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民进领袖人物的名字是从历史教科书中，知道了震惊中外的“南京下关事件”：1946年6月23日，以马叙伦、雷洁琼为首的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去南京国民政府请愿，在下关火车站遭到特务袭击，马叙伦等均受到严重殴伤。该事件使民主人士大多数进一步看清国民党政府坚持内战的真相。从那时起，开始了解了中国民主促进会这个以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为己任的进步政党，也由此铭记了彪炳史册的民进领袖人物马叙伦、雷洁琼。

1992年12月，在北京参加民进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第一次近距离地见到了民进中央主席雷洁琼大姐，当时她是国家领导人之一，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那时，我只是仰望，远望。到了1995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准备丹东一位作家出版名为《绿荫覆盖的童话》的少儿读物。那位作家是民进会员、丹东市政协委员，而我当时是民进丹东市委主委、市政协副主席，所以她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帮她实现请雷大姐题写书名的愿望。虽然当时我与雷大姐并无直接接触，但我还是答应帮忙。其理由，一是，经常随同雷大姐外出视察考察的民进中央宣传部长张志正同志，曾三次到丹东，工作之外也有私交，平时时有联系；再是，民进中央的一位副秘书长王炳舟，在辽宁时担任民进省委副主委，与我同龄，比较熟悉，请他找找雷大姐，也不是难事；第三，我相信像雷大姐这样的领袖人物，其胸襟眼界，大可容得下一个普通的作家，一个民进会内同志。1997年11月末在民进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见到了雷大姐，当面向她表达谢意，雷大姐谦虚地说，我的字不好，蒙你们抬爱了。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已经答应帮忙，但那位会员作家后来认为请雷大姐题写书名之事很渺茫，所以经由冰心老人的女儿吴青，由民进中央名誉主席、著名作家冰心题了书名，结果形成了一本书两页书名。对此，我不能去责备那位作家，却由此认知了雷大姐的平易近人的大家风度。

有过较长时间交谈的是许嘉璐主席。2001年，我出版了文化散文集《英雄•美人•江山》，请到辽宁参加会务活动的楚庄副主席带给许主席一本。转过年的12月，在北京参加民进九大期间，大会秘书处工作人员招呼说许嘉璐主席要来看看你。听了这样的消息，当然很高兴。想来想去，觉得大概跟那本散文集有关。果然，许主席从我的赠书入题，谈文化，谈民进建设中国新文化的历史责任，其中一个话题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史和文明史的重要地位，鼓励多做这方面的工作。当时有一张与许主席站立交谈的合影，2008年出版散文集《寻找那棵枫树》时，放在书前彩页中，照片下的说明文字是：“2002年12月，在民进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与我谈的是文化。”

2007年夏天，我去江浙一带考察，在苏州停留期间特意去了吴江县的同里镇。同里，距苏州18公里，位于美丽的太湖之滨，周围同里湖、叶泽湖、南星湖、庞山湖、九里湖环绕，宛如五湖怀抱中的一朵盛开的睡莲，与相距10公里的千年古镇周庄齐名，素有“东方小威尼斯”之称。但我之所以弃周庄而选同里，不是因为欣赏风光，而是有一种朝圣的虔诚，因为同里镇中的一个著名景点留耕堂，是民进创始人之一王绍鏊的故居。

王绍鏊（1886-1970），字却尘，早年留学日本，1911年毕业回国后，同章太炎等一起进行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王绍鏊参加过讨袁护法运动，先后被曹锟、孙传芳通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投身于反蒋斗争；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发起组织国难救济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6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七七事变后出狱，在苏南地区组织武装抗日小组，参与建立太湖游击队。1941年起，先后在香港和上海从事统一战线工作。1945年12月，在上海与马叙伦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财政部副部长、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在故居留耕堂，我盘桓良久。留耕堂占地十余亩，堂内屋宇鳞次栉比，内宅兜抄曲折，有东、西、中三条陪弄进出。旅游说明书中说，游人至此大有“侯门深似海”的感觉；而在那一时刻，我从那里感受的是一个一生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的传统知识分子深厚的文化底蕴，感受了一位政治家、革命家以及他所参与创建的政党——中国民主促进会厚重的历史基础。在瞻仰王绍鏊故居的前半年，我已经结束了担任了14年的民进丹东市委主任委员职务，但作为民进会员，或者说民进在我心中，却是一个永远的存在。民进生涯，是我的骄傲，是我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准确一点说，是我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