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1893年生于江苏苏州一个读书人家。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留校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 生涯。

 　 “五·四 ”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1923年初，新文化运动中的猛将之一的钱玄同写信给顾颉刚，希望读到 “离经叛道”、“ 非圣无法”方面的文章。这封信促使了顾颉刚在同年5月的《读书 杂志》第9期上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在古 史研究中的重要假说。顾颉刚在写给钱玄同的信中，对“层 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观点作了初步的论述。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观是顾颉刚在研究实践中对古史的思考与见解的理论总结和系统化的表述，也是他从事古史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

　　1926年顾颉刚以《古史辩》第一册为题，结集出版了辨 论古史方面的论文，这也是对自己治学方面“疑辨 ”特点的肯定。后来，他又组织一批志同道合的学人主持、编辑出版 了古史辨》第二、三、四、五、六、七册。这些著作的出版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 界重要的地位。1948年3月在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大会上，顾颉刚当选为人文组的院士。

　  解放初，顾颉刚在上海诚明文学院、上海学院和复旦大学等高校工作。

运动初期写检讨约10万言

　　新中国的诞生给千百万知识分子命运揭开了新的一页 。从旧社会过来的一大批学者无不欢呼。他们从切身的现实生活中感到国家、民族的兴旺有了希望，纷纷对新政 权表示认同，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参加各项社会活动。1952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顾颉 刚在上海参加运动。正当顾颉刚响应号召在作自我批判的时候，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第3期发表了古史辨派的两 位成员写的两篇批判他的文章。文章发表后，顾颉刚在日记中说：对于他 “均给予无情之打击”。但是，胸襟宽阔的顾颉刚对于批判他的行为表示能够理解， “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作过情之打击。 ”（顾潮编《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页）

　　解放后，北京有关方面多次邀请顾颉刚来京工作。1954年8月他离开上海赴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一所研究员。

　　1957年，顾颉刚约有9个月时间是在病中度过的。科学院内的反右派斗争激烈，“ 官不扰病人”，这也许是他能在反右派运动中没再蒙受多大苦难原因之一。但是，中国的政治运动并没有终止。这年初，全国就敲响了拔白旗、插红旗的锣鼓。

　　1958年2月上旬，顾颉刚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和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他被推选为成员之一。3月10日，陈伯达在科学规划会议上发表了 “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讲话。这个讲话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有多大，至今还难以作出恰当的评估。陈伯达说： “在全国解放后，有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逃避现实，脱离实际，脱离社会生活，把自己藏到 ‘三代’的角落中去，把‘ 三代’当作‘象牙之塔 ’。这当然不是无产阶级的风气，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风气。”顾颉刚搞的是古代历史，既然要 “薄古”，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一批学者进行批判了，迫使他们转向研究现代史，这样顾颉刚自然在劫难逃。

　　从2月起，顾颉刚参加整风运动，一面是任职单位的历史所，一面是民进组织。在整风期间，大会小会接连不断，逢会必须联系自己的历史，挖掘思想根源。3月初，顾颉刚在民进北京市委全体委员自我改造与跃进大会上发言。顾颉刚在民进会议期间写出的交心资料及检讨书约10万言，这还并不包括在历史所写的大字报和检讨书。在拔白旗运动中，说话的自由是受一定的规则制约的。你有说话的自由，也有不说话的自由，这是你的权利，但是，这一点没法做 到。如果你不发言，被认为是故作镇定，是用沉默表示不满意，是对运动的抗拒，也是一种对抗运动的方式。这让顾颉刚左右为难。

自称“兴趣主义”

