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63年2月召开，同年4月，民进中央杨东莼副主席来浙视察，在杭州参加了民进省、市常委会，并就“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 教育问题作重要讲话。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根据当时“调整关系、发扬民主、加强团结、加强教育” 的工作方针，我们把对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放在首位，调动会员积极性，强调做好本职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先后召开过先进工作者座谈会、服务与改造经验交流会、毛主席著作学习会等。1963年，民进会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的有64人，占会员总数16%。我记得，当时我们还比较注重做好对台工作，配合省军区、对台办公室等单位，发动会员通过写信或写广播稿对台开展宣传工作，或以亲友个人关系，通过香港、海外等第三地将有关资料传播到台湾。

停止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记得在6月间，省、市委会还召开了第30次主委会议，听取和研究民进中央会务工作座谈会的情况。后来形势越来越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教系统受到很大冲击，不少会员受到影响。8月间，省、市委会合署办公的机关直接受到冲击，一批红卫兵在门口张贴最后“通牒”，勒令立即自行解散“反动组织，停止活动”，24小时内交出印章。从此，民进省、市委会被迫停止工作。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停，就是十多年。当时印章被抢走，会牌被红卫兵摘去，机关被查抄，成为造反派的办公和活动场所。民进杭州市委会的会牌直到十多年后才在杭一中关“牛鬼蛇神”的“牛棚”里找到，它被当做了床铺板。由于受冲击时没有思想准备，根本来不及整理和搬走私人物品，我只得赶紧把一部分档案转移出来，后来造反派到我家里搜查“反动材料”，幸好没有被找到。那时省民进主委陈礼节已被撤去杭州市副市长职务，关在市政府的一间屋子里“交代罪行”，20多人轮流审讯，拳打脚踢，从“反动学术权威”上升为“特务、国民党残渣余孽”。他的几根肋骨被打断也得不到及时治疗，以后被送到市“五七干校”劳动，又到杭州市第一医院当护工，打扫厕所，后来在他的坚持要求下，才允许给人看病。记得当时浙医一院胸外科主任石华玉，他是民进会员，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加以批斗，每月只发20多元的生活费。1973年，他的一位老同学从美国来杭访问，向外事部门提出要看看石华玉，但单位领导推说他下乡巡回医疗去了，不让见面，结果这位同学设法直接找到石华玉家，才见到他。党派停止工作后，省民进机关干部先是集中在长生路33号（省工商联）学习，1968年底，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那时环境非常艰苦，心情也很压抑，直到1972年才结束“五七干校”劳动，分配到杭州钢铁厂工作。

恢复活动

　　到了“文革”后期，形势渐渐有所缓和。1973年5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组织了北京一些上层民主人士来南方参观学习，来杭州的有杨东莼、叶圣陶、吴研因，徐楚波、葛志成等民进领导。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接见了参观团，陈礼节、许钦文也参与了接待。1976年10月一举粉碎“四人帮”，全民欢庆。民进中央在1977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由周建人、叶圣陶、赵朴初、杨东纯、徐伯昕等同志组成的临时领导小组。1977年11月8日下午2时，民进省委会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这是自“文革”停止活动以来，时隔11年后，第一次举行正式的组织活动。陈礼节主持会议，刘天香、余文光、金亮、吴克刚、许钦文、陆月美、计克敏共8位同志参加，会上传达了中共省委领导讲话和统战部有关会议的内容，主要精神是统一战线还需加强，民主党派要逐步开展活动。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希望首先在领导班子中澄清思想，提振信心，并酝酿提出民进列为第四届省政协委员的人选。大家对今后如何恢复组织活动展开热烈讨论：提出先要摸清成员情况，可组织一部分同志分头了解；对那么多年民主党派停止活动，造成会员思想混乱，应做好思想教育工作；逐步恢复基层活动，可先搞试点；对经费问题、办公场所问题，机关人员问题都要逐一向有关方面反映，予以解决；会上还有同志提出可否与民进中央先通通气，可否先请“文革”前省、市委会机关同志回来帮助了解情况；也有同志提出现在是否可以吸收新生力量等 问题。

