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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人生(上)

发布时间:2012-05-22
来源:《楚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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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赵朴初,毛泽东曾很感慨地说:“这个和尚懂得辩证法。”得到领袖的如此评价源于一次会见。

  1958年6月30日,赵朴初陪同毛泽东会见了胡达法师率领的柬埔寨佛教代表团。毛泽东一边等待客人,一边兴致勃勃地和赵朴初聊天。他早就认识赵朴初了,但单独聊天还是第一次。

  谈话间,毛泽东以开玩笑的口吻问赵朴初:“佛经里有些语言很奇怪,佛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佛说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先肯定,再否定,再来一个否定的否定,是不是?”

  毛泽东一张口说佛,赵朴初就笑起来了。从这一番话可以看出,毛泽东熟悉《金刚经》。在全部佛经中,《金刚经》是精华。“佛说”、“即非”、“是名”就是《金刚经》的主题,全部《金刚经》反复讲述的就是这一主题。它解答了“降伏其心”的菩萨心行的关键,历来为中国佛教徒所重视。

  但赵朴初并不完全同意毛泽东的话。他自己可不是“非”赵朴初和“名”赵朴初啊!自己可是实实在在的赵朴初。所以,他笑着说:“不是。是同时肯定又同时否定。”平常,赵朴初喜欢研究佛法般若,他发现其中有很多辩证的哲理和辩证方法,如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就与禅有一致性,因为一旦真理可以用语言来表达,就不是原本的、永恒的真理了;赵朴初甚至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与佛教存在某种关系。这回,见毛主席说起辩证的否定,赵朴初就谈了自己的见解。

  毛泽东很满意赵朴初的回答,点头说:“看来你们佛教还真有些辩证法的味道……”正谈在兴头上,不料胡达法师到了,对话只好中断。

  其实,那段时间,毛泽东一直在研究佛教和共产主义相通的地方。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和达赖喇嘛谈话时,就曾明白地说:“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为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赵朴初的人生极其丰富,笔者想用一句话概括:与“佛”结缘——成为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与“共产党”结缘——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名誉主席;与“书法”结缘——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与“诗歌”结缘——独创新诗体“汉俳”……他的一生与“缘”相接,功德圆满——构成了赵朴初绚丽多彩的灿烂人生。

  赵朴初与佛结缘,与他的家庭不无关系。

  1907年11月5日,赵朴初出生在安庆天台里四代翰林府第中。是嘉庆元年(1796年)状元赵文楷的后人。父亲赵恩彤,任过县吏和塾师,生性敦厚,家中作主的是母亲陈慧。状元府中有很多书,父亲和母亲都是爱读书之人,手不释卷,还经常写诗唱和。在这样一个文化气息十分浓厚的家庭,赵朴初自然是耳濡目染,从小就步入墨池和音律的乐土。聪慧的赵朴初八岁时便能诗善对了。一日,赵朴初又在父亲的书房里找书看,将书架上整齐的书翻乱了。母亲恰好进入书房,看到那种情景,嗔怪地说了一句:“七零八落。”小小的赵朴初竟脱口而出:“九死一生。”母亲为之一震,为儿子的敏捷才思感到非常高兴。

  赵朴初的家中设有佛堂,母亲每日早晨烧香拜佛;门前的水塘是她的放生池,里面放养着不少她买下的龟、鳖。遇上特殊的日子,还要买些生物放生。潜移默化中,赵朴初受到很大的影响,培养了他一颗极其善良的心,关怀弱者,不忍杀生。状元府天井中常有蜘蛛结网,有时,网到了一只蜻蜓,赵朴初总会找来一枝竹竿,将蜻蜓救出。每遇乞讨者上门,赵朴初总会送上一碗米或钱物。状元府离廨院寺不到二里,母亲常常带赵朴初一起去烧香。廨院寺的住持僧俗姓冷,法号先觉。每次,母亲烧完香拜过佛后,先觉法师都要在客堂摆上点心招待。先觉法师特别喜欢赵朴初,经常夸奖他年少聪明,将来必成大器。一次,先觉法师有意要考考赵朴初,他以庙中“火神殿”为题,说了一幅上联要赵朴初应答:

