清楚，旧政协会议召开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大学的学生准备去游行，要求政治协商会议一定要成功，不能失败。在旧政协会议上斗争的焦点问题之一是，国民党提出首先要军队国家化，要求共产党把军队交出来由国家来统一管理；而共产党提出首先政治要民主化，要讲民主，要让共产党公开活动。旧政协会议上还有一个争议问题就是旧的国民大会的代表身份是否有效，共产党坚持无效，因为是抗战以前选举出的代表，而国民党认为有效。这些观点都截然相反，所以在旧政协上斗争得非常激烈，这一斗争也自然延续到中央大学，成为中央大学斗争的焦点。中央大学的学生准备游行，口号是什么，各方力量提出自己的观点，斗争非常艰巨。在游行的前一天晚上，在学校系科代表大会上，要通过游行的口号，这时三青团开始蠢蠢欲动，打算在会议上进行破坏。当时我是中共党员，既是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新青社”的领导人之一，又是学科代表大会代表，我的上级领导就派人到学校来跟我讲，说今天晚上的会议非常重要，三青团准备破坏会场，如果游行口号通过不了，游行就会成为泡影。因此，要求我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灵活处理。就是这么个简单的指示，至于怎样坚持原则、怎样灵活处理，并没有具体的要求。后来在系科代表大会上，为了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使口号能顺利通过，我们的一个同志就提出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两个口号连在一起提出，这个提议后来得到顺利通过。关于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否有效，争论到最后，我们的主张难以取得完全的胜利，我没办法，就坚持灵活性，在会议上提出“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合理产生”，这种提法比较含糊，也就通过了。但罗隆基就批评了这个口号，他的观点是，“合理产生”的提法过于模糊，不好操作。罗隆基这个人很直爽，他就坚持一定要重新选举，缺乏灵活性。如果我们只坚持原则，在游行口号上不让步，三青团就会破坏会场，那么学生游行就无法进行。而中央大学在游行运动中总是走在教育界前面的，是重庆学生运动的领跑者。但最后，民盟还是以大局为重，支持我们通过了游行口号。

　　我们中央大学的党组织和民主党派、民盟的关系一直都很密切，无论是对政治问题的表态还是学生自治会竞选，党的领导人和民盟领导人都充分交换意见，平等协商讨论，取得共识，共同行动。我们在系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都是代表共产党组织发言的，所以他们只要一听到我们提出什么意见，就赞成，他们提出意见，我们也支持，合作得很好，在历届学生会选举中都取得成功。那次，中央大学的游行队伍到了旧政协会议会场前，国民党的代表出来接见学生；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出来讲话支持同学们的要求；与此同时，民主党派代表罗隆基也出来发表讲话对游行表示支持。

　　总之，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旧政协会议之所以能达成五项协议，取得成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合作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