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把旅居香港的民主群英尽早地、安全地接送到解放区来，始终是摆在周恩来面前煞费苦心的重大问题。

　　由于战争正在进行，香港与解放区的陆上、空中交通都已中断，周恩来最初曾经试图开辟香港—— 英国——苏联——哈尔滨的专门路线。为此，他密电潘汉年，布置萨空了（中国民主同盟常委、《华商报》总经理）去找香港大学副校长施乐斯（港英当局内定与中共和民主党派人士接头者 ——编者注），通过他向港督葛量洪说明：李济深、沈钧儒等想经伦敦去苏联转赴东北解放区。可是，葛量洪表示要请示英国政府，并且强调不可能很 快答复。这显然是敷衍搪塞之词。所以，周恩来当即决定放弃这一设想，而采取从香港坐船到大连或营口进入解放区的海上通道。　

　　1948年7月底至8月上旬，周恩来一再致电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要求尽力“邀请与欢迎港澳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 。他还具体要求潘汉年、夏衍、连贯负责这项工作，将打算同民主人士协商的名单电告中央。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方方接到这份电报时，深知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 即光荣又艰巨，他随手写上一句话： “兴奋与担心交并”，表达出他和战友们的心情。接着，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便决定成立一个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五人小组，由潘汉年掌管全面，夏衍、连贯负责与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联络，许涤新负责筹措经费，饶彰风负责接送的具体工作。

　　为此，饶彰风还从《华商报》等单位抽调人手，组成一个秘密工作的班子，有专职的，也有兼职的，先后参加这个班子的有：罗理实、罗培元、杜宣、陈紫秋、周而复、杨奇、赵 沨、吴荻舟、陈夏 苏等人。他们分别同准备北上的民主人士联络，租赁轮船、购买船票、搬运行李、护送上船，等等。这些人员分头活动，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分别向饶彰风和夏衍汇报。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在1948年8月2日发电报通知早前已从延安派到大连市成立了中华贸易总公司并担任总经理的钱之光，要他在大连租用苏联商船来往香港，以运载货物作为掩护，迎接民主人士北上。电报还指定钱之光自己去香港 一次，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直接联系好，协同行动。

　　 钱之光接到电报后立即动身，跨过鸭绿江，到了朝鲜新义州，转乘火车到平壤。同行的有祝华、徐德明和译员陈兴华三人。在平壤，他们向苏方办妥了租船手续，再到罗津港，登上了“波尔塔瓦”号货船，装载了大豆、猪鬃、皮毛等土特产，便远航去香港。到达时，苏联船务公司驻港 办事处派汽船前来迎接。钱之光等上岸之后，先到他们设在香港的联和贸易公司 ，与袁超俊、刘恕商定，由联和公司将土特产出售，再购买西药、纸张、轮胎、电讯器材等物资，运回大连转到东北解放区去。

　　紧接着，钱之光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接上头，在九龙弥敦道108号4楼方方的寓所，他向方方、潘汉年作了汇报，商量好今后分批运送民主人 士北上的分工：凡是上船之前的联络、搬运行李、送上货船的工作，统由香港方面负责；钱之光的贸易公司则承担租赁货船，并派人在船上照顾民主人士的生活。

　　就这样，接送民主群英离港北上参加新政协的这项“系统工程”，各个环节都衔接好了，马上就可以付诸行动了！

　　从1948年9月起，民主党派和文化精英离港北上的方式都是从海上运送。

　　这里，着重记述具有代表性的七批民主党派人士和文化艺术界人士乘船北上 的情况。

　　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和他的秘书 林一元等，人数不多。这是由于租来的苏联“波尔塔瓦”号货船不大，客房极少。同时，当潘汉年、连贯在1948年9月4日到李济深家 开会落实名单时，有些人说手上有些工作尚待处理，来不及第一批离港；还有个 别人担心经过台湾海峡是否安全，只有沈钧儒、蔡廷锴等毫不犹豫，全无顾虑，说走就走。这一船北上时，由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章汉夫陪 同，钱之光则派祝华、徐德明随船照顾。