  “火神殿火神菩萨掌管人间灾祸”

  赵朴初稍作思考,同样以庙中的“观音阁”为题,作答曰:

  “观音阁观音大士保佑黎民平安”

  先觉法师和母亲都欣慰地笑了。佛种慧根,在赵朴初很小的心灵里就萌生了

  赵朴初的母亲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名叫关素,名静之,湖北汉阳人,为关云长之后,早年许配宋家,不幸夫君早逝,后终身不嫁,抚育弟关絅之成人。关絅之先生是著名爱国人士,曾任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会审官,以公正不阿著称,审理过闻名上海滩的“黎黄氏案”,人称“关老爷”。

  1920年,赵朴初母亲曾到上海看望关静之,关静之认为“三代住乡子孙愚”,建议将赵朴初送到上海读书,赵母觉得有理,于是,在这年秋天,14岁的赵朴初被父母送到了上海。赵朴初从深山中来到了上海,受到关大姨的悉心照顾。赵朴初称关静之为大姨,称关絅之为表舅。

  关絅之先生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投身佛教事业,与沈心师等人发起成立上海佛教居士林,同年创办净业社,并迁居觉园(今常德路418号)。赵朴初与关家同住上海觉园内。1928年,南京政府中有人提议以庙产办学校,遭到佛教界的反对。江浙佛教界在上海集会,成立江浙佛教联合会,以抵制政府动用庙产。该会就设在佛教净业社,经关絅之介绍,赵朴初在该会当了一名文牍员。后该会改组为上海佛教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佛教会,赵朴初在上海佛教会担任秘书,同时在中国佛教会兼办文书工作。

  在觉园,关絅之先生许多往来书信都由赵朴初代笔,他对赵朴初要求很严,凡写过的文字他都要反复修改,再誊清。赵朴初不敢有半点马虎,在关先生的帮助下,学问也日渐长进。后来,关先生改得越来越少。到最后,只要赵朴初写好,他常常一字不动。

  觉园,成了赵朴初的“佛教大学”。那时为强体健身,赵朴初还向与关絅之同乡同年同学的陈微明先生学习太极拳。天主教的马相伯先生、基督教的吴耀宗先生、佛教界的沈钧儒先生也都给了赵朴初很多教育和启发。赵朴初热爱鲁迅先生,“我以我血荐轩辕”、“俯首甘为儒子牛”的鲁迅精神与赵朴初的内心是相通的。1936年10月19日,一代文豪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在送葬的一万多人之中,就有年轻的赵朴初。当时带的那朵小白花,他一直珍藏在身边,表达了对先生的深切怀念。

  “九·一八”事变后,1936年,赵朴初参与了联合佛教界人士成立“中国佛教徒护国和平会”,任总干事,号召民众起来“反对内战,抵御外侮”,并发表致日本佛教徒书,要求他们起来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

  1938年,赵朴初与胡愈之、许广平、吴耀宗、陈巳生、雷洁琼、严景耀、吴大辊等志趣相投的一些同志,倡办了一个抗日救亡组织“益友社”。赵朴初担任理事长,常以娱乐活动的形式,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以鼓励国民勿忘抗日。为了做掩护,“益友社”请了几位年长的、受上海人尊敬的社会闻人来做理事,如关絅老、闻兰老、袁履老等,这些人都是赵朴初请来的。于是,社友们也就开玩笑说,新增一老,30岁的赵朴初就被“抬举”成“赵朴老”。久而久之,“赵朴老”之称从社内叫到了社外,这也就是“赵朴老”这个名字的由来。

  1942年至1943年,河南发生旱灾、蝗灾,致使灾民载道,遍野饿殍。当时主持开封佛教的净严法师悲心大动,想方设法救济灾民。朴老在上海闻知开封惨象,发起赈灾募捐,不仅为净严法师募集了大量的救济资金,还先后送来数百斤急需的药材。净严法师用这些药材制成丸状药食,日服少许,便可延续生命,几如秋风扫落叶的死亡得到了迅速遏止,其效果震动了开封城,被人们誉为“救命丸”。