　　1977年底，陈礼节当选省政协副主席，厉矞华当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78年初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厉矞华、俞善吾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陈礼节、郑晓沧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1978年3月29日，省委会召开了“文革”后第一次全委扩大会议，这次更扩大了活动范围，有41人参加。会议传达全国五届人大和政协会议精神及民进中央关于当前会务工作的意见。根据民进中央指示，陈礼节主委向大家转达要认识新形势，加强学习；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先开展活动，暂不进行组织发展；领导班子要明确任务，提出工作初步意见等要求。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拨乱反正，陆续落实统战政策，纠正了大批冤假错案，民主党派成员称之为“第二次解放”。 那年底，以民进中央副秘书长葛志成为组长的工作组来杭，采取座谈会、个别访问和参加省、市常委会等形式，了解民进会员中落实政策的情况；调研指导新形势下民进组织如何开展会务活动；还举行了报告会，播放了赵朴初同志《从访日观感谈中日友好条约》的录音报告，到会约120多人，这是恢复活动以来第一次会员大会，给民进会员极大的鼓舞，对全面恢复工作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1979年5月和6月，连续召开两次常委扩大会议，我都参加了。会议主要讨论民进全国四代会工作报告草案和研究出席四代会的浙江代表名单，还研究了当前的一些工作。在研究四代会工作报告草案时，大家提出：现在对民主党派已经不提“团结、教育、改造”而是提“团结、依靠”，建议工作报告中要有体现；民主党派“是长寿还是短寿”，社会上、群众中是有看法的，会中央在工作报告中要重点说明长期共存的方针。有同志提出：“既是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又不能发展新会员，怎么体现后继有人？”与会许多同志都同意这个意见，认为应该向中央反映，适当吸收新成员，以扩大团结面。有的同志提出，有些地方组织，会员已经有一定数量，它下面是否可设总支没有依据，希望新的会章中能有这方面的明确规定。常委扩大会议还从界别、地域、代表性、年龄层次、会务工作实际等方面综合考虑，协商提出了出席全国四代会的名单。我被确定为列席代表，当时我是民进杭州市委会的副秘书长。陈礼节主委还在会上提出参加四代会要发言的六个方面内容，计克敏秘书长要大家好好准备，无论去参加四代会还是不去的同志，都可以提交材料。计克敏还向常委们汇报了会员中平反改正、落实政策的进展情况，常委们提出要专门召开座谈会，出工作简报让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了解这些内容。

　　恢复工作初期，专职干部缺少是个大困难。在1979年年头上，那时全省专职干部只有计克敏、汪祖裕、我、蔡荣华和戚俊生5个人，很多工作只能是省委会与杭州市委会联合做。1979年6月25日，省委会和杭州市委会联合试编的会内刊物《民进工作简报》第一期出刊了，及时向地方和基层组织通报会务情况。那时是不定期编刊的。到1979年秋天，吴畏同志从九三学社省委会调进民进省委会任办公室副主任，后来他接手编辑《民进工作简报（浙江）》出刊，这就是以后的浙江民进刊物——《浙江民进（报）》，今天的省委会刊物《开明》的前身。

　　1979年6月20日，民进中央候补委员、原民进省筹备委员会主任、原省教育厅厅长俞子夷同志追悼会在杭州殡仪馆礼堂隆重举行，为俞老彻底平反昭雪。俞老从“反右”起直至“文革”中深受迫害，于1970年7月逝世。悼词中对俞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热爱民进事业的一生给予充分肯定。民进中央主席周建人单独敬送花圈，杨东莼、叶圣陶、徐伯昕、赵朴初、葛志成等都送了花圈。省教卫部及有关省级机关，民进省委会、市委会和陈礼节主委等领导也送了花圈。

