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胜利前夜，党中央和中共中央华中局曾准备在上海组织武装起义，配合新四军里应外合解放上海。为此，我和张承宗、刘长胜等先后由解放区秘密来沪，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不久，接到党中央8月21日发出的停止举行武装起义的电令，起义的准备工作就中止了。此后，我即在刘晓、刘长胜领导下从事上海地下党的秘密工作，配合长胜同志负责进行工商、文化方面的工作，并从事联系上层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

　　1947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上海局，委员为刘晓、刘长胜、钱瑛、刘少文，刘晓任书记，刘长胜任副书记。上海局下设工作机构有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由我任书记，沙文汉任副书记；外县工作委员会，也由我任书记；策反工作委员会，以我为书记，1949年4月，我离沪后，由沙文汉领导策反工作。现将我在上海局领导下上述三个方面进行的工作作一个回顾。

　　在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中，我和沙的分工是：我着重从事工商界与上层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沙着重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在这个委员会下面，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的有唐守愚、姚溱、李纯青（原在《大公报》任编委， 1946年人党，对上海新闻界和台湾上层人士开展工作起了很好作用）、董秋斯、蒯斯曛、杜国庠、姜椿芳、冯宾符、吕复、刘厚生、陈虞孙、陈向平、吴小佩、王元化、王纪华、曹未风、林淡秋等；工作关系有许广平、周建人（以后两人均入党）、宦乡（宦在任《文汇报》主笔时入党）、马叙伦、郑振铎、张志让、沈体兰、吴耀宗、张明养、李国豪、孙起孟（李、孙以后均入共产党）等。在我党推动下，－些进步教授组织了“上海各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大教联”的核心骨干是张志让、沈体兰、蔡尚思（1947年入党）、郑太朴、吴泽、曹未风、刘佛年、潘震亚、马寅初等人。李正文因经常参加“大教联”的工作，而成为该团体的骨干。该会活动方法除了在文教界广泛宣传党的政策，还常用签名方式在报纸上发表宣言，声援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唐守愚还以党的面目联系过吴有训（大夏大学教授）、夏坚白（同济大学教授）、廖世承（光华大学教授）。当时党组织还利用合法关系创办报刊。报纸有《联合日报》、《联合晚报》，由王纪华（王文清）为发行人（可能是总经理），刘尊棋（可能是总编辑）和陈翰伯为编辑方面负责人，郑森禹等参加编辑发行工作，名记者陆诒参加采访工作。两报的经费都是我经手支出的。刊物有《文萃》、《文摘》（由姚溱、陈虞孙、陈向平负责。孟秋江当时是我党情报系统张唯一下面的党员，也曾参加过《文萃》和《文汇报》的工作）、《消息半周刊》（编委有夏衍、梅益、金仲华、胡绳、姚溱、方行等，经费由贾进者提供）、《现代妇女》（主编是曹孟君，负责人是胡绣枫，实际编辑是陈惠瑛）、《真理与自由》（陈乃昌主编，编委有李纯青、李正文，实际编辑是蔡仪）、《经济周报》（由吴大琨、谢寿天、李正文、吴承禧等负责创办）、《新文化半月刊》（创办人为方行，主编为周建人，实际编辑是方行、李正文，继而是戈宝权，编辑有沈明钊，发行由方行、陈波涛两人负责）。此外，接受我党领导或尊重我党意见的报纸有《文汇报》、《时代日报》等，刊物有《时代周刊》。《时代日报》和《时代周刊》是姜椿芳通过苏联商人名义办的。《时代周刊》以后改为《时代半月刊》，姚溱协助撰稿，军事评论中署名“秦上校”、 “萨利根”、“马里宁”的均系姚溱。《中国建设》是黄炎培先生属下王艮仲出资办的，高祖文为主编，姚溱参加编辑。《展望》亦属黄炎培先生职教社系统办的进步刊物，杨卫玉任主编，实际编辑是王元化。

　　从事工商界统战工作的，有李正文、谢寿天、方行、梅达君、万景光、陈巳生、艾中全、张锡昌、金瓯卜、曹宝贞、张纪元、邝日安、王伟才、陈邦织、范秉彝、罗俊、陈维稷等，工商界人士中有一部分关系分工由唐守愚联系，一些上层统战工作关系如黄炎培、杨卫玉、吴觉农、严景耀、雷洁琼、王艮仲、丁贵堂（海关负责人）等，有时也由唐守愚以党的面目去联系过。自抗战初期就一直同我党有联系，对我党工作有过较大帮助的杨显东和孙耀华，当时我同他们也有联系。从事上层统战工作还有蔡承祖、何康、田绥祥、史林峰（当时名史近愚）、唐为平、冯文山、韩宏绰、杨修范等。此外，在浙江省长期任国民党政府温州地区（后调丽水地区）行政专员的余森文、诸暨县长祝更生以及海宁县长王某，都同我党有关系。唐为平曾被派到浙江省温州专署和海宁县府去任联络员。上海市榆林区长顾叔平是秘密党员，借其伯父青帮头子顾竹轩的青帮势力竞选为区长。韩述之于1942年夏秋间撤退至淮南根据地，后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于 1946年春返沪，因他与方行曾在公共租界法院任过职，经组织上决定，先派方行打进伪上海高等法院临时任职，探明伪法院人员对韩述之的真实行踪并不了解，即派韩打入任书记官。韩述之毕业于上海法学院，之后转到台湾，取得检查官资格，旋回上海，在上海高等法院任刑庭推事，对掩护我领导机关和进行营救被捕同志，起过很好的作用。

　　在这一时期，组织上还派李正文参加民主建国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并联系两团体的党员孙运仁和进步人士孙起孟（以后入党）等。由于李参加了他们的领导核心，使两团体及其领导人黄炎培、杨卫玉、盛丕华等基本上能在共产党的影响下进行民主活动。李正文还参加了上海工商界“双周聚餐会”’其中有陈叔通、盛丕华、陈巳生（以后入党）、包达三、张絅伯等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开会经常在包达三家。上海地下党通过这个会，同更多的上海工商界人士发生了联系，在配合我党的政治主张以及支援进步学生运动和营救工作等主面，起了－定的作用。

　　上层统战人士对党有重大贡献的，有王绍鏊、何遂、董竹君、徐伯昕（秘密党员）和赵朴初等人，他们均与我党有较长的合作共事关系，运用各自的社会身份，积极帮助我党开展工作。

　　以上关系主要是由我联系的，有时我因工作需要到台湾、香港或杭州等地，则由沙文汉或唐守愚去联系。对于文化宣传方面的统战工作，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基本上是由沙文汉负责的。

　　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所捐给解放区的衣物药品，是交给我们代运到山东解放区的。当时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协助宋庆龄工作的，有美国进步人士谭宁邦和德国进步人士安娜王（中共党员）及廖梦醒、俞志英（廖、俞均系中共党员）等女同志。由于衣、药等物品数量太大，次数又多，为避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是由俞志英交给赵朴初居士主持的“佛教少年村”（收容贫苦无依的孤儿组织）代收，然后分批交给我们。福利会也捐助过救济物品给“佛教少年村”。这位我党多年的好朋友赵朴初居士公私分明，一丝不苟。在解放后的“三反”运动中经过严密清查，赵一尘未染，获得了周总理的多次称赞：“在旧社会从事救济工件的，如赵朴初这样一尘不染，真是难得，可以重用，值得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