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掌中大：两次因思想开明被免职

据许锡挥说，许崇清是一个无心从政的人，当他最初决定留在广州时，曾提出“只搞教育，不问政治”的条件，孙中山也答应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一生都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曾两次当过中山大学的校长，但都没有持续多久，均因思想开明、进步而被免职。

许崇清第一次执掌中山大学是1931年6月。上任伊始，他就对学校的体制进行改革，实行了学院制：将文科改为文学院、法科改为法学院、理科改为理工学院、农科改为农学院、医科改为医学院。学校实行校、院、系三级管理体制。同时许崇清还根据社会的需要和学校的发展，增设了三个学系，文学院增设社会学系，理工学院增设土木工程系和化学工程系两个工科学系。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在偏远的南国，中山大学成立了中山大学员生工友反日救国会，他们出版宣传抗日刊物，捐款慰劳抗日军民，还成立学生请愿团，准备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抗日。由于许崇清支持师生们的抗日爱国行动，当年12月中旬他被以“控制不力”为由，免去校长职务，并于次年2月离任。

许崇清第二次执掌中山大学，是1940年4月至1941年7月，这次他在任仅仅一年多。1938年10月，日军进攻广州，中山大学分批撤离广州，迁往云南。1940年秋，日军进逼越南，云南形势告急，国民党政府又下令将中山大学搬回广东。许崇清主持完成了将学校从云南澂江迁回广东乐昌县坪石镇的艰巨任务。坪石是广东省的一个蕞尔小镇，根本容纳不下一所大学，学校只能分散在坪石及周边地区，办学条件艰苦。在粤北山区连县，许崇清临时住在老乡家里，还坚持用床板当课桌，给学生上课。

当时，许崇清聘请了一批著名学者，包括哲学家李达、民俗学家钟敬文、经济学家王亚南、戏剧家洪深等，这些人不仅学问了得，而且思想进步，推动了学校的政治民主、进步自由风气和学术的发展。但是，这引起了校内反动势力的不满，国民党特务分子密告许崇清“引用异党，危害中大”。1941年7月，许崇清又一次被免去代校长职务。

只要在任一天，许崇清都竭尽心力；不在任上，他则泰然处之，从事学术研究。据中山大学教师吴大基回忆，抗战胜利后，中山大学师生回广州石牌原址复课，许崇清则备受冷落，“但每次我拜访，他都谈笑自若，对中国，对前途充满希望和信心”。没有内在的精神信念，是无法达到这样的境界的。

最后18年：躬身治校奠定中大绩业

1951年2月20日，许崇清第三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一直到1969 年去世。他担任中大校长累计有20年，占中大校史的四分之一历程。无怪乎副校长冯乃超说：“中山大学是应该同许崇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担任校长期间，许崇清与学校党组织负责人团结合作，组成一个有威望的领导核心。冯乃超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山大学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后是中大党委第一书记），他对许崇清非常尊重，他作出规定，凡是以学校名义发出的文件，必须经许校长过目。许崇清也很尊重冯乃超。这种密切合作为中山大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许崇清一贯尊重知识、爱护人才。上世纪50年初，著名化学家徐贤恭教授有个老乡从上海来广州，在徐家住了一晚，第二天那人去了香港。不料，此人竟是国民党特务，而徐贤恭根本不知其底细。结果，有人便指责徐贤恭包庇国民党特务，徐贤恭一气之下去了上海复旦大学。学校调查清楚事情真相后，许崇清和冯乃超一起将徐贤恭请回中大。

为了培养人才，学校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一是送一些教师出国培养；二是为著名专家、学者配备助手；三是努力改善教师的生活条件等。这些措施的实施，充分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推动了学校教育改革和科研工作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至“文革”前，中山大学的历史、中文、英语等专业，在全国是非常有名的。如今，中山大学名列全国高校前十，与许崇清治校期间打下的良好基础不无关系。

许崇清性格内向，很少说话，但为人和善。他虽然长期担任各种职务，但不会居高临下训斥别人。为此，他的好友、画家胡根天说：“许崇清最大的特点就是平易近人，又威严难犯。”这，恰恰说明了许崇清身上的人格力量。

教育学者杨东平称中国现代以来的大学校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中国现代大学的成长，每一所都与大教育家的名字相连，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在这一长串的名单中，当然不会缺少“许崇清之于中山大学”。杨东平认为：“这些大师正是现代大学的人格化象征。”在许崇清的身上，既有知识的力量，同时也有道德的力量。

哲学建树：思想独立建教育新体系

据许崇清自述，他从康德哲学、孔德社会学、赫尔巴特教育学开始，几乎走遍了唯心论各种形态哲学和教育学的歧路，1919年他 31岁起，才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教育学的一个新体系”。

早在1920年，许崇清就指出我国传统经学的不足之处：“用一句话概括起来，可以说都是科学以前的知识。不是形而上学的臆测，就是历代相传的传说，最上的也不过是些日常通用的常识。” 上世纪30年代，主政广东的陈济棠曾提出议案，强制各级学校讲授《孝经》。因许崇清在教育界颇有威望，陈济棠请他负责审查这一议案。许崇清认为强制读经会使学生视野停滞不前，因此坚决反对。为此，陈济棠又是施压威吓，又是许诺送股票，企图逼他通过审查，但许崇清最终还是否决了这个议案。陈济棠一怒之下撤掉了他广东省政府委员的职务，此事当时震动华南——一介书生竟敢顶撞广东“土皇帝”。许崇清为了避祸，不得不带着家人暂时离开广东，去了杭州、南京等地。

许崇清并非只是反对传统的经学教育，对西方思想家和教育家的某些唯心主义或机械论学说他同样加以批判，始终致力于建立以辩证唯物论为理论基础的教育新体系。因为他通晓德文，能直接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成为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这对他此后教育、政治理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6年，中国教育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教育方针的辩论，大的方针确定为“人的全面发展”，很多人主张在后面加上“因材施教”，许崇清再次“逆风向而动”，反对将“因材施教”列入教育方针，还专门写了一篇长文加以论述。

许崇清认为，片面强调“因材施教”的偏向，“实质上就是全面回复唯心主义‘个性论’的偏向”。在许崇清看来，“人的全面发展”的主体是“人”，“因材施教”是“就儿童和青年的质性而施设或进行教育”。其实两者的基础都是独立的“个人”。如果把这个统一的基础割裂，“把‘人的’这个主体‘人’摘掉，添上 ‘因材施教’的尾巴，它不但将变形，而且将要变质”。许崇清认为，产生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忽视了，没有把独立的个人当成“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而是把人的“共性”当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这就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论。

“我也不知道他的这个观点对不对，”许锡挥说，“但这是他自己的观点，是他独立的思想，所以他要表达出来。”不畏权威、独立思考、追求真理是学术的尊严所在，也是许崇清——一名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品格，中山大学的一位教授在讨论校长问题时曾说过：一个好的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独立的思想，有正义和良知。这句话用在许崇清身上，可谓恰当。

在许崇清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他被广东教育界誉为“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哲学奠基人”；中国民主促进会广东省委员会献给他的题词是：“崇正树德促进民主，清风亮节范式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