　　那年6月上旬，民进省直妇女保健院支部恢复了组织活动。那天举行恢复活动的会议，还是由医院中共党总支封政书记亲自主持的，郑重宣布民主党派支部恢复活动。医院的中共一支部、二支部以及各科室负责人都参加了。妇女保健院支部的民进会员事先做好充分准备，热心地布置会场，就像是过大喜日子一样来参加活动，陈信宝身体有病，拍完X片赶来出席会议，林泽萱是值夜班，放弃休息来参加。支部主任路文博感慨地说，13年了，组织活动停了那么多年，今天又能欢聚在一起，真是来之不易。与会同志深切感受党的关怀，民进组织的温暖，纷纷表示要积极做好本职工作，为实现“四化”贡献力量。成立于1952年的省妇女保健院支部当时有会员9人，后来担任省委会副主委的刘天香同志就在这个支部里。支部恢复活动后，仍由“文革”前的三位支委路文博、赵承洛、林泽萱同志组成支部委员会。省委会非常重视基层支部恢复组织活动，那天省委会秘书长计克敏也到会讲话。下半年，又陆续有民进杭州大学支部等恢复活动。到1980年3月，民进省儿童保健院支部恢复活动。至此，省委会直属在杭的基层支部全部恢复了组织活动。

　　从1978年至1980年，省、市委会积极主动协助有关部门，落实政策，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改正错划“右派”58人，其他带帽人员6人，重新恢复会籍39人。通过平反冤假错案，会员跟党走的信念更为坚定，对民进组织的向心力大大增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极大提高。民进杭师支部首任主任伏少岑，当时已经有60多岁了，他在参加集中学习时激动地说：二十多年来我没有在什么场合讲过话，因为给我划了“右派”，以后虽然摘了帽，但仍是“摘帽右派”，讲话只好照报纸读。我是相信党的，这么多年来正由于这种信念，我一直在等，现在党的政策落实到我身上，宣布错划改正，我心里是甜的，我要争取多活几岁，看看国家的变化，有生之年再为人民做点工作。后来，伏少岑同志积极投入到我会兴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工作中。

　　1979年10月，民进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陈礼节等14位代表出席，我列席了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不仅回顾总结了过去，重要的是通过了我会新的章程，首次鲜明地提出我会的社会主义政党性质，明确我会性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是以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为主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大会确定了新时期我会的任务：积极为“四化”中心服务。这标志着民进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四代会得到中共中央的热情关怀和支持，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王震、乌兰夫、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包括民进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明确了民主党派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明确了广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些评价与定性给了与会者及广大民主党派成员极大鼓舞。当年，我们赴京时，省、市统战部领导到火车站送行，胜利归来时，省、市政协和省、市统战部还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欢迎大会，市委统战部郭仲选部长亲自用车陪送9旬高龄的吴克刚老先生回家，从细微处体现党的关怀，让从严冬中过来的人有走进春天的温馨感觉。

省二代会

　　经过三年多时间的拨乱反正，落实统战政策，浙江民进各级组织活动已经活跃起来，形势是越来越好，爱国民主统一战线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更加发展壮大。为总结省一代会以来的工作，贯彻落实民进全国四代会精神，推动会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发挥积极性，围绕“四化”中心服务，省民进常委会决定召开民进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

　　1980年2月，经常委会研究并报民进中央同意，成立了省二代会筹备小组：由计克敏任组长，刘天香任副组长，吕漠野、邱镕钧、吴畏、我和俞允之五位组员。在常委会领导下，启动了二代会筹备工作。

　　当时民进省委会和省级各民主党派共同商定，争取于1980年上半年适当时间一起召开代表大会。很快我们在筹备小组下建立了各工作机构。秘书工作，负责起草大会的有关文件；组织工作，负责拟订代表产生办法等，做好组织方面的有关工作；总务工作，负责做好财务预算，确定会议场地，住宿、交通和文娱活动等准备。当时省、市委会所有的专职干部都参与进来，人手还是不够，就发动会员中的骨干王永馥、张德珊、蒋乐琴等同志，义务来帮助做好二代会的会务工作。

