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9月，我在北京图书馆特藏部查阅资料时，极其欣喜地发现了被装订成五大册、题为《木音》的二百七十多封郑振铎先生1940、1941年致张寿镛先生的信。研读之下，我首次知道了在任何文章中都还没有被人写到过的一个神圣的秘密组织的名称： “文献保存同志会”。当年，以郑振铎为中心的这个同志会，在祖国危亡关头，为了保卫中华民族的珍贵文献不被劫夺、外流和毁坏，进行了可歌可泣、千辛万苦的斗争 ！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于是，我作了摘录，并编写进拙著《郑振铎年谱》中。同时，我还撰写了有关文章，并呼吁应该将这批书信整理出版。

　　我又从海外有关资料中获悉，在台湾还保存着郑振铎等人当时的大量书信文件。有朋友去过台湾的“ 中央图书馆”（现又改名为“国家图书馆 ”），说在它的展厅中就陈列着郑先生的信。但据悉即使是台湾岛内人士，最多也只被允许查阅，而不准随便复印。因为相关 的资料相当丰富，量多，而且杂乱未经科学整理。然而，在台湾林庆彰教授的研究生余蕙静小姐，香港王宏志教授等友人的帮助下，我读到了不少外围的第二手的资料，使我对有关 “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情况有了更全面、更详细的了解。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以郑振铎为主将的一场文化战线上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战役。它涉及我中华民族一批最优秀的文化人士和当时政府的一些高级人士。我在此作一番简单的概述。

　　先是在1938年5月，郑振铎为了抢救一部可能流出国外或为敌伪买去的稀世珍宝《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向教育部等处的友人写信求援。后由当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拍板拨出公款，国宝终于收为国有。这使郑振铎与陈立夫有了间接的关系。一年以后，随着国难加深，江南珍贵古籍更大量流入市肆，我民族文献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郑振铎忧心如焚，便联合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 （1876—1945）、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 （1890一1946）、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 （1866—1959）等人，致电已迁往大后方重庆的教育部及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要求紧急立项拨款，进行抢救性收购。当时陈立夫不在重庆，由教育部次长顾毓 琇代理部务，与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相商，拟同意共同办理，不久陈立夫回，亦表示支持。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便奉命于1940年1月潜赴上海，与郑等人具体相商。 蒋回去后，郑振铎、张寿镛、何炳松、张元济、张凤举（中法大学教授 ）便正式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 ，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整个工作以郑振铎为中心，实际奔走，出力最多；而版本、价格之审定等，张寿镛最称负责；何炳松主要负责管理经费；张元济年事已高，主要备咨询顾问；张凤举其后似未参与工作。而重庆方面，又有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鸿宝两次秘密赴沪，与郑等人鉴定善本，费心商酌。郑振铎又在上海聘用了郭晴湖、施韵秋及沈志坚做编目、登记等工作。在香港，也参与抢救文献并了解此一秘密工作的人士有叶恭绰 （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许地山（ 郑振铎老友、香港大学教授）以及王云五（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等。在北平，赵万里（ 版本学家）也曾帮郑振铎买过书，并多少了解此一机密。在上海，并不了解同志会内幕，但也帮过郑振铎忙的还有版本学家潘博山及一些书商。还有在美国的胡适，曾被通知设法将同志会抢救下来已运往香港的珍本联系寄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后此事未及办而为日军抢去，事为陈寅恪获知，立即通报给中英庚款董事会杭立武。

　　由此可见，这实在可说是文化方面的一条爱国统一战线，而其中坚，无疑是郑振铎先生。这是民国史上最大的一次购书行为，有关资料表明，不仅教育部、庚款会、中央图书馆等单位参与其事，而且还涉及财政部、国防部和行政院。在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内，共拨巨款三百多万，抢救收购了大量价值连城的珍本、孤本、善本，而且有许多是完整的、承传有绪的专藏。用郑振铎的话来说： “我们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事实上，他们短短两年 间的所得，已经超过了当时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北京图书馆的善本库。1948年底和1949年初，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同志会抢救下来的这批书中的精品及大部分图书 （有一小部分留在了大陆），又被用军舰和商船分三批匆匆运往台湾，共计644箱。其中善本就有12l ,368册另64散叶，包括201部宋本、5部金本、230部元本、6219部明本、l部嘉兴藏经、344部清本、483部稿本、446部批校本、2586部抄本、273部高丽本、330部日本刊本、2部安南刊本及153卷敦煌音经等。如今，台湾 “国家图书馆”的善本书库所藏，基本上就是当年同志会抢救下来的那些图书珍宝!