  赵朴初与中国共产党的因缘是从同学梅达君、孙起孟等人开始的。

  梅达君,1908年生,安徽宣城人。他们一起上东吴大学附中,一起考入东吴大学,而且是终生的好朋友。梅达君思想进步,在学校读书期间,就与中国共产党有所接触,对党有较多的了解。他经常向赵朴初讲党的故事,还给赵朴初看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等。梅达君大学毕业后,也来到了上海,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救国救民的思想,赵朴初是非常赞同的。他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求学的这段经历里,年轻的赵朴初亲眼目睹了在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下中华民族备受欺凌,在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下广大农民蒙受苦难,从而立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

  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领导下,上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消息很快传到苏州,惨案发生的次日下午,赵朴初就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到苏州北局青年会参加了苏州学联召开的紧急会议。苏州学生也停课声援,赵朴初和同学们加入到游行大军中,支持上海工人运动,抗议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暴行。东吴附中全体同学还召开了特别会议,选举赵朴初等十人组成“临时执委会”,领导“所有援沪案一切事务”。赵朴初想出一个主意:“我提议大家以吃素代尝胆,倘若全体同学茹素两星期,即可募集一些伙食费救济工人,尽管杯水车薪,总计起来,就是不小数目,或可在全国带动其他地方募捐。”得到全体执委一致赞同,共募捐1000多元,并立即汇款300元给上海总商会,这是该会收到的全国第一笔捐款。

  1938年春天,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成立。赵朴初想到把一部分训练有素的难民送到新四军那里去,他冒着很大的危险,经过精心安排,第一批700多名青壮年难民,其中有共产党员40多人,赵朴初亲自去送行,望着轮船远去,他感慨万千,写了一首诗,以作送别:

  挥手汽笛鸣,极目楼船远。

  谈笑忆群英,怡怡薪与胆。

  雄风舞大旗,万流归浩汗。

  同弯射日弓,待看乾坤转。

  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赵朴初在上海得到这个消息,悲愤难忍,写下了著名的《哀辛士》:

  岂能北辙又南辕,无北无南八表昏。

  信有修能遭众妒,竟教积毁铸沉冤。

  邸枭在室悲弓折,魑魅甘人可理论。

  逼窄江南容后死,弥天泪雨望中原。

  毫无疑义,“辛士”即“新四”的谐音。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路中国科学社(今卢湾区图书馆)正式宣告成立,赵朴初等26人出席大会。大会一致通过了马叙伦所做的工作报告,作出四项决议。在大会通过的简章中,明确规定了组织的性质、任务和奋斗目标,指出中国民主促进会“以发扬民主精神,推动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从此,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一个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政治组织,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949年5月2日,上海地下党发动上海各界人士成立了一个“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赵朴初任总干事。主要对贫民供给饮食,维持治安,收容战区难民,并对国民党扔下的伤兵及散兵游勇予以收容看管,以防止破坏。由于赵朴初工作做得出色,宋庆龄曾亲笔写信给他,予以勉励。这期间,他经常和上海经济合作总署工作的美国友人谭宁邦打交道,引进国际援助的物资,并将物资分成A类和B类,A类送到解放区去,B类留在上海救济难民。5月27日,上海解放。赵朴初等上海民进成员,于当天发表了《告全市人民书》,庆祝上海解放,号召全体市民做好慰劳人民解放军、救护伤病员、检举潜伏特务、防止反动分子破坏捣乱工作。6月1日,上海民进会员在上海红棉酒家召开了第一次会员联欢大会。6月19日,经总部批准,民进上海分会正式成立,谢仁冰任主任理事,赵朴初任副主任理事。据赵朴初晚年回忆说:“上海解放,我们的工作由秘密转向公开,天天忙的连饭也顾不上吃,事情总是做不完,重点是接收和救济。”

  赵朴初时任华东民政部、人事部副部长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并负责华东生产救灾委员会的工作。有一天,邓小平、陈毅向赵朴初问及社会救济方面的情况,他告之上海现有游民60万,包括乞丐、浪人和娼妓。赵朴初在解放军的帮助下,觅地建棚安置,给那些人衣服、粮食,对他们进行教育,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救济工作中,赵朴初经手的钱财物可谓不计其数,他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公私分明。有一次,赵朴初要到北京去,可是口袋里没有钱,面对那么多的公款,他连借也不愿借,而是去找朋友吴企尧,很为难地向他借钱。吴企尧感到很吃惊:赵朴初真是廉洁,那么大的官,还管救济救灾,居然来向他借钱。

