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6日，《人民日报》登出一篇由徐伯昕、葛志成、梅达君署名的纪念文章，称王绍鏊为民主战士，同时也是一名老共产党员。随后，又报道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财政部党组为王绍鏊举行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的消息。那些熟悉王绍鏊的亲友们，在崇敬之余又带着几分惊讶。因为他们想不到，那样一位斯文儒雅、老夫子般的长者，竟是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的中共特科老战士。

北洋浊浪涌  击碎议会梦 

　　王绍鏊，字却尘（恪成），1888年生于江苏吴江同里一个儒医家庭。少年时曾在镇上同川学堂就读，和柳亚子是同窗。二十岁那年，已结婚生女的王绍鏊，偶尔读到了日本清水澄写的鼓吹民主立宪的著作，竟毅然卖掉母亲的陪嫁田，又央叔叔举贷，凑足学费，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读政治经济科。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带着满脑子民主立宪的理想回到上海。当时，章太炎正以民主革命家兼国学大师的盛名，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王绍鏊持晚辈礼拜谒，章对他很赏识，当即邀他担任联合会的交际科主任。几天后，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王绍鏊陪侍章太炎前去拜访。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见到久已仰慕的孙先生。孙中山谈话时的睿智和风度，让他一见倾心。当时他就想：如果国内各种革命力量都能听孙先生的指挥，同心协力，民国哪有不成功的？然而，当他随太炎先生去了北京后，才发觉自己太幼稚了。章已为袁世凯所迷惑，用的都是老袁恩赐的钱。其他名流如张謇、熊希龄等，也都冷淡中山先生。北京的沉闷让他受不了，他不辞而别回到了苏州。但同时，他仍寄希望于开国会选议员来改变这种局面。 　

　　第二年，袁世凯为掩人耳目，假惺惺地下了一道国会参、众两院议员选举令。王绍鏊赴日本学的就是宪政，这次当然要一显身手了。为此，他兴致勃勃地到苏州、太仓、松江等县镇作演讲。令他沮丧的是，乡民们对此全不感兴趣，和他在日本看到的竞选场面太不一样了。这到底为什么？十余年后他才省悟到：民初的法律规定，要有相当财产的人才有选举权。乡民大多一贫如洗，选不选与他们有何相干呢？不过，在吴江父老金天翮等的推拥下，王绍鏊还是被选为国会众议员。到北京开会后又被推举为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但那个国会实在是不成体统，形同袁世凯手中的一件玩具，他说开就开，说停就停。后来竟闹得议员被非法抓走，议长和内阁都不敢吭一声。王绍鏊实在忍不下去了，就跑去找有“熊凤凰”之称的内阁总理熊希龄。不料，熊双手一摊，表示无可奈何。王绍鏊血气方刚，一怒之下，竟当面痛斥起熊希龄。不久，心灰意冷的他再次离开了北京。

南北扰攘日  踏上反蒋路 

　　不久，孙中山在广州揭旗护法，王绍鏊应召南奔。可那里的现状同样令他心寒。广州也是军阀、政客扰攘，孙中山几次被逼下野。“五四”给了王绍鏊一个震撼。他参与发起国民外交大会，抗议列强欺凌中国。曹锟贿选，他联络数十名议员拒选，后又劝阻孙宝琦等人为曹组阁。曹锟得知后，派军警包围了他在北京的寓所。其时，他正巧外出，闻讯连夜潜往天津。二十余年的奔波，他追求的是共和理想，可惜处处碰壁，一事无成。夜深人静，他扪心自问，开始怀疑自己过去选择的政治理想，这是他后来转向共产主义的原动力。  

　　1926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和北伐军兴起，使他仿佛看到了一线光亮。他在共产党员侯绍裘帮助下，组织了新苏公会和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因反对孙传芳，策应北伐军，遭孙的通缉。他潜往武汉，见到了邓演达和张群。张群拉他去见蒋介石，蒋时任北伐军总司令，声势如日中天。王也想见一下这位风头正健的“铁腕军头”。蒋礼贤下士，一连和王会见了两次。随后，张群即来探“口风”，问：“印象如何？”王绍鏊的回答却让张吓了一跳：“此人若得志，中国还要不可收拾！”张追问何故，王答道：“两次长谈，进以公的话不见听，一谈到私利即有好的反应，这岂是拨乱反正之人？”和张群话别后，他就悄悄返回上海。当时江浙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对他的这番见识都不以为然。王绍鏊去见褚辅成、沈钧儒二老时，坦然相告：“事久见人心，此后的结局再看吧！”仅仅事隔数月，蒋介石便于1927年4月12日祭起“清党”大旗，两位老先生不由得钦佩王绍鏊的真知灼见。  

　　南京政府在血泊中建立起来。反蒋的不仅有共产党人，还有其他与蒋有矛盾的各派势力。王绍鏊这时尚未接受共产主义，他奔走在那些反蒋的派别和人士之间。1930年4月，北方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倒蒋，他赶赴山西禹县阎锡山大本营密谋，还带去了蒋介石已命令19路军蒋光鼐、蔡廷锴开赴山东参加围攻的绝密情报。正巧路上碰见陕西老国民党人刘治洲，刘反劝他不要去多说，说阎很忌讳“长别人志气”。结果，冯、阎大意失荆州，招致惨败。王绍鏊忿然之下，举家南迁上海，决心埋头读书。  

