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本世纪40年代始，我即与陈其襄、张锡荣等合作共事。在那艰苦的岁月中，我们甘苦与共，结下深厚友谊。

　　1941年皖南事变后，经原生活分店职员张又新介绍，我认识了陈其襄、张锡荣等人。当时为了立足谋生，我们与包氏兄弟（包述传、包迪生）在上海贝勒路组织一家“德和公司”。 1942年，我所崇拜的邹韬奋先生，从香港撤退到东江游击区梅县后，又由冯舒云护送，化装来沪，准备去苏北前一度化名匿居。在“德和公司”楼上亭子间里，韬奋先生治病期间，陈其襄对他的安全，采取了多种掩护措施。后来陈得到消息说，日本人已知韬奋先生在沪治病，派出密探四出侦察。一天，张又新突然通知我们暂时避避风头。由此，我感到陈其襄等人不一般。

二

　　1943年徐伯昕先生从大后方秘密回到上海。我们知道他是原生活分店总经理，经营管理上有专长，就请他来领导我们的工作。

　　和伯昕先生见面后，他介绍了沦落在上海的文化人宁肯饿死，也不为敌伪书刊写一个字的事情，并提出要想办法帮助他们。在伯昕先生的策划下，我们成立了一个“利华公司”。没有资金，大家把个人积蓄、爱人的首饰，各尽所能地捐献出来，充作基金。这点微薄资金为我们的事业打下了基础。

　　不久，我们搞起“斗米千字”征稿活动。每月预付稿费给一些文化人，他们可自选题目写稿。按米价计算预付稿酬，交稿时再结帐。其实，张锡荣、陈其襄等早先就以生活书店的名义在做这件事。不过资金难以为继。利华公司支持这项工作，也是杯水车薪帮不了多大的忙。

　　为此，我们于1944年又筹备成立通惠印书馆，公开招募股金1000万元。我曾偕同伯昕先生访问了当时新华银行经理孙瑞璞，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项叔翔，爱国工商业者姚惠泉，名会计师、律师李先生（姓名记不清了）等劝募股金，这些朋友在日本铁蹄下不畏强暴，很愿意为正义事业贡献力量。

　　文化人度过艰难的岁月。有些稿件征到后发表不了就“储存”起来，等“天亮”后再出书。这项工作在团结进步文化人上起过不小作用。当时，老作家罗稷南、 董秋斯、李平心等生活都很清苦，得到以米价计算的稿酬，很受感动。那时，主抓这一工作的实际上是以经理身份出现的陈其襄。我担任副理搞些业务活动。包述传则以土老板的身份担任总经理。他曾用通惠赚的钱买进“华生印刷厂”。解放后我才知道，这个印刷厂曾经为解放区翻印过不少书刊。

三

　　抗战胜利后，大后方的文化人云集上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这时伯昕先生除筹备“生活书店”复业外，还约请郑振铎等人筹办了一个进步刊物《民主》周刊，郑振铎任该刊主编。我担任周刊发行人。当时，伯昕先生委托张锡荣与我协商时，特别指出发行人是周刊对外代表人，负法律责任，发生问题要负责应付。我虽知道负此责任风险很大，还是欣然允诺了。

　　按照。“出版法”规定，1945年8月我以发行人名义，向国民政府内政部申请登记。内政部“准予登记出版”，并发下登记证（“京沪警字第68号”），但却被上海地方当局扣留，没有发下来。这样我们的刊物就成为半合法、半非法的了。

　　《民主》周刊的发行所公开在九江路210号我任总经理的利华保险公司内；编辑部的秘密地点设在包迪生任总经理的福熙路中国电工厂楼上。编委会每周一次在这里开会。参加者有郑振铎、周建人、罗稷南、徐伯昕、张锡荣和我。有时马叙伦、许广平、 董秋斯也应邀参加，助理编辑先后有蒋天佐、郑森禹、艾寒松等。负责出版工作的先为张锡荣，后是方学武等同志。

　　1945年9月由郑振铎先生出面，约请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在一家酒店里聚会，正式宣布《民主》周刊即将出版。并阐明本刊反对内战、争取政治民主的宗旨。还请到会者提供稿件。大家情绪热烈，都表示多多写稿，支持《民主》的出版。沈钧儒、沙千里、史良、闵刚侯四位名律师慨然答应担任本刊的常年法律顾问。经过紧张的筹备，《民主》周刊终于在1945年10月创刊了。