  面对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赵朴初按捺不住自己的诗情,提笔和了一首毛主席的《浣西纱》:

  铜鼓芦笙响彻天,轻裙长袖舞翩跹,歌声齐唱大团圆。

  民德如今敦友爱,军威海外又喧阗,五星旗指万夫前。

  1952年9月30日晚,虚云、圆瑛与赵朴初出席了盛大的国庆三周年国宴招待会。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圆瑛和赵朴初敬酒,圆瑛也向毛主席敬了酒。第二天,他们又应邀登天安门观礼。

  10月3日,赵朴初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这次会议上,虚云、圆瑛、喜饶迦措、陈铭枢、吕澄、赵朴初等佛教界著名人士都在北京,他们商议,发起组织中国佛教协会,指导新中国的佛教工作。赵朴初根据大家的意见,提出了由虚云、圆瑛等十余位高僧作为全国佛协的筹备人,起草了《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书》。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得到了中央的批准。毛主席在阅读由赵朴初主持起草的《中国佛教协会章程(草案)》时,亲笔加进了“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一句话。

  1953年6月,来自全国的141名代表,聚会北京广济寺,宣告中国佛教协会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喜饶嘉措和赵朴初主持,选举达赖、班禅、虚云、查干葛根为名誉会长,圆瑛为会长,喜饶嘉措、赵朴初等7人为副会长,赵朴初兼秘书长。这次大会第一次实现了中国佛教三大语系、各民族、各地区的大团结,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赵朴初在这次会上作了《关于中国佛协发起经过和筹备工作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是中国佛教徒的一件最大的喜事。像这样由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宗派的佛教信徒共同发起、共同参加、共同组织的全国性佛教团体,在我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赵朴初还说:“新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更加重大,在人民政府领导和支持下,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一致努力,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誓愿,一定能够圆满成就。”

  赵朴初最后说:“现在请让我举一件公案,有一天释迦牟尼问弟子们,怎样使一滴水永远不干?弟子们回答不出。佛说,要把它放到大海里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力量是一滴水,只要我们肯把它放到人民利益的大海里去,这一滴水是永远不会干的。”

  东亚、南亚、东南亚是佛教流传的重要地区。早在一千多年前,法显、玄奘、鉴真等我国僧人就远涉斯里兰卡、印度、日本等国,求取佛法,同时带去了中国人民的友谊。历史上,这些国家与中国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赵朴初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十分重视发展同这些国家的佛教往来,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良好的合作关系。

  由于历史的原因,建国后,中日邦交一直没有解冻。周总理、廖承志等同志特别重视,曾找到赵朴初,让他试着以佛教为纽带,搞些民间外交,告诉他:“中日友好是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保证。”

  通过开座谈会、访问、参观等形式,赵朴初与日本佛教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为中日友好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赵朴初三次(1955、1957、1960)赴日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两次(1961、1964)出席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以及1957年9月中国佛教协会战后第一次邀请全日本佛教会会长、曹洞宗管长高阶珑仙等日本佛教各宗派代表人物组成的“日本佛教亲善使节团”访华等活动。日本佛教界先后成立了“日中佛教交流恳谈会”、“日中友好佛教协会”,这是赵朴初积极开展与日本佛教界友好交流的结晶。

  1956年3月,赵朴初还前往印度,讨论有关佛陀涅2500周年的筹备工作。他出席了那烂陀大学新屋揭幕典礼,受到师生的欢迎。唐代玄奘大师前往天竺国,就是取经于那烂陀寺。后来,印度灭佛,佛经也遭到毁灭。此次赵朴初到印度,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宣布,将玄奘所译之佛经及他的顶骨舍利赠送那烂陀大学。唐时玄奘取经,而今赵朴初送经,其意义都是相当深远的。从3月到11月,赵朴初奔走于南亚和东南亚各国,为纪念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

作者:欧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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