　　当年郑振铎等人为抢救文献事而寄往重庆的大量书信、报告等，也随着这批书，被带到了台湾。令我欣喜的是，郑振铎等人当年正式编号的数份秘密的工作报告， 竟被我读到了!那是在1983年4月台湾的“中央图书馆 ”为庆祝50周年馆庆而编印的“馆史史料选辑 ”中，有“古籍搜购与集藏” 一节，其中收录了这几份报告。虽然，这份馆史史料选辑公布已有十多年，但连台湾学者也甚少人知道，大陆学者更似无人见过。应该指出的是，迄今未能见到原件，而该馆工作人员在整理或植字时不免会有错误，例如我便已发现把 “厉樊榭”写作“ 励樊榭”、“张宗祥 ”写作“张宗禅” 等等。而更不妥的是个别地方似有删节，至少可以确知每份报告的署名都被删去了，当然也就不见了“ 郑振铎”这个光辉的名字!不过，我认为这批资料基本上还是完整的，真实的。最多有点删节，有些小差错，但不会有伤原意。

　　这些报告都是由郑振铎亲自起草的（只有一件尚未找到直接根据 ），可以与他致张寿镛的信相对读。这些报告中，涉及大量珍贵、稀见的古籍，大量的明清几代的大小藏书家以及近代藏书家和书贾等。因此，又是极难得的重要文化史料、出版史料和书目版本资料。老实说，要能看懂是很不容易的。不仅需要了解当时的背景，更至少需要对古典文献学、整个藏书史等有相当的了解。我作了一点研究，深有兴趣，同时也觉得是一种学习的机会。

　　今因我特别喜欢的《出版史料》要出版，在宋老（原放 ）的鼓励下，想对这批资料做一番再整理和注释，交给该刊发表。不料着手后觉得更难，注释文字甚至要超过原文。但如果 不加注释，一般读者看不懂，更不能了解其中的深意。因为其中不仅有大量的古人的字号斋名，还有近人的秘密称号，甚至连专家也未必知道。 经过考虑，我决定主要只注人名，不注书名，这样可以减少一大半注文。而人名之所以更重要，是因为了解了这些人物，也就可以知道这些报告中几乎已将明清两代江南藏书家 “一网打尽”了，从而也就可以更了解郑振铎他们当年取得的战果是何等的辉煌!

　　若有不妥之处，敬请高明教正。

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一号工作报告

（一九四Ο年四月二日 ）

　　中国书店金君介绍之甲骨一批，已归中法，同是公家机关，似不必分彼此也。《册府元龟》有嘉靖白棉纸蓝格抄本一部，共二百册，又有万历抄本一部 （有抄配），册数同，二者均从宋本出，嘉靖抄本索值二千四百元 ，正商洽中，尚未解决（书已由平寄来 ）。此间诸友均经常保持密切联络，并拟有办事细则（兹附寄一份备存查 ）。

　　自二月初以来，购进各书有可奉告者：（一） 二月底购进刘氏玉海堂（刘世珩）所藏善本书，计七十五种，中有宋刊《魏书》一部 （后印），元刊元印《玉海》一部（ 计二百册附刻十三种，全国内似无第二部，惜附刻最后二种系以明印本配全） ，明刊及抄本曲二十种，余均为元明抄本及抄校本，计值一万七千元，系从孙伯渊处购得，由潘博山君介绍。（ 二）三月初购进杭州胡氏书七百八十种，中有元刊本三种（ 均不甚佳），明刊本六七十种，余皆为抄校本及清刊本，清刊本中有极难得者，且均为初印本，校本多半出丁丙及许增手，盖其中书多半系胡氏从娱园购得也，价六千元，系中国书店金君介绍。 （三）三月底购进上元宗氏（ 礼白）金石书二百二十余种，中有元刊元印《考古图》最佳，亦多稿本及抄本，可称善本者近四十种，容庚《金石书目》未著录者凡六十余种，购价计四千元，系铁琴铜剑楼瞿凤起君介绍。 （四）三月初购进张聪玉所藏松江韩氏旧抄校本书十二种，虽非上品，而价甚廉，且均尚有用，中有明抄本《法帖释文》，旧抄本《道藏目录》，及校宋本《谢宣城集》等，价三百五十元，由中国书店经手。 （五）三月底购进铁琴铜剑楼所藏元明刊本及抄校本书廿种，均甚佳妙，中有爱日精庐旧藏《营造法式》十六册 （影宋抄，见爱日志，惜中有新抄配本四册），图绘精绝，又有明抄本《渑水燕谈录》二册，黄丕烈等跋，洪武刊本《元史》七十册 ，万历刊本《十六国春秋》三十二册（惜抄配二册 ），明初刊本《龙门子凝道记》二册（叶石藏 ），明黑口本《滕王阁集》二册（何梦华藏 ），元刊本《素问人室运气论奥》一册，元刊本《黄帝内经素问遗编》一册等，价共二千元，系由中国书店估价，而与瞿凤起君直接商妥者。此皆由各藏家收购者。