　　为了安全起见，民主人士的行李由连贯派罗培元先行运走，自己离家时只带 一个小提包。大家先到连贯家，吃过晚饭，还化了装。沈钧儒、谭平山胡须甚长，很难收藏，只能当作老大爷；章伯钧打扮成一个大老板， 身穿长袍，头戴瓜皮帽；蔡廷锴则穿着褐色薯莨绸，足登旧布鞋，俨然一个商业 运货员。他们随着罗培元步行，大约1 0分钟就走到铜锣湾海边，随即坐上事先雇好的小艇，向着停泊在维多利亚港的“波尔塔瓦”号货 船划去。当大家扶着摇摇晃晃的吊桥走上货船之后，紧张的心情才松弛下来。

　　1948年9月12日上午，这艘负有特殊使命的货船，顺利驶离香港，向北航行。 9月1 6日在澎湖列岛遇上强劲台风，“波尔塔瓦”号被狂风恶浪冲进一个荒岛，眼看将要触礁了，船长下令救船。蔡廷锴奋起参加，和船员一起，拿着工具，合力顶住岩石，终于使货船得以脱险。蔡廷锴同众船员一样，全身湿透，冷得发抖。

　　经过16天的海上航行，“波尔塔瓦”号终于在9月27日早上抵达朝鲜的罗津港。中共代表李富春受周恩来委托，提前到了罗津迎接。上岸休息过后，乘车向着朝中边境迸发，当晚在图们市歇息 。9月28日下午继续北行，29日到达哈尔滨市。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岗、陈云、林枫、蔡畅、高崇文等负责人在火车站热烈欢迎。晚上，东北行政委员会设宴招待。

　　1948年10月3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打电报给沈钧儒一行，表示欢迎他们到解放区来筹备召开新政协。随后，周恩来又将他亲笔起草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经由高岗、李富春转送，请他们提供意见。

　　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马叙伦、郭沫若、丘哲、许广平母子、陈其尤、翦伯赞、冯裕芳、曹孟君、韩练成等。由中共香港工委书记连贯陪同，宦乡随行，钱之光派 王华生随船照料生活。

　　本来，按照计划，这批民主人士是在1948年10月中旬北上的；由于从大连租用的“ 阿尔丹”号货船到港时与另一艘船相撞，要入 坞修理，因而另行租用一艘挪威货船“华中” 号载客，迟至1948年11月23日深夜才从香港开赴大连。

　　每一批民主人士离港北上，都高度重视保密。在这批精英中，郭沫若工作较忙，从这一年的8月25日开始，他在《华商报》副刊《茶亭》上撰写《抗日战争回忆录》，每日一篇。为了掩饰自己离开香港北上，不让连载中断，郭沫若在离港的前三天赶写了七八篇文稿，预先交给报社，直至12月5日才连载完毕；文末有一个《后记》，日期写的是 “1948年11月21日于香港”。其实，文章登出时，郭老已经离开香港十多天了。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较多，护送工作也更加谨慎，特别是要筹划李济深安全离港的工作，更是困难重重，精心安排，大费周章。

　　根据有关记录，以及当年船上签名留念的复印件，可知这一批北上者主要有：李济深、朱蕴山、梅龚彬、李民欣、吴茂荪、彭泽民、茅盾、章乃器、洪深、施复亮、孙起孟、邓初民、王一如、魏震东、徐明等二十多人，中共香港分局派李嘉人陪同，卢绪章随行，钱之光则派李海、徐德明二人在船上照顾一切。

　　李济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除了中共同他联系密切外，港英当局与他常有来往，美国领事馆也接触频繁。这个时候，国民党政权已经四面楚歌，美国正在加紧拉拢 “第三势力”，一些“ 小蒋介石”也在策划“划江而治 ”。有人挑拨李济深说：千万不要去解放区，否则易进难出，身不由己。白崇禧就曾亲笔写信给李济深，敦请任公（李济深字任潮）到武汉 “主持大计”。后来由于国民党进步人士何香凝、梅龚彬等的劝说，李济深并没有上当。

