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郑振铎在他不足六十年（差二个月）的一生中，在上海先后居住了二十四年；上海是他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座城市，他和上海结下了不了的情缘。
　  在上海，父亲从一名铁路实习生开始走上文坛，继而成长为一颗闪亮的文坛巨星；从一介书生而成长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成长为坚定的爱国者和杰出的民主运动领袖……而这一切又为他最后十年成为新中国的一名高级干部作了坚实的铺垫。

　　以时间和地点来划分，父亲在上海的二十四年，大致可分为闸北时期（1921-1931）和静安时期（1935-1949），以及徐汇时期（抗日战争隐居四年）。本文分别介绍“闸北”、“静安”这两个时期的工作活动情况。

闸北春秋

　  1921年春，年方22岁的父亲第二次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第一次是他从温州北上求学时曾路过上海，在外婆家小住。其实，他头年底就从北平铁路管理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沪杭甬铁路局。但因参与校刊编辑工作和文学研究会成立事宜，故而延至1921年3月才得以成行，在上海火车南站当实习生。与此同时，他到上海后即去四马路（今福州路）拜访了《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张主编很赏识这个比他小12岁的年轻人，见面谈了两件事：一是父亲接受了为该报副刊《学灯》当兼职主编；二是张主编同意在该报的副刊上为新成立的文学研究会设一副刊，名为《文学旬刊》，作为文学研究会会刊，主编郑振铎。而这正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们梦寐以求的。经过一个多月的积极筹备，该刊于5月10日正式创刊，这是父亲这次到上海所办成的第一件大事。次日，经文学研究会另一发起者茅盾推荐，他走进闸北商务印书馆当了一名编辑（茅盾当时也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酷爱文学的他在当了一个多月的挂钩员后便从此离开了铁路。这是父亲这次到上海后办成的第二件事，也可以说是改变他今后一生的一件大事。

　  自1921年5月11日起，他在商务印书馆一干就是十年。从编小学教科书开始，第二年他就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1923年，他接替茅盾从第14卷起担任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小说月报》的主编，直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闸北遭日军炮火轰炸、该刊第22卷停刊为止，他整整编了九年的《小说月报》。

　  在商务印书馆的十年，他从一名普通编辑成长为著名主编；从一名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成长为一颗跃跃升起的文坛巨星。他的著名散文集《海燕》、著名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及其它许多散文、杂文、古典文学论著都是在这十年间先后发表的。而最重要的是他的《文学大纲》，用综合和编年的方法，介绍世界文学发展概况，分述各国文学名著，并带有精美插图（均为各国名画），共四大册八十余万字。他从1923年底开始撰写，直到1927年初完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出版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蔡元培先生赞扬其为“纲举目张”、“开示涂径”、“材料丰富”和“编制谨严”的“空前之作”。很长时间里，人们要了解世界文学发展的概貌就必须向这部书求教，近些年来东方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多家出版社仍在重印此书。

　  父亲主编的《小说月报》，坚持“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方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特别是一些文学青年纷纷为该刊投稿，有不少文学新星由此产生。巴金、老舍的处女作都是在该刊发表的，他们并由此坚定了终生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念，最终成为中国文坛的两颗巨星。

为了真理

　  作为一名爱国者和先进知识分子，父亲早在学生时代就和瞿秋白等人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倡导建立一个“德谟拉克西（民主）”的新社会，还参加了李大钊创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五四”运动时期，他作为本校学生代表被选为学生领袖。之后他到上海工作，起初还过了几年平静的书斋生活，25岁时解决了婚姻大事，成为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的乘龙快婿，夫妻和谐，琴瑟友之。

　  1925年5月30日，上海二千余学生在租界声援工人斗争，被英巡捕拘捕百余人，万余民众聚集英巡捕房门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遭镇压，当场打死十余人，伤无数，逮捕数十人，酿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又一次拍案而起，挺身而出，为真理而战。他和沈雁冰、胡愈之等人，对当时上海的各大报纸“对于如此残酷的足以使全人类震动的大残杀竟不肯说一句应说的话”感到无比愤慨，便联合上海各学术团体的一些成员自筹资金，于6月3日创办了《公理日报》，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的暴行，支持工、学、商各界群众的爱国行动，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成了畅销一时的报纸。当时，报纸的编辑部和发行所就设在我们家的客厅和书房里，父亲不仅亲自写稿、编辑、校对、接洽印刷业务，还动员全家参加发行工作。但是，这份报纸办了不到一个月，便因经费困难，更主要是在当局政治压力下，印刷厂都不敢再承印，被迫于6月24日停刊。