　　正在进行中者有：湘潭袁氏（思亮） 藏书近八十箱（中多善本），南海康氏所藏宋元明及抄校善本二百余种。惟康氏所藏宋元本鉴别不精，多杂赝品，非细加剔除不可。袁氏书则包罗甚广，精品极多，数日后或可商谈成功。即此数批书，已略有可观矣。邓氏群碧楼书 （以抄校本为多）为孙贾伯渊及平贾等所合购 （闻出价四万余元），善本不过三百余种，而索价至五万金以上，普通书亦不多，观其送来之书价单，其全部定价在十万以上，可谓未之前有之奇昂。惟其中明抄各书及何义门、鲍 菉顾、劳氏兄弟所抄校者，实是珍品，弃之可惜，应否选购若干种，尚祈示知 （细目及价格下次抄奉）。至嘉业堂中物，则迄未商洽就绪，恐其数值决非我辈力所能及。铁琴铜剑楼所藏已商约再三，绝不他售，瞿氏兄弟深明大义，殊为难得，当可分批陆续得之，欲一时尽其所藏，此时尚谈不到也。南浔张氏昆仲之书亦可陆续得之。又有李氏藏普通书一百二十余箱，约一万数千册，均有用之参考物 （如《九通》、《廿四史》及清代所刊史、集等），由传薪书店介绍，在接洽中，其价大约不出四千元 （约三千数百元可得），购之似亦可补充善本库之所缺也，因其廉 （每册不及四角），故不妨购得。

　　至零星在此间各书肆及北平各肆所得者，亦颇足一述。近代史料约得七八十种，中有抄本不少，如《岛夷纪略》、《窥豹略》 （皆叙鸦片战争经过）、《内阁官制》等，皆可资用。清 人文集约得四百种，皆选择其有用与不可缺者。普通之诗词集皆弃之。其他零购善本如元刊元印《乐府诗集》（ 傅沅叔密校）、嘉靖本《六朝诗集》（ 二十四家，《北平图书馆善本目》仅十七家，缺首二册）、嘉靖本《唐百家诗》 （朱警编，北平图书馆仅有明抄本）、元刊大字本《中庸或问》 （蝴蝶装，纸首为元代物价）、明抄本《圣宋五百家播芳文粹大全》、万历刊本《神器谱》、崇祯刊本《南枢志》 （绝佳，虽为残本，未见第二部）、嘉靖抄本《皇明名臣碑铭》、明抄本《宝日堂志》 （张鼐作，类《酌中志》）、万历刊本《郁冈斋笔尘》 （价未商妥）、万历刊薛应旂 《宪章录》（天一阁旧藏）、崇祯刊《石仓诗选》 （明诗至六集止）、弘光乙酉刊本《雪窦山寺志略》 （极罕见）、崇祯刊本《寓山志》、万历刊田艺衡《留青日札》等。

　　尚在议价及接洽中者有：明蓝格抄本《说郛》（书未寄到 ）、万历刊本《牛首山志》（有徐勃跋 ）、明刊残本《大明集礼宪章类编》等。零购之书，于近代史料及清人集外，皆以罕见珍本为主。由李贾紫东介绍，取得刘晦之藏季沧苇辑《全唐诗底稿》凡一百十九册，皆以明刊诸唐人集剪贴，其中闻并有宋板书在内 （惟仅见首函，未睹宋板），殆集明刊唐诗集之大成，且足发清人辑《全唐诗》掠窃之覆。惜索价至八千元之钜，虽极重视，却不能不割爱，如先生觉有购置必要者，当再度与之商谈，恐其价未必能多削减。又有《石林诗话》二卷 （共四十八页，陈仁子刊，或误为宋板，实元初刊之最上品），索价至一千三百元 ，且至刊登《字林报》，求售外人，殊为可恶，曾数次相商，亦未谈妥。平贾淳馥（ 文殿阁）有明刊本刘梦得《中山集》（ 此书除日本某氏藏宋本外，明刊极罕见），索价至千金，亦未能商定。

　　大抵我辈搜访所及，近在苏杭，远至北平，与各地诸贾皆有来往，秘笈孤本，正层出不穷，将来经济方面盼有以继之，此刻尚不虑困乏。我辈对于民族文献，古书珍籍，视同性命，万分爱护，凡力之所及，若果有关系重要之典籍图册，决不任其外流，而对 于国家资力亦极宝重，不能不与商贾辈龈龈论价，搜访之际，或至废寝忘食，然实应尽之责，甘之如饴也。书目抄二份，其原目原帐均保存，抄出之二份，则备随时查考，将来再行分类编目。至庋藏所在，并力求慎妥，可释厘念。前电所借法宝馆，仅得二楼一间之半，以书厨隔之，无门无锁，且与僧人杂居，甚不谨慎，不宜储藏，只可作为抄写书目之办公处所。其临时庋储之室，已在另觅中。有何指示，盼时赐教。此为第一次报告，后当每半月致函一次。各藏家售书皆讳莫如深，瞿氏售书尤恐人知 （甚惧对方知之索购），乞秘之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