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营设耳目  太湖燃烽火 

　　全面抗战开始后，党对隐蔽战线的党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加紧发展关系，打入敌营，以获取更多的情报。这项任务，王绍鏊干得很出色。有一位当年曾在北洋政府财政部任职的老友阮先生，也是日本财政经济科留学生，对财政和盐务管理很有造诣。他因不满蒋介石，抗战前曾一度赋闲。王绍鏊和他相知很深，趁机介绍他读马列以及有关中国革命的著作。  

　　1938年春天，经党组织批准，由王绍鏊介绍他入党。正巧，此时华中汉奸维新政权粉墨登场，原是北洋官僚的梁鸿志来拉阮先生下水。他通过王绍鏊报告了组织。上级指示他大胆打进去。于是阮先生在伪财政部当上了盐务署长。他利用这一身份，为党不断提供情报，筹措经费，还安插自己人打入敌营，如浙西的盐务局长即是经他安插的我方有关人员。可惜的是，抗战胜利后，这位可敬的阮先生在转移苏北淮阴的途中不幸去世，他对抗战的贡献至今不为人所知。  

　　当时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扩大党的外围力量和组织。其中包括华东人民武装抗日救国会（简称武抗），它由宋庆龄等联名发起，实际上属于上海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和特科系统领导。一天，徐强通知王绍鏊，“八办”决定让他参加武抗的领导。王绍鏊欣然接受。因他是上海斜桥吴江同乡会的常客，对苏南乡亲的抗日热情以及当地上层人士的动态十分了解，还和毛啸岑、黄岳麓、沈立群等地方绅士有来往。这些人想在当地拉武装，他请示组织后输送了一批已加入“武抗”的革命青年参加进去，其中有丁秉仁等。丁秉仁联合其他抗日同志，在吴江的太湖河网一带，从地方杂牌军中拉出了一支数十人的小武装，组织了吴江第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开展游击战，袭击日伪军，搞得很有声势。后来由于经验不足和内部出了叛徒，部队骨干在开会时遭到围歼，队伍被打散，丁秉仁牺牲。“八办”副主任刘少文从安全考虑，建议王绍鏊暂时离开上海到香港工作。王坚决服从组织决定。  

掩护“老太爷”  家中成据点 

　　1940年春节过后，王绍鏊离别家人乘船到香港，第一次见到了潘汉年。潘汉年的名字早有耳闻，当下真有相见恨晚之感。潘汉年待人亲切又不失原则，指示王绍鏊先做情报转递工作，并叮嘱他要适应变化的环境，说：“这里和上海又不同，一言一行要符合身份。”于是王绍鏊化名王钧，用通信中写“藏头诗”的办法和上海传递情报。因不承担直接责任和其他同志联系，他稍有空闲就自学俄语，补习英语，教授日语，为担负更多的任务作准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准备进攻香港。一天，王绍鏊接到组织通知：除替换衫裤外任何东西都不要带，立即过海。他忍痛丢弃了从民国元年开始记录的大事日记，隐避到九龙湾仔道的一间小木屋里。来年开春，一个自称叶文津的神秘人物从上海奉潘汉年指示来见王绍鏊，他说潘汉年已用“重庆朋友老颜”的名义，通过袁殊与上海的日本岩井公馆建立了联系，让王绍鏊以“老颜代表”的身份，到香港日本领事馆找一个叫小泉的人。经小泉之手，王绍鏊等弄到了前往上海的船票。他上船时发现同行的还有两三位老气横秋的人，接头后才晓得其中之一就是党内有名的“老太爷”。“老太爷”真名叫张唯一，是党派往上海加强地下工作的。他们同船到达上海后，张唯一便隐避在复兴中路合群坊王绍鏊家中。于是，这所普通的民宅便成为党的秘密活动据点。史永、刘人寿、黄景荷、侯德华等常来此汇报工作和交流情报。掩护党的领导和机关，就成为王绍鏊甚至包括全家人的重要使命。  

　　同时，王绍鏊还扮演着另一神秘的角色。潘汉年需要有一个人代表他定期和日本特务头子岩井会面。王绍鏊精通日语和日本国情，又年长颇有资历，潘就将这样一个任务交给了他。实际上，这项任务并不轻松。王绍鏊每次去会面，不仅要满嘴“哈咿、哈咿”地装出谦卑恭敬的样子，讲一些颂扬“王道乐土”的话，还要挖空心思编一些所谓“情报”去应付对方。他后来在《自传》中说：“每次和日本人谈话，都要搜索枯肠才行，以争取他的信任。”而岩井口中透露出来的有价值的情报，他则必须立即整理上报党组织。半年之后，潘汉年考虑到王绍鏊已承担的掩护“老太爷”和机关的责任重大，就调派别的同志接替了这一工作。潘汉年和岩井的联系，后来成为潘蒙冤的一大“罪行”。其实，当时的真实情况在王绍鏊写于建国初期的《自传》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里，王绍鏊不避艰险，忘我工作。日本著名的反战人士中西功等被捕，一些和他们并肩作战的中共党员或牺牲或入狱。王绍鏊奉命援救入狱的倪之璞、金若望等。他找到原北洋财政总长李思浩担保营救倪出狱，又找到上海名中医蔡禹门为关在南市监狱的金若望治疗，金因受刑而瘫痪的下肢终于恢复知觉能够行走了。“老太爷”在他家中接收延安指示需再建立一部电台，请他物色一位可靠的技术人员。王绍鏊找到了交通大学毕业生陈鲲。陈爱国心强，技术水平高，很快就将两台收音机拼装成一部收发报机，和苏北接上了联系。在日伪杀人如麻的“夜上海”，王绍鏊这些活动都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当年地下工作者的生活极其艰苦，几乎没有生活费。一位担任交通的陈雨苍，曾于1942年严冬时分和妻儿来看望王绍鏊。因见他饥寒交加，身无分文，王绍鏊夫人当即脱下身上寒衣给他妻儿。王将情况报告组织请求救济。待到下周去他家探视时，陈妻哭诉丈夫已病饿而死了。王绍鏊晚年每忆及此事总止不住流泪，一再对身边同志说：“要艰苦奋斗，不要忘记胜利来之不易啊！”

