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17 年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34年初, 得知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推行普及教育运动，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我报名投考，有幸成为10个工读生之一。1935年春我参加革命，成为中国青年反帝大同盟（简称“中青”） 的一员，并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秋，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建立教师工作委员会（简称“教委”），我参加了教委的领导工作，从此在抗日救亡、民主革命斗争中与林汉达等民进领导人建立起密切交往。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 民进成立上海市委会，因工作需要，经过党组织的批准，我加入民进，并协助发展一批教育界的人士加入了民进。

　　从1949年加入民进到现在，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我曾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连续担任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政协教育组副组长， 政协第七届教育文化委员会副主任，与民进的政协委员们一起参政议政，共同为中国教育的发展献策出力，参与了教育界的许多法案的研究、起草、撰稿与制定, 回想起我与民进一起走过的峥嵘岁月，思绪万千，一件件令我终生难忘的往事浮现眼前。

为普及义务教育呼吁

　　中国的教育在经历了“文革”的十年浩劫之后, 受到极大破坏。如何搞好普及教育, 陶行知早就指出：“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民进是以教育文化出版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参政党，因此历来对教育普及问题极为关注。作为政协委员，我们认识到：普及教育对国家来说是基本国策，立国之本；对人民群众来说, 犹如“基本口粮”，不是可有可无的。教育的周期很长，应该及早下定决心抓好，国家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来抓普及教育。

　　所以，在1982年1月12日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我和15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行普及教育以利四化建设》的提案。提案人主要有当时民进的领导人周建人、叶圣陶、赵朴初、吴贻芳、柯灵、葛志成、雷洁琼和我，还有其他各民主党派和社会知名人士，如胡愈之、钱伟长、罗琼、费孝通、张友渔、胡克实、刘季平、钱昌照、黄鼎臣、胡子昂、王光美、邓六金等。提案的理由是：我国要建成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必须积极推行普及教育。这是由于：一、从经济上看，四化建设要靠高级科学技术人才，同时也必须有大量有文化技术的适应掌握现代生产手段的劳动者。二、从政治上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推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国家法律制度的实现，以至官僚主义的根治，都和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有关。因此必须普及教育。三、从社会上看，只有人民教育普及，文化水平提高，才能真正树立高尚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铲除封建残余，抵制腐朽思想，加强社会主义安定团结。正如列宁所说: “ 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不可能建成共产主义的。”

　　提案肯定了建国三十年来教育工作取得的成绩，也指出对普及教育重视不够，措施不力。强调应该下定决心，采取有力措施抓好普及教育。最后，我们还提出了七条可操作的办法供参考。

　　全国政协对这个提案进行了研究, 审查意见认为：“建议国务院交教育部研究办理。”而后，经过民进和各方面的继续呼吁，终于在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普及《义务教育法》的议案，并于1986年7月1日起施行。这对中国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强化了普及教育的观念，为全民教育健康、持久、深入的开展下去，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这些成就离不开当初同志们的共同努力，至今回想起来，心中甚感欣然。

教师节的建立与民进密不可分

　　1985年9月10日, 全国的教师们迎来自己第一个教师节。从此以后，每年的教师节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尊师重教成为一种社会美德。

　　谈起教师节的由来，这和民进密不可分。其实解放前也有教师节, 是每年的6月6日。1951年, 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曾宣布“五一劳动节”同时也是“教师节”，实行的结果是教师节没有了。“文化大革命”中，教师被贬为“臭老九”，社会地位极为低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从1980年起，全国教育工会开展“庆教龄”、“五讲四美，为人师表”等一系列尊师重教活动，提高了教师的政治、社会地位。然而，尊师重教远没有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广大教育工作者真正树立以教书育人为终身职业的思想也还不普遍。我和民进的许多领导人都认为，要真正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应该在新中国恢复教师节，让教师享有崇高地位，受到全社会的尊敬。于是，在1981年3月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上，我和民进的17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的提案。我记得当时的提案人有：叶圣陶、雷洁琼、徐伯听、吴贻芳、葛志成、叶至善、张明养、柯灵、霍懋征等。我是这个提案的主要发起人及撰稿人。

　　教师担负着培养四化建设人才的重任，应当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胡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尊师问题，指出“尊师，不仅是学生的问题，我们整个社会的成员，所有学生的家长，特别是我们各级政府的负责人都要尊师。现在儿童有儿童节，青年有青年节，我们认为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宏伟事业接班人的人民教师也应该有教师节” 。

　　为教师节定在什么日子最合适，我曾经征求过谢冰心、叶圣陶的意见。冰心先生建议定在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叶圣陶先生建议定在每年秋季学生入学的日子，让学生在新学年的开始就记住教师的辛勤和光荣。

　　在1983年6月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我和民进18 位政协委员联名再次提出《为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 造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 建议恢复教师节案》。全国政协审查的意见如下：“建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会同教育部研究办理。” 同年9 月, 中宣部办公厅致函教育部办公厅：“经研究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民进方明等委员的提案, 同意恢复教师节。” 1985年1月, 国务院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提出建立教师节的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这一议案，最终确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

　　从1981年到1985年，教师节的建立前前后后经历了5 个年头。看来，要办成一件事还真不容易啊!