　  严峻的现实使他们认识到一个真理，即“赤手空拳地高叫‘公理、公理’是无用的”，要参加到更实际的斗争中去！两个月后，他就参加到更实际的斗争中去了。是年8月，商务印书馆和全国三十多个分馆，爆发了争取职工利益的总罢工，父亲作为编译所职工代表和中央罢工执行委员会委员，直接参加和领导了火热的职工运动，最后以资方的妥协而获得胜利，父亲也在广大职工中取得了很高的威信。

　  上世纪20年代是工人运动、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的年代，1927年3月，周恩来同志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父亲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场火热的斗争中。当时我家就在宝兴西里，起义前父亲把武装起义用的枪支弹药藏在家中的沙发背后及下面等隐蔽处。起义胜利后，他和胡愈之、叶圣陶等人组织了上海著作人公会，积极参加了临时革命政权—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父亲还被推举为闸北区市民代表会议的执行委员。

　  不久，“四·一二”事变发生，父亲和胡愈之等人联名写信给蔡孑民等，强烈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暴行。由于他在抗议书上签字名列第一，又因他曾是革命政权组织的成员，而且当时已有许多革命青年和朋友相继遭到反动当局残杀，在朋友们的极力劝说下，他满怀激愤之情，被迫远走欧洲，辗转于英、法、意等国避难，历时一年有余。1927年5月23日，他怀着一颗对祖国依依不舍的心情，在法国油轮“阿托士第二”上写下了著名散文《离别》，“别了，我爱的中国，我全心爱着的中国！……”此文后收入他的散文集《海燕》。

　  1928年10月左右，父亲在国内局势稍稍平静后，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祖国。回国后，父亲仍在商务印书馆主编《小说月报》。可是不久，他因与总经理王云五的矛盾日益激烈，愤然辞去了长达十年的编辑生涯。1931年秋，经周作人和郭绍虞的推荐，举家北上，担任了北平燕京和清华两所大学的合聘教授。

静安风云

　  在北平的四年，父亲奔走于燕京、清华两校之间，取得了教学、写作双丰收。四年里，父亲完成了继《文学大纲》后的又一传世之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年12月北平朴社出版），而他的又一力作《中国俗文学史》也已完成大半。1934 年冬，因力聘几位进步教授（其中有几位共产党员）到燕京任教而遭到校当局反对，他心情十分郁闷。不久，上海暨南大学何炳松校长聘请他担任该校文学院院长。1935年6月，父亲又一次举家南下，在上海地丰路（今愚园路支路）地丰里6号安了家，一年后又搬到了静安寺东侧的东庙弄44 号，在此居住了13年，直到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离沪赴京。这是一座三层楼的弄堂式花园洋房，小院内有草坪、花坛，父亲好客，加上老祖母一手精到的烹调手艺，能做出风味独特的福州菜肴，东庙弄44 号成了沪上文艺界名人经常聚会之地。

两位亡友—瞿秋白和鲁迅 

　  一回到上海，瞿秋白与鲁迅先生的噩耗便接踵而来。

　  秋白是父亲少年时代的挚友，和父亲情同手足。有关父亲与秋白同志的友谊，我曾在《东城根的几个年轻人》等文中有过详记（此文曾收入我的散文集《石榴又红了》一书中）。秋白同志是1935年12月26日在福建汀州被捕、次年6月18日遇害的。噩耗传来，父亲悲痛欲绝。秋白同志牺牲后，鲁迅先生便约了茅盾先生来到地丰里6号，与父亲商量编印秋白遗作之事。鲁迅先生说：“我们都是秋白的老朋友，就由我们来带个头罢。因为秋白这本书，书店老板是不敢出的，我们只能自编自印。”在鲁迅先生的建议下，父亲于8月6日晚在家中设便宴，请了鲁迅夫妇，还有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共2人，讨论募捐出版秋白遗作、整理文稿及安排印刷厂等事宜。这次聚会，实际上是一次对秋白的悼念活动。而在当时，这些活动都必须秘密进行，吃饭只是一种掩护方式。秋白遗作《海上述林》于1936年9月以“诸夏怀霜社”名义出版。“诸夏”即中国，瞿秋白原名“瞿霜”，“怀霜”即怀念秋白，以此表达对挚友的深切怀念，对反动当局残酷杀害革命志士的愤怒抗议。

　　1936年是世界文坛的一个不祥之年。6月18日高尔基和10月19日鲁迅先生两颗文坛巨星先后殒落，使父亲无比震惊和悲痛。特别是7月22日，他刚送走了视同父亲的岳父高梦旦先生，紧接着便又失去了亦师亦友的鲁迅先生，他犹如雪上加霜，心如刀割。鲁迅先生比他大17岁，给了他许多帮助，可说是忘年之交。当年父亲开始研究中国小说时，苦于独学无友，“盲人骑瞎马”，是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减少了他许多暗中摸索之苦。鲁迅先生积极鼓励并亲自手抄《醒世恒言》全目赠送给他，后来赠他半部（只有半部）明版《西湖二集》。在先生鼓励下，他俩合作编印了《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传为文坛佳话。父亲在执绋送殡后，含泪写下了《永在的温情》一文。他在文中写道：“我竟不相信，他竟是那样突然的便离开我们而远远的向不知的所在而去了。但他的友谊却是永在的，永在我的心上—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孤岛”上的贡献