　　此时浦江之滨，正值日军虎视眈眈欲燃战火之际。他和沈钧儒等发起“国难救济会”，呼吁国军抵抗。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的前一天，19路军已奉蒋介石的命令撤退，王绍鏊去见他们。高级军官都在俱乐部喝酒，谈起局势长吁短叹。当天傍晚，王绍鏊又去闸北保卫团，不料刚到不久就发生枪战。据报告，首先勇敢应战的只是六名警察、一名保卫团成员，他们当场牺牲。王绍鏊回寓所后，当即把他们的名字记在日记本上，心想总有一天可以祭奠他们的英魂。可惜这本记事册后来在香港撤退时丢失了。淞沪抗战爆发后，他携家人撤离闸北，四处为19路军筹款。上海战火稍歇，日军又在华北挑衅。冯玉祥、方振武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王绍鏊赶去参加。他在那里结识了吉鸿昌。他和冯、方、吉共商抗敌大计。冯玉祥一口气写了三十余款亲笔密函，嘱王绍鏊代表他到南方各地联络。王手中的信还未投完，已传来抗日同盟军失败的消息，冯玉祥也被迫上了泰山。  　　　　  

幡然读马列  绝处逢新生 

　　王绍鏊陷入了人生的低谷，久久彷徨于苦闷之中。反省平生，想起在武汉时，曾看到过宣传马列主义的小册子。他赶紧跑到虹口北四川路底横浜桥的内山书店，在那里挑选了几种日文版马列著作，包括列宁的文集和日本河上肇译的《资本论》，埋头啃读。他渐渐领悟到：“除非根本上废除遗产制度，走向社会主义大道”，这样“又必求民主集中”，“不然力不足以胜泱泱大党之任也”。这一觉醒，唤起了他寻找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这时他碰巧遇到了一个叫黄申芗的人。黄申芗是湖北大冶人，老同盟会员，“二次革命”失败后追随孙中山在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后来也是苦于觅不到救国道路，于大革命失败后投向了中国共产党，认识董必武。黄当时已是中央特科成员，他意味深长地对王绍鏊说：“你还执迷于当年在日本学的议会梦啊！俄国十月革命兴起，各国工人革命和民族斗争连成一片，中国革命也应由共产党来领导。”王深感愧疚。  

　　多少年后，王绍鏊回忆起黄与他的谈话，仍感慨不已。后来，他们又约在虹口的一家茶室里作了几次推心置腹的深谈。为避人耳目，一些关键性的词语他们都用日语来表达。王绍鏊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黄申芗表示报告组织后再作答复。1933年10月的一天，黄申芗通知他上级已经批准了，并由黄主持他的入党宣誓仪式，今后也由黄同他联系。据王绍鏊自述，从这一天起，他新的生命开始了。　 　　 　　

周旋军阀间  机智脱牢笼 

　　王绍鏊入党后被安排在中央特科工作。不久，改由一位也曾是老同盟会员、民初政界名人的同志领导他。这位领导交待王，多联络各界人士，推动共同反蒋抗日。1934年夏天，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和蒋介石剑拔弩张，“宁粤战争”一触即发。为了联合陈济棠共同拒蒋，红军直接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在江西与广东交界的寻乌和陈的代表谈判。为使谈判成功，中央特科让与广东军政界上层人物有旧谊的王绍鏊赶去广州面见陈济棠。王绍鏊按照组织指示，希望陈济棠能见一下邹韬奋和黄申芗。陈答应考虑一下。但因形势很快起了变化，中央随即指示王中止与陈的来往，王于是回到上海。  

　　1936年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曾希望和黄河对岸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达成一个共同抗日、互不进攻的默契。5月初，党派王绍鏊到山西去联络阎锡山。因王和孙殿英也有过交往，所以指示他路经河南时顺便去试探一下孙的态度，以便进一步联络。王绍鏊此行很不顺利，阎锡山仅和他敷衍了一阵，见孙殿英时也未说及要害。然而国民党中统头子徐恩曾却盯上了他。  

　　6月16日，王绍鏊在南京浦口摆渡过江时，被特务绑架到城内灯笼巷秘密据点，情急之中，他将一张涉及党的机密的纸条吞进肚内。好在徐恩曾尚未怀疑他是共产党，以为他仍在一帮老军阀、老政客的“倒蒋”圈子里转悠，故也未对他施以更多的折磨。王绍鏊被捕后，心想无论如何要让党组织知道此事，就趁看守疏忽时，在一张纸条上写明上海家中住址、现关押地点和事由，包上一块银元悄悄扔出窗外，请拾者代通知家人。这招果然见效，王的家人得到音讯后立刻赶赴南京向当局要人。王绍鏊本为知名人士，这一闹徐恩曾压不住了，只得在秘密关押了三个月后移送到城外吉祥村反省院。“七•七”事变爆发后，王绍鏊终因未暴露真实身份而获释。出狱后，他立即去见黄申芗，并详细报告了狱中经过。黄称赞他表现好，然后告诉他今后归徐强（当时叫老金）领导。这样，王绍鏊又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投入了新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