　　那年6月下旬，省、市委会联合举行“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20位会员发言，我们把发言材料汇编成小册子《竞为“四化”作贡献》发给全体会员，以起到表彰先进、相互激励的作用，也是为开好省二代会做宣传造势和舆论准备。

　　一开始，经省常委会原则决定的二代会正式代表是70人，代表规模还略小于一代会。为了让代表大会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对推动今后的工作更有好处，后来经过与有关方面的多次协商，正式代表增加到83人，列席5人。代表们分成5个组，大致是第一组中教界，第二组小幼界，第三组高教界，第四组医卫界，第五组地方组织。比照第一届省委会领导机构，最初拟设的第二届省委会委员19人，候补委员2人，常务委员9人。后在安排中，感觉名额实在是太少了，经过与会中央、省委统战部等有关方面多次协商沟通，直到二代大会前夕，争取到委员名额27名、常委15名这样一个规模。即便如此，名额也还是不够。吴畏同志在二届一次全会上被选任省委会副秘书长，却不是省委委员，直到省民进二届二次全会才增补为省委委员，我和丁德云、朱焱、张世昌、黄德赡等同志也都是在那次增补为省委委员的。

　　1980年7月25日，民进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这时距离省一代会的召开已是整整17年了，参加二代会的代表年龄普遍都比较大，平均有60多岁，其中年龄最大的吴克刚老人已经91岁了。会议报到当天，省委统战部刘俊芝、朱之光、崔成信、戴盟四位副部长来到会议地点南空招待所，看望代表们，并与大家亲切交流。领导的关怀，充分体现出中共浙江省委对这次代表大会是非常重视的。

　　来自省直、杭州、嘉兴、湖州、金华、萧山、定海的各位代表欢聚一堂，共商会务，精神饱满，信心十足。许多会员已是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激动相拥。原省筹委会委员童友三，1979年6月他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会内也撤销对他的处分，推荐他担任杭州市政协委员，并被选为参加民进省二代会正式代表。那年他77岁，他赋诗《玉楼春》一首：玉楼日丽春风座，四化红心千万颗……表达获得政治新生后的感怀。

　　二代会开幕式由许钦文副主委主持，余文光副主委致开幕词，厉矞华同志作代表资格审查报告，陈礼节主委代表民进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民进中央秘书长葛志成在开幕式上代表民进中央宣读贺信。我清楚记得，葛志成在念完贺信后即兴发言。他说中国有这样一批知识分子，特别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因为亲身经受过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岐视，目睹了国土沦丧，因此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他们懂得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可爱，尽管遭受“左”的路线不公正的政治迫害和人身摧残，但始终如一地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相信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愿意把本事拿出来贡献给国家。他说有人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家鸡打得团团转，还是在家里”，个人可以受委曲，但面对国家和民族利益需要时，毫无疑虑，选择服从大局，这就是当代中国的这一群知识分子，有爱国心、事业心、进取心，难能可贵。他说浙江民进的同志们也符合这种情况，尽管受到种种迫害、折腾，但大家放开个人恩怨，仍然勤勤恳恳工作，他列举了我省许多民进会员的动人事迹。葛秘书长全程参加了二代大会，到每一个小组听取讨论发言，勉励大家。我回忆当年代表们的发言，对过去个人受到的委曲谈得较少，大多是展望未来，畅谈如何报效祖国的决心。

　　在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新时期，二代会确定了我省民进工作在新时期的任务和方针，明确了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上来。大会的召开凝聚了人心，增进了共识，这可以说是一次向“四化”进军的誓师大会、动员大会，完全符合浙江民进全体会员的意志。二代会胜利召开，新的领导机构产生了，领导班子健全了，这标志着浙江民进组织发展跨过了最艰难曲折的阶段，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迈开了大步向前的步伐。　　

　　陈益群 1956年7月加入民进，曾任民进杭州市委会秘书长。1985年调入民进中央，曾任民进中央秘书长。历任全国政协第七、八、九、十届委员，第九、十届常委，第八、九届副秘书长。

　  （本文选自浙江民进口述会史第二辑《开明之路》——浙江民进发展变化亲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