加强农科教统筹  齐心协办把农业搞上去

　　1989年10月23日至30日，我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全国教育工会的同志，到安徽省陶行知研究会在徽州（今黄山市） 的教育改革实验区进行调查，该实验区借鉴陶行知生活教育理念, 在休宁县澳口区实行“农科教”结合，促进了两个文明建设的共同发展，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农科教结合，原来农业、科技、教育分割的体制，经过上一级领导的统筹协调，形成了合力，使农业经济建设转到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农科教结合是安徽人民的创造，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由之路。回到北京，我们写出了调查报告，先后登载在《光明日报》和《教师报》上，引起了农业部等有关方面的关注。

　　1990年3月，在全国政协七届三次大会上，我和131位政协委员联合提交了一份《建议从体制改革入手, 对“农科教”制订统筹协调的具体政策案》的提案。提案人除政协民进组全体委员外，还有各党派各界人士, 如万国权、李沛瑶、高天、浦通修、谈家祯、黄辛白、张洁殉、张瑞芳、龚育之、王丹凤、孔令仁、叶笃义、冯克煦、孙晓村、经叔平、冯亦代、黄大能、林亨元、冯梯云、陈忠经、张毕来、孙越崎、司徒辉、顾大椿、康永和、叶恭绍、贾亦斌、冯素陶、李修仁、鲍奕珊等委员。

　　提案的理由：我国农村经济文化落后, 科技力量不足，职业教育薄弱，劳动力素质低下，造成农业后劲不足，而长期以来，农业、科技和教育部门的指导思想没有统一到“服务”和“依靠”的轨道上来，加之，体制上又互相分割，力量分散，整体效益低，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制约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为了要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突破旧体制的束缚，大力促进“农科教”统筹结合。

　　现在安徽等地通过探索和实验, 突破了“农科教”条块分割的旧体制的束缚，建立起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新体制。已为“农科教”统筹结合提供了新经验。因此, 我们建议中央会同有关部门从体制改革方面进行研究决策, 制订统筹协调的具体政策，条件成熟时，应通过立法来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协调。

　　全国政协的审查意见是：建议国务院交农业部会同国家教委、国家科委研究办理。

　　在全国政协七届三次会议上, 我与葛志成等四位委员还作了《加强“农科教”统筹协调，齐心协力把农业搞上去》的联合发言, 指出我国经济体制管理中长期存在的农科教互相脱节，各自为政的突出弊端，提出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按照科技、教育和经济的客观规律，由上一级政府统筹协调，使经济、教育和科技进行配套改革，解决农业缺科技，科技缺载体，教育缺手段的问题，使各部门的力量形成合力。建议将“科技兴农”的口号，改为“科教兴农”。

　　农科教统筹，不仅展示了一条农村改革深化的有效途径，也是农村教育深化改革的发展道路。早在60多年前，陶行知先生提出“要教育与农村携手”，“教育与科学机关充分联络”，和黄炎培先生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正在成为“农科教”统筹的现实。历史和现实都在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陶行知、黄炎培等教育改革先驱者的正确主张才能实现。

　　“农科教”统筹协调，调动了各方面为农服务的积极性，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概括起来，有五个作用：有利于科技向农村普及；有利于促进农业、科技、教育部门的“丰收计划”、“星火计划”、“燎原计划”的配套实施；有利于推动“农科教”各部门办学诸要素的合理配置；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有利于推动农村教育改革。

　　此外，我们还在发达的地区江苏省苏州市总结了科教兴镇的经验，在一般经济地区四川省的温江县，黑龙江省呼兰县，重庆市的渝北区，总结了科教兴县和兴区的经验，经过不懈的努力研究与实践，在该提案提出两年后，国家做出了“科教兴国”的重大决策，并将其确定为一项长期的战略发展政策。看到目前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给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效，我感到无比欣慰。

教师法的诞生  保证教师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建立，从酝酿、提出、调研、民进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到该法颁布，前前后后经历了十年风雨历程。

　　20世纪80年代曾一度出现师资外流的现象，这已成为当时普教事业发展的潜在危机。针对这一情况，1984年, 通过全国教育工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和全国政协教育组进行了深入调研。大家一致认为，必须通过立法手段，依法治校，用法律来保障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合法权益，从根本上稳定教师队伍。

　　于是，在1986年3月的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上，我和民进的20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尽早制定“教师法” 案》。提案中写道：“建立一支稳定合格的教师队伍，是关系到四化建设和国家兴衰，涉及到千家万户和子孙后代的大事。……为了更好地贯彻中央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法，以适应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迫切需要，我们认为应尽早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教师法》的起草过程经历了很长时间。在1986年初，我收到广东石人峰钨矿中学教师朱源星寄来的《教师法》设想稿。在此基础上，全国教育工会草拟了《教师法》初稿。