　　为了团结各党派一起召开新政协，也为了李济深本人的安全，中共方面是希望李济深能够在第一批北上的，但他说时间太匆促，来不及走。到了1948年12月中旬安排第三批民主人士北上前，李济深虽然表示想尽早离港，但 又说家属人多，往后的生活还未安顿好。为此，方方专诚上门拜访；恳谈之中，李济深透露尚差2万元现钞安家，方方当即表示帮助，这才使他全无后顾之忧，确定在第三批北上。

　　然而，如何才能将李济深安全地送出香港，仍然是大伤脑筋的事。李济深寓所在中环半山区罗便臣道，港英政治部在马路对面租了一层楼，派了几个特工人员住在那里，名为 “保护”，实则监视。中共的五人小组经过研究，拟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决定在圣诞节次日的夜间上船，12月27日凌晨驶离香港。到了12月23日，饶彰风向我下达新任务，要我负责运送李济深的两件行李，并负责护送李济深等人登上苏朝合营的货船 “阿尔丹”号。

　　为了完成这个秘密任务，我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采购货物的小老板，为此花了120 港元买了一件英国制造的燕子牌“干湿褛”，每次外出执行任务时就穿上它，出入都坐“的士”，并留意有无小车跟踪。接着，我到跑马地凤辉台一位朋友家里，把饶彰风、吴荻舟从李济深家提取出来暂存在那里的两个皮箱拿走，作为自己的行李，到湾仔海旁的六国饭店租了一个房间住下。

　　1948年12月26日，太平山下仍然沉浸在节日欢乐气氛中，李济深的寓所也热闹非常。像平日宴客一样，主人家居打扮，身穿一件小夹袄，外衣则挂在墙角的衣架上。宾主频频举杯，谈笑甚欢。这一切，对门那几个持望远镜的特工看得一清二楚。晚宴开始不久，李济深离席到洗手间去，随即悄悄出了家门，在距离寓所二十多米远的地有，一辆小轿车戛然停下，李济深迅速上了车，直奔坚尼地道126号被称为“红屋”的邓文钊（《华商报》董事长）寓所。方方、潘汉年、饶彰风等早已在此等候，同船北上的“民革”要员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也已到达，何香凝老人和陈此生亦到来送行。这时，晚宴才真正开始，大家纵情谈论国事。

　　时钟敲过九响，我这个“小老板”起身向主人告辞，先行回到六国饭店打点一切。当我看到岸边和海面平静如常，便通知服务台结账退房，由侍应生将行李搬到我雇用的小汽船上；与此同时，我打电话到邓文钊家，按照约定的暗语通知饶彰风：“货物已经照单买齐了。”于是，饶彰风借用邓文钊的两辆轿车，将李济深这五位“大老板”送到六国饭店对面停泊小汽船的岸边。这时，周而复负责接送的彭泽民等三位民主人士也按时来到。会合之后，我和周而复便带领他们，沿着岸边的石阶走上小汽船，朝着停泊在维多利亚港内的“阿尔丹”号货船驶去。

　　李济深等上了货船，看到章乃器、茅盾、邓初民、施复亮等十多人已由别的护送人员陪同先行到来，甚为快慰。船长和海员被安顿在船长卧室，其余各人也分别住进较好的海员房间。

　　当一切停当之后，我和周而复与这些“大老板”一一握手告别，请他们放心休息。回到岸上，周而复径返英皇道住所，我则到中环临海的大中华旅店找到饶彰风向他汇报。我们两个虽然十分疲倦，但不敢 入眠；直到清晨知道货船已通过水师检查，驶出鲤鱼门了，这才放下精神重负，蒙头大睡。

　　1948年12月初，悬挂挪威国旗的“华中”号终于驶进渤海湾，大连在望。但是，由于大连处在苏联管辖之下，码头军用，不准外国货艏进港卸货，因此要继续驶往接近丹东市的大东沟抛锚。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李富春、张闻天前往迎接，送往丹东，转乘专列经沈阳转赴哈尔滨休息和参观。

　　马叙伦一行到达哈尔滨时，正好遇上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捷报传来，大家欢欣鼓舞。马叙伦更是亲自执笔，以中国民主促进会名义，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表示祝贺。电文说：