沪上聚名流  发起“民进会” 

　  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王绍鏊在家中与好友们兴奋得举杯庆贺。谈起未来，他因对蒋介石早有了解，一开口便语惊四座：“蒋一旦还都，肯定还是重演独裁那一套。”1945年冬天，“老太爷”张唯一撤离上海不久，地下党又一领导人张执一约王绍鏊谈话。他向组织汇报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认为要加紧展开民主运动。他的建议得到了张执一的肯定。  

　　实际上，那些天和王绍鏊在一起小酌的朋友，大多是进步人士。其中有三层关系：一是同住合群坊的邻居如张纪元、梅达君、赵朴初、林汉达等，因彼此住得近，差不多每晚都到19号张纪元家聚谈。另一层是潘子欣、曹鸿翥、冯少山、谢仁冰等。他们的社会背景不同，有工商界人士，有文教界学者，有的还和帮会人员有交往，但都正直爱国，反对蒋介石和流氓恶势力。王绍鏊与他们常在北京西路广和居聚谈。再一层便是朱绍文、蔡禹门等沪上名医。王家世代习医，所以和这些老人交厚。他年轻时体弱，故长期练杨式太极拳和剑术，后来为了防身，他拄的手杖里就藏着一柄利剑。王绍鏊在这三个圈子里走动，当时聚谈的中心话题是胜利后先民主还是先“统一”。所谓先民主，就是各党各派共商国是；所谓先“统一”，就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王绍鏊说，如果是没有民主的“统一”，只能是蒋家独裁。他的意见得到了这些朋友的赞同。他被推举起草了一份关于国家前途的《意见书》，以征求更多人士的意见。  

　　老友谢仁冰和马叙伦交厚，将《意见书》拿给马看。马读罢连声问：“谁人起草的？”谢答：“王绍鏊。”马即请谢邀王相见。两人一谈即合，于是在《意见书》上共同具名。马叙伦以北大名教授、五四运动支持人而享誉一时。同他常来往的有周建人、郑振铎、许广平、柯灵、李平心、傅雷等。这样，两股力量汇合起来，声势就更大了。他们一连在八仙桥青年会等处举行了几次联合座谈，并着手成立一个永久性组织。王绍鏊将这些情况都向组织作了汇报。张执一指示他协助马叙老把这个组织建立起来。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的中国科学社宣告成立，并发表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朋友们都知道，这篇宣言除文尾所加的口号外，基本上是以王绍鏊的《意见书》为蓝本经讨论修改而成的。民进建立后，王绍鏊当选为常务理事，成为爱国民主运动中的“中坚人物”。

可敬老战士  身殁名未彰 

　　1946年6月，国民党阴谋发动内战，形势严峻。上海人民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组织了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起赴南京请愿。6月23日，在上海北火车站举行群众大会，欢送马叙伦等一行到南京呼吁和平。那天，王绍鏊和陶行知同为大会执行主席。会后，与会群众举行了示威游行，王绍鏊和陶行知、周建人、吴晗、林汉达等一起走在队伍前列。特务在南京制造了殴打请愿代表的“下关事件”后，王绍鏊又联合各界人士、团体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令王绍鏊难忘的是，1946年10月6日，上海人民在静安寺公祭李公朴、闻一多二烈士。王绍鏊作为民进领导人参与了此次活动的组织工作。周恩来代表中共代表团前来祭奠。祭毕，他与王绍鏊等人亲切握手。尽管是在国统区，不便以真实身份交谈，但从周恩来亲切的目光中，他深深地感受到组织的关怀。  

　　国民党悍然决定1946年底召开一党把持的“国民大会”，上海民进等十一个团体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坚决反对伪国大。在民建召开的大会上，王绍鏊应邀演讲，他以自己十年参与国会的亲身经历，揭露这次伪国大的欺骗性。讲到痛切处，不禁声泪俱下。这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称民进是“共党暴乱的工具”，王绍鏊也上了黑名单，党组织及时通知他转移。于是，他第二次乘船由上海避往香港。在香港，王绍鏊会见了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马寅初、马叙伦、柳亚子等新老朋友，畅谈关于建设新中国的设想。  

　  1948年11月，他由潘汉年等安排乘船北上大连，经沈阳抵达北平，出席了筹建新中国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之后，他担任了财政部副部长、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他在新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却从不对人提起自己曾经为新中国的建立作过的贡献。  

　　1970年3月31日，这位党的忠诚战士在北京逝世。家属是在清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了他亲笔写的自传和党员思想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