　　周刊于每星期六出版，发行数一般情况下为八千至一万份。而第二期的发行数却一增再增。这是为鲁迅逝世九周年出的纪念特辑。作者阵容很有吸引力，而更引人注目的是我们刊登了毛主席与美使赫尔利由延安飞渝时的照片及毛主席与张治中由渝飞延安时的照片。当时，上海人民都想一睹毛主席的风采，所以周刊销数激增，一版不够再版，再版还不够，三版。发行数达二万多份。

　　由于我们继承了生活书店的传统，广泛赠送有关作家、广告户、国内外著名图书馆等，影响越来越大。《华侨日报》曾专派飞机来沪取书，每期30份。有一个时期本刊还有“北平版”、“重庆版”和“香港版”，都是一些进步人士翻印的。刊物的深远影响，使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头痛。

　　后来，国民党社会局、市分部多次传讯我，提出“强硬命令”，要先检查后出版。警察局甚至从“望平街”（刊物集中发行地）抢走《民主》周刊。我曾数次交涉要回。在此期间我加入了民主促进会和民主建国会。

　　《民主》周刊创刊后，对其所碰到的重大事件，都真实报导，仗义直言。如对“重庆校场口事件”、“南通惨案”、“六二三下关事件”、“李公朴、闻一多被杀害事件”，以及国民党搞“假谈真打”的行径等等，《民主》都及时作了宣传报导，说出了人民要说的话。由此为反动派所不容。反动派为了封锁舆论，把《民主》列为“明令查禁”的刊物。还出动大批警察向各报贩没收本刊。在这种严重打击下，本刊无法再办下去。编委决定：把第5 3、54期合刊，作为休刊号出版。在这期休刊号上编者和作者们以沉痛的心情写出了一篇篇抗议的文章。有郑振铎、马叙伦、叶圣陶、郑森禹、吴晗、柳亚子、田汉、艾寒松、余审之、许杰、罗稷南、周建人等的文章。

　　1946年春，我们又按陈其襄的提议办起一家钱庄。筹备处地点就设在“利华保险公司”内。当年四、五月间，我们买进一家有登记注册的“同庆钱庄”招牌。随后就在泗泾路“华生印刷厂”原址开办了“同庆钱庄”。陈其襄拿来一笔投资，约占股份三分之一（解放后得知是“华中银行”投的资）；蔡叔厚以赞助者身份投资约三分之一，包述传和我招募工商界投资约三分之一。钱庄成立后，蔡叔厚任董事长，包述传任总经理，陈其襄任经理，张又新任副理，在营业室负责第一线工作。我任董事。同庆的业务活动除从事私营钱庄存放外，主要为苏北解放区服务。秋季，解放区收获大批棉花、生油后，运到上海等地销售，货款存入同庆拆放；一些在上海与苏北有业务往来的大户，采购供应解放区物资时，缺少头寸（资金），也由同庆放款帮助。还有一些特殊业务，如1948年11、12月间，一家苏北客户存入大量原封、全新的金圆券。这批钞票实际是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缴获的战利品。要求尽快处理，以免暴露和贬值，并急需购买物资，运往苏北。为此，我们心中有数的几个人，通过各自渠道，通知工商界朋友、大工厂、同业公会：“领现钞请到同庆钱庄来。”经过我们的努力，很快将这笔巨款额钞票分散出去。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陈其襄脱离同庆参加“贸总”工作，公开宣布自己是中共党员，并要我结束在利华保险公司等处的业务，集中力量，办好同庆钱庄。当时张又新同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的指示，着手扩大同庆钱庄，将其改为银行。区行为此增资二万元，参与其事的人员有：张又新、包述传、王丰年、赵鹤九等。改组后包述传任总经理，张又新任副总经理，我任信托部经理，赵鹤九任总务处处长。我们这银行成为上海第一家党办的银行。

　　同庆银行在解放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打击投机倒把，拘捕银元贩子，稳定金融市场的斗争中，由于同庆熟悉上海证券大楼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使打击对象没有一个漏网的。

　　1950年初，南五行（新华、中实、四明、通商、建业）宣布公私合营。同庆银行完成了历史使命，与新华银行合并。从1950年3月20日起，同庆原址改为新华银行第一分行。张又新调总行任人事室经理（公方代表），包述传任总经理，我任副理。后来公私合营总管理处又调我到建业银行任经理。

　　多少年来，一想起那艰苦岁月中的斗争生活，我就感奋不已。它使我深深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是指引我们不断走向光明的领路人，眼着它就无往而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