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 1958年18月17日) ，生于浙江温州，原籍福建长乐。作家，文学史家，著名学者，书斋用“玄览堂”的名号，曾就读于北 平铁路专科学校，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五四运动期间，与瞿秋白、耿济之创办《新社会》杂志，倡导新文化运动。1920年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文学周刊》与《小说月报》，并先后担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与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中科院文学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主要著作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俄国文学史略》、《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等。

早年致力于民进的创办和发展

　　郑振铎儿子郑尔康编著的《郑振铎》一书谈到： “1945年8月30日，生活书店负责人徐伯昕先生（中共地下党员）和唐先生来东庙寓所，和 郑振铎谈起了邀他主编刊物之事（即《民主》），郑振铎慨然接受了 伯昕先生的邀请。于是1945年13日，《民主》正式在上海创刊了！ 在创刊号上，除了‘发刊词’是郑振铎撰写的以外，还发表了他 的《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和《我们的责任更加重》 两篇文章，还有马叙伦先生的《思想解放》，周建人先生的《略谈这回大战的性质与法西斯 的歪曲事实》，景宋（即许广平）的《迎双十节》 等约二十篇文章。在‘发刊词’中，郑振铎激动地写道 ：‘中华民国缔造了三十四年，曾经有几年是名副其实的 ？我们很惭愧，在中华民国三十四年的今天，还在谈民主……’《民主》从诞生那天起， 就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呼喊出了广大爱国同胞的心声。著名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就 发表在《民进》周刊第十四期上。”《民主》经过周密筹备，于10月]3日正式创刊。在创刊号上， 发表了郑振铎在4日写的《发刊词》。表示该刊是一个‘无党无派”、“没有任何的军队或政党支持 ”的刊物。当然，这样说是为了合法斗争的需要。他虽然确实是“无党无派”，但《民主》周刊实际 上是中共支持的。《发刊词》坚走地表示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毫不含糊地为民主而斗争。此时， 上海的国民党当局已加紧对民主运动的迫害。郑振铎于12月8日在该刊发表《我们的抗议》一文，强烈抗议反动当局没收《民主》、《周报》等刊物。就在 这样严峻的斗争形势下，郑振铎与夷初（马叙伦）、伯昕、广平、乔峰（周建人）、朴初、景跃、洁琼、柯灵、林汉达等人（大多是《民主》、《周报》两刊的主要撰稿人），以及部分由王绍鏊联系的工商界爱国人士（绍鏊是地下党员），筹备发起中国民主促进会，并当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1949年以后，成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为新中国文物事业保护做出重大贡献

　　郑振铎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注意和重视研究文物和现代考古学。1928年，他在伦敦编写了《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最早向中国学术界全面介绍埃及、巴比伦、亚述和特洛伊、迈锡尼、克里特等地田野考古发掘的著述。郑振铎以极大的爱国热忱，致力于保护祖国文物。郑振铎从20年代开始收集研究中国古代版画。30年代，他与鲁迅合作辑印了《北平笺谱》，重刊了《十竹斋笺谱》。1940——1947年，他以其30多年收集所得资料，陆续编印了《中国版画史图录》5辑20册，实为前所未有、集中国版画之大成的巨著。他高度评价了中国版画在世界版画发展史上的领先地位，充分肯定了版画作为研究古代“生活实相”和“社会变迁”的生动史料价值。1946年郑振铎筹资组成“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刊行会”，于1947年开始主要依靠他自己一个人动手，从各个方面收集资料，陆续编纂出版了内容空前丰富、收集有各类画片3003幅的中国第一部大型《中国历史参考图谱》。1948年，他把曾被日本侵略军从香港劫夺而由中国驻日代表团追回的一大批珍贵图书秘密转移，指定孙家晋等人负责保管，故意拖延、推迟运往南京的时间，直到上海解放后交由中央工作团接收，使这批珍贵图书得以保存下来。郑振铎在就任文物局局长后不久，即将他在上海重金收购的几百件古代陶俑全部捐献国家，并与王冶秋共同倡议从事文物工作人员，都不要购买和收藏文物。这成了文物局工作人员的一个传统，以后被列为《文物工作人员守则》的内容之一。1949年11月16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郑振铎为新中国首任文物局长。1950年，在他主持和指导下，草拟了一系列有关文物保护的法规文件，提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颁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命令》和《关于保护古建筑的指示》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保护文物的法令、指示和办法，为中国文物的保护管理作出了积极贡献。1952年开始，在郑振铎 主持下，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联合先后举办了4届考古人员训练班，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配合建设工程为主的考古发掘工作。1956年，郑振铎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他作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考古组组 长，与尹达、夏鼐共同制订了《考古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1952年，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支持下，他创办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促进了文物考古工作新生力量的成长，扩大了文物考古队伍。

中国第一批卓越的翻译家

　　郑振锋的一生没有离开过翻译 ，成果颇丰，对我国文学与翻译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掌握的外语，主要是英语，因而从事的翻译都是从英文转译的。郑振铎最早在二十年代开始翻译俄国小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1920年到1923年间，郑振铎所推荐、翻译的以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里 ，契可夫，高尔基等为代表的俄国著名的作家作品、论文及“序文’，论著等，共二十 多篇（部）。由他与人合译的《俄国戏曲集》（共学社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1921年出版）在 ”五四”时期的读者中颇具有影响。而由他翻译的《灰色马》（《小说月报》连载）等，则反映俄国社会革命和人民的思想倾向，引起读者的注目。他积极介绍十月革命前 的俄国进步文学，为我国的新文学思想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郑振铎翻译的印度文学，主要是翻译泰戈尔的诗歌以及印度古代寓言。1922年10月，郑振铎翻译出版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翌年九月又出版了他翻译的《新月集》。我国比较有系统地大量翻译泰戈尔的诗歌是从二十年代开始的，郑振铎是最主要的译者。冰心读了郑振铎译的《飞乌集》后，评价道 ：“觉得那小诗非常自由，就学了那种自由的写法，随时把自己的感想和回忆，三言两语写下来。”郑振铎的这些译作，对于我国新文学建设和中外文学交流，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二十年代我国诗坛上小诗和散文诗的流行，与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的诗很有关系。1925年8月，郑振铎出版 了《印度寓言》一书，共收他的译作五十五篇。他的译作受到了中国读者的欢迎。印度学者海曼歌·比斯瓦斯在1958年《悼念 郑振铎》一文中指出：“他可能是第 一个把印度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人，他同样是当前中印文化交流的先驱。” 对他在印度文学翻译方面的贡献作了高度的评价。

　　郑振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他为中国译介了许多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其中许多作品具有开拓性和启蒙性。他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翻译理论，为中国翻译理论增添了许多宝贵的财富。他在文学翻译方面贡献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