　  不祥之年刚刚过去，一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难又在降临。随着“七七事变”的炮声，日本侵略军侵占平津，进而向中国的金融和工商业中心—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八一三事变”揭开了淞沪战役的序幕，第二天，父亲站在自家楼顶朝虹口方向眺望，只见巨大的紫黑色的烟云向上升腾，空中飘落着许多焦黑的残片，有的甚至落到了我家的天井里，父亲顿感五脏俱焚。他立刻想到，自己寄存在开明书店的那一百多箱古书也已毁于炮火。

　  淞沪战役结束后，上海四周沦陷，租界成为“孤岛”。“孤岛”时期，父亲一边在暨南大学授课，一边奋笔疾书为抗战呐喊。此外还肩负重任，为国家和民族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抢救下了《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这座宏伟的戏曲宝库；二是发起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了大量珍贵的文献典籍；三是参加“复社”、出版《鲁迅全集》等书籍。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长驱直入，东南半壁江山惨遭蹂躏，所处各省著名藏书家所藏的古代图籍大半散入上海旧书市，无数珍籍、稀有版本被英、美、日、德等外国人攫取，父亲举家食粥，竭力买书。《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这部国宝级的图书，就是他前期寻访收藏的古籍中最为重要的收获。元代是我国戏曲史上最辉煌的时代，曾有关汉卿、王实甫等戏曲大师，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戏剧艺术遗产。该书是研究元明杂剧及其作者的重要资料，由明代藏书家脉望馆主赵清常亲手抄校而成，故得此名。这部书共收入元明杂剧242种，所收剧目颇多孤本，价值极高，向为世人所重。然年代久远长期战乱，此书一直在私人藏书家中辗转，如坠云雾而不见，民间传说元明杂剧仅有一百余种。一个偶然机会，父亲发现了“脉望馆”的线索，之后整整寻访了八年，终于在1938年的一天，有了此书的准确下落，但书商以奇货可居，开出万金高价，在几经周折交涉后，父亲在征得“重庆方面”同意后，以九千元巨款为国家购得这部书，为民族“抢救”了一座“戏曲宝库”。父亲在为此书写的《跋》中说：“‘国宝’终于成为国家所有。我的心愿已偿。”

　  经历了对“脉望馆”的成功抢救，父亲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仅凭个人微薄之力，孤军作战，毕竟势单力薄，面对众多珍贵文献的散失如杯水车薪，所能抢救下来的不过是九牛一毛，他心似刀绞火焚。几天冥思苦想之后，他决定联络当时留在“孤岛”而又和他同样关心民族文献的张元济、张咏霓、何炳松等先生，在“重庆方面”同意下，得到了一笔原本为扩建中央图书馆（因战事而暂停）的巨款约两千万元，成立了一个专门收购民族文献的秘密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

　 从1940年春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同志会”为国家抢救出来的珍贵古籍，足够装备一个大型图书馆。最初这些书就存放在东庙弄44号家中，后来越来越多实在放不下了，父亲便设法在离家不远的常德路上“觉园”佛教场所中，借了一处原为存放法器的“法宝馆”的屋子。课余时间，父亲就去那里和他的两位助手一起整理这些古书，其中属于“国宝”级的就有八十余种，曾秘密运往重庆，中央图书馆曾为此举办了展览会，轰动了整个山城。
　  与此同时，父亲还是另一个秘密组织“复社”的重要成员。不同于“同志会”的是，“复社”是一个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专门出版革命书籍和进步书籍的地下出版机构。主要成员有胡愈之、周建人、许广平、郑振铎等二十人。出版经费主要由成员集资，最初每人出资五十元，共集得一千元，出版了《鲁迅全集》。以后，在四年时间里，又出版了《列宁选集》、《联共党史》、《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这给死一般沉寂的上海出版界，带来了活跃气氛。日寇四出搜捕，却始终未能破获这个组织，因为它的成员“团结得像铁一样的坚固”。