　　1986年4月，由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梅克同志执笔，写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草案（一稿）。通过全国教育工会和民进中央两个渠道，组织了近一万人参加的讨论。广大教师对此事非常关心，纷纷献计献策，并寄予厚望。起草小组又写出了草案的二稿、三稿、四稿。

　　为使《教师法》尽快出台，1988年3月全国政协七届一次大会上, 我和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葛志成联名作了《制定<教师法>提高教师地位和待遇》的发言。我们在发言中强烈呼吁：“根据两年来就起草《教师法》与广大教师的接触和思考，我们深深感到，必须通过立法，把教师的权利、义务、资格、待遇、培养和进修、考核及奖惩等等肯定下来，才能真正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建立一支合格的而稳定的教师队伍。”

　　经过多年的努力，1993 年10月3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终于颁布。《教师法》的诞生, 激励了广大教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献身精神，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使全社会重视教育，尊重和支持教师的工作，保证教师的合法权益，把提高教师的待遇，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纳入依法办事的轨道。许多同志，包括起草的、研究的、做组织工作的，以至数以万计参加讨论的都为教师法的诞生出了一份力。至于我个人的贡献是很微薄的，不过我是努力的、真诚的。

办好一所学校，可以致富一村

　　1992年5月18日至28日，全国政协教育文化委员会组成以我为组长，葛志成、张光终等四人考察组，到山西省吕梁地区考察农村教育改革的情况与经验。考察组在山西省政协的支持与配合下，重点考察了前元庄实验学校的教改经验。前元庄是一个偏僻的山村，　　虽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有了很大发展，但人才外流情况十分严重，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农村教育实际上是一种“离农教育”，办学思想脱离农村实际，教育结构脱离农村实际，教学内容和方法脱离农村实际。为了变“离农教育”为“兴农教育”，使农村教育适应农村经济建设的需要，探索一条农村教育的新路，他们根据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当地的实际相结合，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实行村校一体、三教一体、教科劳一体的办学模式，并根据当地实际创造性地制定了一整套可操作的措施，进行教育改革，既育了人，又富了村，走出了一条农村办学的宽广大道。

　　为了进一步调研农村教育改革中的问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于1993年和1994年分别在江苏、山西两地召开了“素质教育研讨会”，并且进行了实地考察，着重研究了前元庄的教改经验。1995年3月，中陶会联合全国人大科教文委员会、全国政协教育文化委员会、民进中央、民盟中央、中华职业教育社、全国教育工会等八个单位, 在北京召开了前元庄实验学校教改经验汇报会。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这个教改经验有普遍意义，值得推广。会后我给李岚清副总理写信，推荐在农村办好一校，致富一村，带动一片的好经验， 并附去了汇报会的材料，李岚清同志在我的信上批示：“符合不发达地区办教育的实际和方向。”这一批示，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与鞭策。

　　1995年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我和葛志成、黄大能、丁石孙四人做了《办好一所学校可以富一个村庄》的发言，讲了教育改革、农村办学的经验，针对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见解。指出教育可以扶贫，通过“智力扶贫”，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的根本性扶贫。我国农村幅员广大，各地农村的差别也大。前元庄的自然条件很差，在经济发展落后的情况下立志改革，并且取得了实效。那么各地农村，只要解决好办学指导思想，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改革创新，因地制宜地借鉴前元庄的教改经验，一定能取得同样甚至更好的效果。

　　我们的发言引起了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与积极评价，前元庄教改经验的影响越来越大。1999年10月胡锦涛同志亲临前元庄实验学校视察，并对所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2003 年3月7日，温家宝副总理看了国务院调研组写的《关于山西省柳林县前元庄实验学校的调研报告》后批示：“农村教育必须改革，坚持‘农教结合’的办学方向，实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教统筹’，教学、科技和生产相结合，柳林县前元庄实验学校教育改革的做法和经验值得重视。”以此为契机, 国务院于2003年9月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我参加了大会并发了言，这是对我们的极大的鼓舞。

　　我一直认为，中国教育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为此，我愿再次指出：山西省陶行知研究会根据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 借鉴陶行知教育理念，十多年来，在农村教育改革中，创造性地总结了前元庄实验学校“科教兴村”的典型。近年来，在山西省表彰了“科教兴村”和“科教兴乡”各100个，为“科教兴县”提供了非常可贵的经验。山西省能做到的，其他省也是可以做到的，近几年来也有些地方向前元庄实验学校学习，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让我们大家来关心它，研究它，推广它，让“科教兴村”之花开遍祖国大地，为实现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科教兴国”这一伟大战略任务而共同奋斗。

　　我非常赞赏陶行知先生的几句名言：“爱满天下。”“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对此，我笃信践行，并且终生矢志不渝，未敢稍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