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从黑暗中微露曙光，我和唐弢、柯灵、钱家圭四人聚会时很自然地谈起抗战胜利以后，如何集合在一起共同做一点有利于新中国建设的事业。柯灵倡议办一个综合性刊物，我青年时代曾受《生活周刊》的影响很深，抗战后在丹阳出版过《丹阳报》，又曾负责过《华美周报》的经理职务，因此与钱家圭、唐弢一致赞同这个意见。约定我和家圭筹集资金，担任管理业务，唐弢、柯灵担任编辑。 1945年7月，抗战胜利在望，柯灵因被敌寇逮捕，严受酷刑，不愿再留在沦陷区，约同黄佐临、丹尼夫妇前往后方。

　　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和家圭、唐弢就商量将刊物办起来。开办资金我和家圭早就筹集，兑换成港元，积有 5000元。我在厦门路尊德里11号有一个营业机构，即借作社址。一面约好大沽路国光书局代为印刷，一面由唐弢着手编辑第一期创刊号。创刊号内容经大家研究确定。当时沦陷区人民在抗战胜利后最关心的问题是：一、伪政府发行的伪钞如何兑换币值；二、严惩南北伪政府为虎作伥的汉奸。前一问题我们征得在上海的经济学家蒋家祥（东吴大学经济系主任）、莫启欧、张一凡、娄立斋等的文章，后一问题由郑振铎、马叙伦、李平心等发表惩治汉奸的意见。唐弢写了《发刊辞》并写了《迎国军》、《东京签订降书》、《毛泽东抵陪都》等短评。现在查一下当年的《周报》创刊号，可以发现周予同的《东北诸省国民教育之重建》是 8月22日完稿的，胡曲园的《狂欢与急进》是 8月16日完稿的，郑振铎《蛰居散记》是 8月20日完稿的，可见8 月下旬就准备送交国光书店印刷了。

　　这时柯灵还滞留在杭州。经我和唐弢发信促其返沪，柯灵于8月底返回上海，我们四人又进行商量。原来的刊物命名为《自由中国》，经考虑觉得这一名称虽然很响亮，但刺激性很重。柯灵提出改为《周报》，封面也是柯灵设计的。我被推为发行人（后《文艺复兴》创刊，由家圭为发行人），唐弢、柯灵为编辑，这些都没有经过什么争论，顺理成章地定下来的。《周报》的组织形式，是我和家圭以资金入股，唐弢、柯灵以劳绩入股。劳绩股款数额如现金投资，我和家圭不支薪而编辑是按月支薪。

　　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进行刊物登记。原来满以为我们是胜利后第一家申请刊物登记备案，一定会很快地批下来，不料一等十五天毫无消息。请李健吾为我们探询，才知道《周报》申请备案的文件标明刊物宗旨一条上填有“加强团结，实行民主”，国民党认为这是共产党的口号。幸好一位朋友知道我们遭遇到这一情况，提醒我们国民党所颁布的《新闻纸、杂志登记办法》中有新闻纸杂志一面申请登记，一面可先行出版发行的规定。我们一查，果真有这一条。《周报》创刊号早已编好，于是立即交国光书店印刷厂印刷，终于 l945年9月8 日发行。《周报》距抗日战争胜利还不到一个月就和读者见面，这是抗战胜利后全国第一家发行的综合性刊物。所以能这样是和唐弢同志的认真负责，工作踏实分不开的。

　　《周报》创刊号初版虽印了五千册，但读者仍不断地上门或来信求购，连续三版，共发行了八千册。这一数字，在当时是较大的了！当然引起国民党特务注意。因此，发刊仅仅一年，可说是受尽了“三灾八难”。