　　拔白旗的形势迫使每一个人表示自己的立场、态度，是属于红旗还是白旗之列?顾颉刚也像一些老学者一样，不得不在一些会议上发表讲话、文章，表示对运动的拥护。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 “特我辈自旧社会来，不能无旧社会之习气，非施改革则步伐不齐，是以不惜用严厉之手段以为教育。 ”在“交心” 会上，顾颉刚对自己的个人主义作了检查，“予自 谓平生谨小慎微，道德甚好，且尽量帮助别人，自己生活并不要求享受，亦说不上个人主义”，经过与会者的启发，他思想发生斗争，内心非常痛苦。这种难言之痛苦，只能在日记中宣泄。他说： “我想出我有甚大之名心，即不欲出小风头而要出大风头，不欲一时出风头而要永久出风头，成若干不朽著作。然谓予有利心，则尚未挖出。 ”（4月28日日记）他在交心材料《我和党的关系》中说： “说我个人主义，也对，因为我一生的工作目标是研究学问，而所以要这样做是由于爱好，即是兴趣主义。我要不受任何人的管束，藏在一处清静地方独个儿干，或组织了一批同道的人一块儿干。有人了解我，有人需要我，我是这样做；没有人了解我，没有人需要我，我还是这样做；因为我知道科学的范围远远广大于实际应用的需要，所以我从来不问我所工作的有没有市场。为了有这样的欲望，所以一生所希求的只是充裕的时间和最低限度的经济力量。如果衣食不成问题，时间又可自由支配，那就一切满足。 ”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强调应该把一切“白旗” 以至“灰旗”统统拔掉，把红旗普遍插起来。这 个文件把全国的拔白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在拔白旗的一派声浪中，顾颉刚又成了众矢之的。吴泽、袁英光在《历史教学问题》第10期上发表的《古史辨派史学思想批判》文章中，提出历史学界要拔掉顾颉刚这面白旗，认为：古史辨派 “对当时的史学界起过重大的影响，这一影响一直到今天在史学界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影响不清除，史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白旗不拔掉，无产阶级历史唯物主义的红旗是无法插上的。 ”文章从古史辨派的思想来源分析人手，批判的锋芒直指顾颉刚提出的“ 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这一主要的古史观点。文章认为，“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必须贯彻历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包括整理史料和考订古书真伪在内，唯心主义历史观是不可能整理好资料的 ”。古史辨派“主张整理史料用实验主义方法和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演变观点，研究思想制度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极端荒谬的说法 ”，是反对唯物史观的表观：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古史辨派发生了由 “疑古”向“ 信古”的转变，这“不是进步，而是一个倒退 ”。文章作出政治性结论，“曾在中国古史研究阵地上活跃一时的 ‘古史辨派’，虽然也替当时的历史研究做了一些整理史料的工作，但他们所宣扬的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史学思想，是极端反动的。 ”尤其是吴、袁文章还认为，古史辨派虽承受了传统的疑古辨伪精神，但主要是接受“ 腐朽的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承受了买办资产阶级胡适的实验主义的史学方法”。

与胡适关系非同一般

　　须要提及的是，许多批判文章都提到了胡适对顾颉刚的影响，把顾颉刚与胡适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目的在于从政治上将顾颉刚划入白旗的范围。当然，顾与胡适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不应回避的历史。在顾颉刚的治学道路上，胡适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17年，胡适从美国归来，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为北大颇为年轻的教授。顾颉刚是哲学系学生。胡、顾两人在年龄上相差不大，但在讨论学术问题时表现出一种教学相 长的师友关系。顾颉刚从北大毕业后，生活比较困难，胡适曾给予接济，使顾颉刚能够集中精力研究学问。他在“ 《古史辨》·自序”中说：如不是亲从适之先生受学，了解他的研究方法，我也不会认识自己最亲近的学问乃是史学，如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快速。1926年9月胡适在《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中，在论及顾颉刚的《古史辨》一书时说： “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 ‘深澈猛烈的真实’的精神。治历史的人，想整理国故的人，想真实地做学问的人，都应该读这部有趣味的书。 ”（《现代评论》第4卷第92期）

　　1955年春，由批判俞平伯“红楼梦” 研究引起的批判唯心主义运动，再次把批判胡适运动引向深入。3月初，顾颉刚在中科院历史组会议上发了言。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 “近来批判胡适历史学、考据学的文字中，常常牵到我和《古史辨》，因此，我在今天会上说个明白。 ”但他认为，考据学是一门中国土生土长的学问，它以书籍为主体，要彻底明白许多书籍的文字意义和社会意义，要帮助人们了解历史，离不开考据学。考据的目的在于求真，纵使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无反封建之主观愿望，而其工作之客观效果必使封建统治者篡改历史的目的暴露出来，无以实现。因而可以说考据学是反封建的。早在1951年，顾颉刚在 “自传”中就说：我们所做的考证工作是唯物史观者建设理论的基础，然而唯物史观的理论又正是我们考证工作的基本概念。彼此所信的 “真古”是同的，只是工作一偏于理论，一偏于事实，这原是分工合作所应有的界域。近人常常扬彼抑此，其实，只要大家心平气和地想一想，自能彼此释然。但是，在这次历史组会议上与会者认为考据学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会后，顾颉刚因为 “发言不当”，他被迫作了检讨。同时，还因这样的观点在3月的统战部批判会上受到更为激烈的批判。