蛰居四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整个上海都成为沦陷区。1941年12月8日，父亲在暨南大学上完了“最后的一课”，就亲手将“觉园”法宝馆锁上了一把大而坚固的铁锁，并贴上了封条。因为此时“复社”的许多成员都已去了大后方，一些友人也曾劝他同去，但法宝馆里的那些珍贵古籍怎么办？父亲冒着生命危险，自觉担负起保护这些珍贵古籍的重任。家中已无法再呆下去了，父亲托朋友设法搞了一个假身份证，只身离家出走，化名隐居。在此后的四年时间里，“文学家”郑振铎从东庙弄44号消失了。他由爱国政治家、学者张国淦老先生介绍，借居于汶林路（今宛平路）邓芷灵老先生家里。1943 年1月下旬，一位名叫“陈思训”的中年文具商人，搬进了居尔典路（今高邮路）一条僻静小巷里一幢小楼的二楼上，他就是我的父亲。

　  据父亲日记和《蛰居散记》叙述，当年这地方靠近郊区，十分冷僻，四周都是菜地，时常可见农民在地里松土施肥。有时出去走走，也不必担心会遇见什么人，适合秘密隐居生活。但世事难料，他居住的楼房的大门，正对着一座深宅大院的后门。刚搬去时，那座大宅还空着的，后来四面高墙上装上了铁丝网，还通了电，原来竟是大汉奸周佛海将要搬来，怪不得此前特务、警察曾一次次来此“调查”居民情况。父亲满怀悲愤，在敌人的魔掌下顽强地坚守着，虽然潜居虎穴之旁，但沉着应对，始终没有露出破绽。

　  在蛰居的四年里，父亲的生活既清苦又孤独。每天上午都要提个旧公文包出门，以示是有职业的，其实主要是去旧书店闲逛，下午和晚上则在小楼上读书，或为以前买的古书写些题跋之类的东西。其间，苏北新四军陈毅代军长曾几次派联络员，来劝他去苏北，但他离不开觉园中的“国宝”，故而始终未能成行。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上海徐汇区政府，于2002年12月在此为父亲“蛰居”地举行了挂牌仪式，这里成了父亲在上海二十四年里唯一可供纪念的地方。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战八年胜利！父亲也结束了他的“蛰居”生活，回到了东庙弄44 号—他魂牵梦绕、充满温馨的家。

为了民主

　  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觉园”为法宝馆启封。以后每天他从家中步行一刻钟左右到法宝馆，和他当年暨南大学的两名高足，一起整理那些被尘封了数年的“国宝”。
　  在此期间，他的另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创办《民主》周刊。

　　1945年8月，生活书店负责人徐伯昕，特来邀请父亲主编一个类似《生活》的刊物。《生活》周刊原由邹韬奋主编，以宣传抗日为主，曾以周刊名义为东北义勇军和十九路军募捐，《生活》“时时立在时代的前线”，发行量骤增至15.5万份。1933 年邹韬奋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执委，被反动当局列入暗杀名单，《生活》周刊被迫停刊，邹韬奋也于1944 年逝世。伯昕说：“现在国内的首要问题就是实行政治民主，所以这个刊物打算就叫《民主》。”伯昕是韬奋的亲密战友，也是父亲的老友，父亲当即爽快答应。《民主》编辑部成立了，对外叫“民主周刊社”，办公地点设在徐伯昕的通惠印书馆。1945年10月13日，《民主》正式创刊了！“创刊号”上，有父亲撰写的《发刊词》、《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和《我们的责任更加重》，有马叙伦的《思想解放》、周建人的《略论这回大战的性质与法西斯的歪曲事实》、景宋（许广平）的《迎双十节》等约二十篇文章。
　  《民主》从诞生那天起，就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呼喊出了广大爱国同胞的强烈心声，发表了著名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它和当时的《周报》、《文萃》一起，被广大读者誉为国统区的“三大民主刊物”。蒋天佐化名贺依为写道：“《民主》从诞生日起就知道迎接它的是多灾多难了……是中国人民的心声！它发自人民之心而又入于人民之心了。”正因为如此，它遭到反动当局的嫉恨，《民主》被列入要查禁的109种杂志中。《民主》在走过了一年光辉而艰难的战斗历程后被迫停刊。1946年10月31日出版《民主》
终刊号（53、5 4期合刊），父亲在刊首《我们的抗议》中愤慨地疾呼：“她会复活的！凤凰从火焰中重生，那光彩是会更灿烂辉煌的！”
　  《民主》被迫停刊了，斗争更加严峻了，一个与《民主》密切相关的政治组织正在形成。那是父亲和参与创办《民主》的徐伯昕、蒋天佐等人以及该刊作者马叙伦、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傅雷等人，为研究时局商讨文章，而经常聚会共议国是。随着民主运动的发展、相互联系的日益紧密，逐渐形成了一股积极争取民主的政治力量，进而酝酿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
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中国科学社集会宣告成立。
　  严酷的现实，把父亲再次推上了新的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

　　1949年2月15日，父亲应中共中央邀请，化名“陈敬夫”，秘密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从此为建设新中国，献出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也是最为辉煌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