　　《周报》第一期发刊后第三天，黑衣大汉就到尊德里上门来恫吓，说：“你们这个杂志，是共产党的刊物，你们办下去决没有好下场！”当时我们并不在意，因为我们自己很清楚，我们完全是自己私人出资，没有任何后台老板，也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可是连续发行两三期后，特务、警察进一步查抄报摊上出售的《周报》，予以没收。开始抄去的刊物，还由警察出具收条，报贩拿了收条向我们交账，由《周报》负担损失。我们很天真，拿了收条向上海市警察局刑事处去查问：“《周报》是依法登记的刊物，为什么警察不断地向报摊上查抄没收？”刑警长答应去查，并问有无收条？有收条查起来较为方便。我们不意其诈，拿收条交给了他。不仅没有下文，而且以后不断地从报摊上没收，连收条也不给了。这就是当时所谓“新闻出版自由”的实质。往往事有出乎人意外的：正因为《周报》不断在报摊上被查抄，反而引起读者注意，销路逐期增长，可以弥补被查抄的损失。当时国民党机关还有一层“民主”的面纱，不敢公然明令禁止发行。但《周报》在不断被查抄的情况下，曾在第十二期上发表了《我们的申诉》一文：“《周报》只是几个无党无派的私人刊物，在站在人民的立场，拥护政府的原则下，阐明我们的看法。”“我们并不是对小小的刊物有所顾惜，万一有一天，当局认为像《周报》这样的刊物，不应存在于胜利后的中国而加以取缔时，我们将毫不犹豫立刻停刊。”在短时期内，国内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已达到尖锐化程度，国民党机关决不会因这篇小文章而放松他们对《周报》的迫害。当时《周报》每期的销数大概在七千份左右。外埠只限于铁路畅通的京（南京）沪、沪杭（杭州）沿两铁路的三角线上。不在铁路线上的南通、常熟等读者都来信说：“《周报》第 16期起就看不到了。”不久邮局就停止外埠寄递。钱家圭是上海邮政管理局的老邮务员，他向邮局去探问。回答说：从来没有见到明文不许《周报》寄递，而是特务人员利用职权偷偷地拿走了。这就根本无法对付。

　　《周报》刊行整整一年，这一年是受国民党摧残的一年，但因国民党文告中还侈谈民主，有了这一假面具，开始还无法使出勒令停刊或径行封闭的手段。但是当时二十几家进步刊物，实在使他们寝食不安。因而到 1946年6月18 日就不得不撕破面具，利用CC系外围组织—— 大中通讯社向各报发表一则《通讯》：“据悉警察局认为本市出版之《周报》、《文萃》、《民主》、《昌言》、《人民世纪》等若干刊物，有违反《出版法》并抵触《刑法》之处，拟于日内予以查封云云”。这是试探性的欲加迫害的前奏曲。所谓违反《出版法》及抵触《刑法》，都是空洞而毫无根据的。各刊物自然纷纷予以驳斥。

　 7月19日又有查禁《周报》消息。但上海市新闻处说：《周报》并未查禁。另一面，我们查到《周报》 1945年9月向上海市社会局申请登记的呈文，上海市社会局1946年 5月还转呈给内政部。同时，在上海市社会局通知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的“准予代售刊物名单”中，《周报》赫然在内。可见他们当时还有所顾忌而举棋未定。迄 8月30日，《周报》第48 期发刊了，上海市警察局突然到经售的五洲书报社，把这期《周报》全部没收。警察局说：“我们是奉命执行，应该去问社会局。”社会局说：“该问上海市政府。”市政府说：“责任在南京内政部。”我去南京向内政部查询，内政部一位司长级负责人说：“这完全是上海市的事，内政部是不管的。”这样推来推去，没有一个机关敢承担责任。

　　最后勒令停刊的文件，终于由上海市社会局发出了。唐弢、柯灵还预备进行对抗，继续出下去。我对政治斗争毫无经验，而这时《周报》经济上已可独立，于是我希望他们另找一位发行人，我名下的一切，可以无条件赠与。他二人商之郑振铎，郑先生说，这应该尊重发行人的意见。于是决定停刊。 49、50两期合刊《休刊号》，由唐弢、柯灵署名写了一篇《暂别读者》。郭沫若、茅盾、巴金、景宋、周予同、马叙伦、郭绍虞、顾均正等15人在《我们控诉》总题下各写了一篇《申诉》和《呼吁》。我记得郭绍虞一文中说：“《周报》创刊即代表曙光之开端。然而《周报》的生命，始终在风雨飘摇之中。”又说：“在这样一个恶劣环境下，主张国共要合作，政治要民主，言论要自由的《周报》，当然无法继续它的生命！”

　　《周报》从1945年9 月发行到1946年8月停刊，共发行了五十期。先后共发表四篇社论：创刊号的《发刊辞》，第10期的《我们坚决反对内战》，休刊号的《暂别读者》是唐弢写的稿，前二篇以本社的名义发表的，后一篇是以唐弢、柯灵二人名义发表的。第12期的《我们的申诉》是柯灵执笔，用本社名义发表的。《周报》每一期有“评坛”一栏，用短评形式谈论时事，先后五十期共发表了 113篇短评，其中唐弢以堂、韬、端、风、潜、羽等笔名共发表了66 篇。