来自学术性以外的压力

　　中国学术界发生的一些事，并非是从学术角度可以说清楚的。其间夹杂着许多非学术的东西。顾颉刚被作为一面白旗受到批判，也与历史所的某领导有一定的关系。建国前，北京是顾颉刚工作多年的地方，一些朋友、学生都在文化界工作。但是，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他心情始终不能畅快。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一所所长为郭沫若，郭由于兼职很多，公务缠身，无时间顾及历史所这一边工作，因此，所里的具体工作，实际上由这位领导全面主持。1954年9月顾颉刚拟出了 “顾颉刚工作计划”，分为编辑考订、研究专著与论文、笔记三部分，交给这位领导审查。9月下旬至10月，顾颉刚又将整理出的积稿，亦交与这位领导看，均不见回答。到了11月下旬，顾颉刚到这位领导办公室取回，才知道这位领导竞连看也没有看。相反，他对顾颉刚以往几十年的工作只评为 “大而无当”，因而使顾颉刚感到郁郁不乐。顾颉刚在1958年12月写的自我批判中说： “我一生好书，节衣缩食地买书，所积太多，科学院代我全部运京，又给我一所大屋子安放，我非常感激政府对我的照顾。可是到京后不久 ”，这位领导“就对我说：‘ 我看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我听了骇然，心想，科学院为了我能掌握些史料，才招我来此；他竞说我为书所害，那么招我岂非多事? "

　　科学院历史所在批判个人主义的时候，会上许多人为这位领导与顾颉刚之间的不和问题向顾颉刚提意见，他无奈地说： "我是立场有问题，他是作风有问题，我不该用了原封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来反对他的无产阶级的有问题的作风。” （《我和党的关系》）“我当时只用了旧社会的排挤倾轧的眼光来看他，以为他损伤了学术研究的尊严。因此要和他拼一下，这是我的觉悟程度的不够。” （《从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

一篇发言稿写了四次

　　1958年11月中旬至12月上旬，顾颉刚出席民进四届三中全会及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作了大会发言。现实的形势就摆在面前，他为自己的发言内容颇为踌躇。在12月4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一篇发言稿写了四次，今日略定，甚矣江郎之才尽也。”12月18日，《光明日报》登出了顾颉刚在大会上发言摘要，题为《从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从这个题目可以看出，名义上是他自由地发言，实际上是迫使他作检讨。在这份检讨里，可以读到下面的话：

　　“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旧知识分子。说我是‘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是高看了我，应该称我为‘ 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才合适。我生在一个陈旧的家庭，又进了十几年的私塾，规行矩步，四书五经，封建思想的根基打得既深且透。后来读了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才孕育了改良主义的政治思想；进了北京大学，又接受了胡适的所谓 ‘科学方法’（实际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庸俗化 ）来整理国故；于是我才部分转化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我现在分析我自己的思想，封建主义表现在我的立身行事上，资本主义表现在我的学术研究上。几十年来老是以为学术工作和政治工作必当分之，否则一手画圆，一手画方，结果方和圆都画不好。我自省绝没有政治的才能而却有极高的学术兴趣，所以自己订了计划，集中精力向脱离实际的纸上学问钻研进去。人家笑我是 “书呆子”，“ 钻牛角尖”，我一点不动心。”这一 年，顾颉刚66岁。

　　作为一个以学术为生命的历史学家，即使是在被拔白旗的时候，顾颉刚也不忘自己的使命，要为继承发扬中国的文化事业献出自己的力量。因此，顾颉刚在受到不停顿地政治批判的时候，仍然坚持研究学术问题。据资料记载，他1月下旬，作《 “史记”校证工作提纲》。8月下旬，作《标点 “史记”凡例》，12月底，校点毕。他在12月29日的日记中高兴地写道： “今日《史记》三家注校点毕工。四年工作，一旦完成，肩负为之一轻。” 他从学术研究中获得了一份乐趣，在强大的政治批判的阴影下，使那颗颤抖的心灵得到了一点快慰。

陈毅说“想不到你有这种境遇”

　  社会在曲折中前进，时间对拔白旗运动作出了检验。1962年3月，顾颉刚出席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他在小组会上发言时，对历史所工作中的缺点进行批评说： “到京8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 陈毅听了他的发言后同情地说：“想不到你有这种境遇。” 后来，在这次会议上，顾颉刚听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的传达，深受感动。在3月份日记中写道：“ 知我辈已脱‘资产阶级’之帽，而将加 ‘无产阶级’之冕，数年来所受歧视当可随以解决矣。 ”又说：“政府如此开诚，知识分子自可安心发挥所长，以裨于建设社会主义…… ”

　  “白旗”的帽子终于无声落地了，至此，顾颉刚总算能够松一口气，可以把精力全部用于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