　　“人民解放战争，未及三年，胜利无算；虽由同胞自觉，共起并持；实赖两先生，老谋荩画，领导有方”；“遂使民主之光，焕若朝阳；独裁之焰，微同爝火。全球为之刮目，美帝于焉坠心。行见敌势山崩，吾威海泻；叩秣陵于指愿，得罪人于豫期。凯歌讴遍，大业永昌；作大寰民主之矜式，为世界和平之保障。谨抒庆贺，何任 忭欢”。

　　电文中充分表现了马叙伦对共产党、解放军衷心拥戴之情。

　　马叙伦等这趟船不能在大连停泊这件事，又一次引起周恩来的关注，他立即致电大连中华贸易总公司的冯铉、刘昂，要他们同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今后租用的轮船，一定要在大连靠岸；上岸后，要安排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负责人应住单间，并要确保安全。与此同时，周恩来给钱之光发了电报，中称：已经送起了两批客人，很可能引起外界注意，今后行动要更加谨慎。事实充分表明，自从考虑接送民主人士离港北上之日起，周恩来一直要求把保证安全放在首位，做到万无一失。

　　这里，应该补记一段既离奇又惊险的插曲——关于胡绳、沙千里两人离港北上的经历。

　　按照原定计划，连贯分别通知了胡绳、沙千里，商定在1948年10月中旬与郭沫若等人一起，乘坐苏联货船“阿尔丹”号前往大连。由于该船抵达香港时与另一轮船碰撞而要 入坞修理，不知拖延到什么时候才能成行；于是，连贯出了一个“怪 招”（这是胡绳在逝世前半年所写文章中的说法，因为在此之前和以后，都没有用同样方法送人北上）；要他们从香港乘坐公开营业的外国客货轮，先到韩国仁川，找到连贯介绍的商人，再从仁川搭走私的机动帆船到大连去。

　　谁知胡、沙二人1948年10月下旬到达仁川时，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当地商人害怕国民党的兵船在海上打劫，不敢再冒险走私货物到东北各地了。因此，胡、沙二人不得不滞留在仁 川，进退两难。这时，祖国正在进 行波澜壮阔的淮海战役，而他们却陷在人地生疏的韩国，心中的焦急可想而知！

　　到了1948年11月底，绝处逢生，胡绳、沙千里终于找到一艘走私布匹的商船，愿意运送他们到大连去。然而，当这只走私船在海上漂流了几 天，接近大连的时候，船主用望远镜发现左前方有一艘大船，估计是国民党的船只， 于是急急驶往一个荒岛，躲藏了一夜，次日观察清楚，知道大船已经远离，这才继续开往大连。胡绳、沙千里上得岸来，与接待单位接 上头，这才知道：他们躲避的那艘大船，其实就是运送马叙伦、郭沫若、丘哲 一行的挪威货轮；而两个月前提出要他们自行到仁川这个“怪招”的连贯，也正是同马叙伦、郭沫若等一起抵达大连的。

　　第四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是：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包达三、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曹禺、王芸生、刘尊祺、徐铸成、赵超构，张 絅伯、张志让、邓裕志、沈体兰、傅炳然以及柳、叶、曹的夫人，包启亚小姐、邓小箴小姐等27人。中共香港工委书记夏衍派了胡绳的夫人吴全衡等陪同，负责接待工作。

　　这次租用的货船又是挂挪威国旗的“华中”号。 1949年2月28日早上开航之前，港英海关人员照例上船检查，他们在马寅初的皮箱中，看到一张他在抗战期间的照片，合照的几个人西装革履，衣冠楚楚，同眼前这位货轮“账房先生”的身份很不相称。海关人员怀疑马寅初会不会是被通缉的要犯，当即下令扣船，不准出港。船上的职员上岸交涉，再三解释，又私下塞了200 元“请饮茶”，对方才肯签字放行。

　　 一场虚惊过后，大家才松了口气。

　　 第五批北上的人数最多，共有二百五十多人，既有民主党派名流，又有文化艺术精英。他们是：李达、周鲸文、刘王立明、李伯球、周新民、 黄鼎臣 、杨子恒、谭惕吾、阳翰笙、史东山、曾昭抡、费振东、汪金丁、罗文玉、严济慈、沈其震、狄超白、胡耐秋、黎澍、徐伯昕、薛迪畅、臧克家、丁聪、特伟、于伶、李凌、张瑞芳、黎国荃等。还有应邀到北平出席全国妇女代表会议的代表杜君慧、郑坤廉、张启凡、何秋明、杜群玉，以及刚被港英当局封闭的达德学院的同学五十多人。中共香港工委由文委副书记冯乃超陪同，邵荃麟还派了三联书店的曹健飞、郑树惠随船接待。