　　当年四人合办这一刊物，主要是从爱国主义出发。因为抗战八年在日寇铁蹄下过着窒息的生活，一旦复苏，就专心一致地为胜利后的新中国建设尽一点国民义务。大家不为名，不为利。有事商量，有困难想办法克服，相互协作，配合默契，共同为办好《周报》而奔走，可以说融洽无间。就如征集稿子这种事，也是不分你我共同去约稿、征稿。《周报》休刊号平心《恭读夏都文告有感》中写道：“笔者因病久住医院，按照医院养病规矩，是不能撰文投稿的。但《周报》编者先生唐、柯二兄来告《周报》就要断气，问我可否写一点稿子，作为饰终典礼的一束香花”。可见当时是如何齐心协力。不意多少年后，反而嫌隙丛生，这是当年意料所不及的。回顾当年，我们四人抱着“加强团结，实行民主，建设一个国富民强的新中国”的宗旨创办了《周报》，大力呼吁“坚决反对内战”，到最后被迫停刊，对国民党政府失望。唐弢的《发刊辞》、《我们坚决反对内战》、《暂别读者》和 60多篇短评，充分反映了《周报》一年的变化，实际上也反映了人民思想感情的变化。唐弢对《周报》的贡献就这一点来说是再显著不过的了。

　　《周报》从发行之日起，即为国民党所忌，经常受到摧残。《周报》也曾尝试求得法律保护，请当时著名法律家沈钧儒，闵刚候为法律顾问，但也无济于事。比《周报》稍后一点出版的《民主周报》及共产党人办的《文萃》也毫无例外地频频遭到摧残．大家意识到，上海有这么 20多家的民主进步刊物，有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组织进行对抗的必要，因而上海杂志界联谊会迅速成立起来。在这个联谊会里，《周报》发行最早，而销路又最广，其次是《民主》。《民主》发行人为王丰年，遇有会议我和王丰年辄被推主持。联谊会每两星期开一次会，座谈出版情况，互通消息，交流意见，商量对策。

　　一天，徐伯昕找我和唐弢，要联系开会的地方。那时我担任经理的联华银行八仙桥分行已经停业，因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政府对沦陷区的银行一概不承认。银行楼上有一个会议室可以使用，怕联华银行总经理张邦铎有意见，我和唐弢两人一齐去找张，说《周报》要召撰稿人开一些会。经过同意后，联华银行八仙桥分行会议室就成为联谊会开会的地方。郑振铎、马叙伦、傅雷、唐弢、柯灵等人也经常在那里喝茶聊天，漫谈时事，商量出版事宜。民主促进会是在这个基础上成立起来的。

　　1945年月11月，在一次座谈会后，郑振铎、马叙伦、徐伯昕、傅雷、唐弢和我留下来闲谈，傅雷提出因为国民党反民主事件不断发生，而《周报》又是每周发刊一次，往往不能及时反映报导，进行斗争。为了扩大政治影响，要成立一个团体，用团体的名义可以随时对政局发表意见，扩大政治影响，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建议名称可以叫做“民主促进会”。大家都赞同这个意见。傅雷自告奋勇起草宣言，以后在庙弄郑振铎家中对发起宣言正式讨论过一次，是徐伯昕带来一份宣言及签名人名单，由马叙伦领衔签了名，郑振铎、唐弢和我相继签了名。唐弢是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

　　解放后，郑振铎和傅雷根据发起人宣言中称“一旦民主政治实现，本会即行解散”，主张按宣言解散民主促进会。后因周总理建议保留，民主促进会因此没有解散。唐弢和郑振铎、傅雷在那时根据原宣言精神退出了民主促进会。唐弢退出民主促进会还有一个原因，他于 1950年已向雪峰同志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雪峰是文协上海分会主席，唐弢是常务理事。党为了保证民主党派发展壮大，决定不在民主党派内发展共产党员，他怕留在民主党派内会影响入党。

　　这里顺便说一下，唐弢同志早在1948年就决心参加共产党。记得 1948年底，唐弢曾打听济钧的消息，那时济钧已去苏北华中党校学习。解放后，唐弢又打听济钧的工作单位和地址。以后听济钧说都是为了入党的事。由于种种原因，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宿愿到 1956年才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