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界人士陆续集中到上海，上海逐渐成为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中心。在国共和谈期间，周恩来往返奔波于京沪两地，与上海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文教、工商界爱国人士，及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广泛接触。每逢周恩来抵沪，周公馆便宾客盈门，高朋满座。有时，周恩来也登门拜访党外朋友。周恩来以其独具魅力的统战艺术，同各界人士推心置腹，坦诚相待，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指明中国的出路和前途。他那超人的胆略，坦荡的襟怀，细致人微的体贴，赢得了人们对他和他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爱戴、尊重、信赖和支持。周公馆犹如一座灯塔，给上海各界人士指示着光明和希望。

发动民主人士争取和平民主

　　周恩来几次指示上海地下党，全力以赴发动广大群众，特别是中间群众，使他们逐步认清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本质，在斗争中团结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共同行动，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1946年5月5日，上海地下党推动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有各党派、工会、学生、妇女、教育、文艺等53个团体会员参加（后增至91个）。成立大会上通过了致毛泽东、蒋介石的电文，呼吁和平，反对内战。6月，百余所大中学校组成了“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发表宣言，要求美军撤出中国，永久停止内战。并在全市学生中开展反内战签名活动。各业职工纷纷建立“反内战民主促进会”。妇女界300人联名上书蒋介石，呼吁立即停止内战。与日俱增的反内战呼声，在申城上空激荡。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的强烈呼声置若罔闻，蒋介石部署30万军队包围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迫在眉睫。中共南京局上海工委书记华岗向周恩来提议，在上海人民已进一步组织起来的条件下，由上海市人民推选代表赴南京请愿。周恩来征求了上海工委其他成员的意见，斟酌再三后采纳了这一建议。请愿活动的组织方案由上海工委、上海地下党分别在上层民主人士和广大群众中分头落实，决定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上海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推选代表，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前往南京国民政府请愿。同时，发动工人、职员、学生、教师及各界人士，举行示威游行。周恩来在紧张的谈判过程中，抽出时间与民主促进会发起人马叙伦商谈，希望他出面推动其他上层人士。上海工委委员许涤新，拜访了上海工商界有一定影响的盛丕华、篑延芳、张絅伯、包达三等。在短短数日内，请愿团成员名单就定了下来，他们是马叙伦、篑延芳、盛丕华、胡厥文、包达三、张絅伯、阎宝航、雷洁琼、吴耀宗，以及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以马叙伦为团长，胡子婴、罗叔章分任代表团秘书长和秘书。他们中间有的与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在上海人民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号召力。周恩来将他们的政治倾向等基本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

　　6月23日，全市5万群众涌向上海北火车站广场，举行欢送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晋京请愿大会暨示威游行。请愿团带着上海人民对停息战火的期待与和平的渴望，登车北上。各界群众按原计划举行游行示威，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上海市欢送为呼吁和平入京代表宣言》及标语，不断有群众自觉加入游行队伍。

　　当天傍晚，请愿代表抵达南京下关，遭到早已埋伏在车站的国民党暴徒的围殴。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四位代表被打成重伤。这起由国民党幕后操纵的“下关惨案”，震惊中外。毛泽东、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致电向马叙伦等人表示慰问。全国各地人民团体、知名人士也纷纷来电对代表们表示支持与慰问。周恩来得知惨案发生后，当即派王炳南去现场查明真相，并同有关当局交涉，把受伤代表送往医院救治。24日凌晨，周恩来与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等赶赴医院，探望受伤代表。回到梅园新村后，他又伏案拟写致三人会议美方代表马歇尔，政府代表徐永昌、俞大维备忘录，就国民党当局放纵此次暴行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政府明令“惩办六月二十三日南京下关车站凶殴上海和平请愿代表的祸首”；“追究此次事变中地方警宪之责任，并予惩处”；“取消军统、中统等等特务机构，并保证此种同类事件不再发生”；“保护人民团体及个人有向政府请愿及声诉之权利”；“政府应负担受伤者医药费用及各人所受损失之全部赔偿”；“政府应负责保护各代表在京期及今后之居住行动的安全。” 同日，周恩来再次来到医院慰问受伤代表，他握着马叙伦的手说：“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的！”马叙伦感慨道：我过去总是劝你们少要一些兵少要一些枪。现在看来，你们的战士不能少一个，枪不 能少一枝，子弹不能少一粒。“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代表团在南京逗留了7天。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南京局领导成员两次接见并宴请了请愿代表，向他们详细介绍和谈近况，听取代表们对和平、民主的建议和愿望。代表团秘书罗叔章向周恩来汇报了上海工委、上海地下党协同组织发动和平请愿活动的概况。周恩来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此次代表团来京反内战，要和平，对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鉴于南京政治空气相当严峻，请代表们完成预定目标后马上返沪。在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离开南京的当天，周恩来、董必武等分别致电马叙伦等代表团成员和两位学生代表，重申了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政治主张，即在无条件停止内战，奠定长期和平，实施政协决议、整军方案，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基础上，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转达上海各界团体人士，中共愿与全国人民一致继续为和平而奋斗，不达目的，誓不休止。希望上海同学再接再厉，发扬“五四”以来中国学生的光荣传统，为实现和平民主而努力。

　　对于“六·二三”和平民主运动的组织者上海工委和上海地下党，周恩来同样极为关切。许涤新在他晚年撰写的《风狂霜峭录》中回忆道：下关惨案消息传到上海，“上海工委立刻派我乘火车到南京梅园新村向周恩来同志和董老等负责同志汇报上海人民对下关惨案的态度。周恩来指示我：‘上海人民的这种表现，证明民气是压不住的，民气是不可侮的，这正是中国的希望；但要考虑到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是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的。’他指示上海工委和上海地下党要注意安全工作，凡是在这次运动中暴露的干部和朋友，都要设法撤离”。 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也在《回顾1946年“六·二三”上海人民和平请愿运动》－文中写道：“他（指周恩来）通过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转给我一张纸条，询问我们在这次运动中有没有暴露？如有暴露，应立即组织撤离。他还再次强调上海地下斗争的长期性和坚韧性。告诫我们要注意组织隐蔽，注意积蓄力量，切忌犯急性病。”

　　许涤新回到上海，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又登门慰问了请愿团代表盛丕华、篑延芳、张絅伯、包达三等，请他们多多保重。这些下关惨案的亲历者，更加认清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本质区别，从感情上进一步向中国共产党靠拢。正如张絅伯在致周恩来的信中所说：“中共原为前进革命政党。……外审大势，内察民情，适应时代。……而顽固分子一党孤行，发动内战，加之官吏贪污，特务横行，祸机四伏，险象环生。”

　　“六·二三”上海人民和平请愿运动，揭开了上海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反对美蒋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序幕，使上海的爱国民主人士、包括与蒋介石比较接近的一些人员也投身到反内战要和平的行列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