　　这次租用的是大兴船务公司挂挪威国旗的“宝通”号货轮，载重四千多吨。早在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香港工委就接到通知，说华北解放区橡胶、西药等多种物资奇缺，希望香港工商界朋友尽量采购，运往天津销售。于是 ，饶彰风、邵荃麟便通过亚洲贸易公司、京华贸易公司，利用社会关系，大量采购急需的物资运往天津，因而租用这艘较大的远洋轮船，既装货物，也载客人。由于客房不多，特地买了200张帆布床，放在大舱和甲板上。除了少部分人住房间外，大多数人都只 好睡帆布床。　

　　考虑到这船货多人多，为了避免例行检查时出现麻烦，饶彰风同意别人的建议，送了3000元给黄翠微，托他转送有关人员饮茶。果然，海关和水师的检查虽然严格，但是没有故意刁难 。3月1日早上，“宝通”轮顺利起锚起航。

　　经过七天的航行，“宝通”号轮船在1949年3月7日驶抵天津市第二号码头停泊。由于这是天津解放后第 一艘外国轮船进入市区，引起众多市民在码头观看。天津市长黄敬、秘书长吴砚农前来迎接，并于次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3月9日的《天津日报》以《津市黄市长欢宴民主人士——文教部昨召开座谈会黄松龄部长席间致词》为题，作了详细的报道。这批北上人士在天津休息了三天，才由北平各有关部门分别接往北平去。

　　第六批北上的民主人士较少，主要有黄炎培和夫人姚维钧、俞澄寰、盛丕华和他的儿子盛康年等。钱之光派刘恕随船护送。

　　他们乘坐的是挂葡萄牙国旗的客货轮，1949年3月14日驶离香港，在公海上先后与两艘国民党军舰相遇，都曾受到盘问，但船长应对得宜 ，有惊无险。

　　3月20日，货轮直接驶抵天津第二码头。中共中央派了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前往迎接。他们在天津休息参观了几天，3月25日抵达北平，正好赶上26日举行的各界欢迎民主党派人士的盛大集会。

　　第七批北上的大多数是应邀到北平出席文代会的代表。同船的有：于立群和她的三个子女，钟敬文、陈秋凡夫妇和两个子女，黄药眠夫妇，王亚南、陈迩冬、傅天仇、舒绣文、方青、盛此君、张文元、巴波夫妇等 一百多人。

　　香港工委由文委副书记周而复带队，还派了姜椿芳、曹健飞三人随船协助。由于这次租用的是太古船务公司的“岳州”号客货轮，船上 有客房设备，因而较为舒适。1949年5月5日下午从香港起航，一路平 安无事，他们在旅途中也办了一份手写的《岳州报》，由姜椿芳、姚平芳从收音机上收录新华社的重要新闻，由老报人和书法家陈迩冬编写。这份报纸很受大家欢迎，认为既是一支“轻骑队”，又是一件“艺术品” 。

　　除了上述七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外，经中共香港工委个别接送、坐客货轮头等舱抵达北平的尚有：何香凝、陈嘉庚、司徒美堂、胡愈之、沈兹九、蒋光鼐、龙云、黄绍 竑、黄琪翔、钱昌照、许宝驹、千家驹、马思聪、郭大力、萨空了、刘思慕、庄明理、王雨亭等多人。

　　据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查核档案统计：从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接送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北上的工作，大大小小二十多次，共有一千多人，其中民主人士三百五十多人。 

　　回顾护送工作的整个过程，堪称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上自中央，下至地方，南起香港岛，北达哈尔滨，真不知费尽多少人的心血；而在这过程当中，担负“总司令”职责的是中共中央书记周恩来。在他周到而妥善的指挥之下，完全可以说是：缜密策划，精心安排，忙而不乱，全无错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