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1949年间，从事对敌策反工作。有机会和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与民主人士接触，对于他们炽热的爱国主义正义感和对民主自由追求的精神非常感佩，我认为和我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我这一辈子对民进是有很深的感情的。1954年春，解放了的祖国处处春意盎然，就在这催人奋进的时候，杨东莼(华中师范学院院长)、阳太阳(武汉艺术师专校长)、石泉(武汉大学讲师)等几位民进老会员相继来汉筹建武汉民进。由于这几位同志都是大专院校的成员，对中小学校的情况不太熟悉，而当时民进发展的重点是中小学校，所以，杨东莼同志向中共武汉市委求援，希望能派一个熟悉中小学状况的同志协助他们的筹建工作。市委便推荐了我来承担这一任务。

我当时的职务是武汉教师进修学院的院长，与中小学的工作联系是比较多的。54年春，杨东莼来到教师学院见我，没有任何客套，开门见山的提出来，希望我全力协助他们把武汉民进组织筹建起来。我深知杨东莼是名教授，年龄又这么高，这样坦诚的向我提出要求，很受感动，所以，我也便直截了当的回答他，我愿意全力协助筹建工作。听了我的回答后，东莼同志灿然的笑了，记得他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断的抖动着。从此，我们便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于是，我在中小学教职员工队伍里大力发展民进会员，建立了二中、市教院、二十一中、三十三中、三元里小学等一批民进支部。其中如王典昭(后任第三任市委主委)、胡文裕(民进三、四届市委副主委)等一批同志都成为了民进的骨干。

1954年底，成立了武汉市委筹委会，至55年初成立了民进武汉市委会。当时杨东莼等同志找我谈，希望我担任民进市委副主委工作。我笑着推辞了这一职位。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哪能在民主党派中争荣誉争地位呢？还是腾出位置好安排其他同志来加强领导工作。杨东莼同志感动的笑了。他们同意了我的主张。因此我在第一届民进市委会中担任市委常委、民进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东莼同志对我十分尊敬，除了组织工作外，有关宣传、教育、参政议政等一些重要问题无一不与我仔细商量，相处十分融洽。

杨东莼同志因病而忌食荤腥，但每当工作餐时，他都陪同大家一起而自吃素菜。他注意到了我最喜薰鱼，尔后每餐必问“是否准备了薰鱼”，这使我倍受感动。

1957年初，一天，杨东莼同志邀请我到他家作客，这次午餐很简单，那是真正的“四菜一汤”，诸如炒腰花、炒虾仁、溜白菜、炖豆腐等。与之欢聚，其乐融融，在我们谈兴正浓时，他突然举起酒杯正正经经的对我说：“铭心同志，我已经奉命调任民进中央秘书长，武汉市的民进工作就委托给你了。”就东莼同志的资历和工作能力而论，调往民进中央工作也是情理中事，我在稍有愕然之后也举起酒杯，对着东莼同志深情的目光说：“你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东莼同志满意的笑了，我们互带祝福的干杯。餐后我们继续聊工作，其间，他指着书房的书对我说：“你看，这许多的书真是我的宝贝呀!可是我是带它不走喽!就全部送给你吧!”我一看，粗略估计大约总有七八千本吧。而且大部分都是新的，有哲学类、历史类、文学艺术类……等一类书籍，而且教育学方面的书更多。恰在其时我正在筹建“武汉师专”，这些书，对一所新建的院校来说，无疑是雪里送炭，我对东莼同志慷慨赠书除了感激之外，再也说不出推辞不受的话来。从东莼家回到师专后，立即安排人去杨东莼家清点书籍，运回武汉师专，成为校图书馆的校产。东莼同志去北京任职后，虽时常有书信往来，但从此我们再无缘见面促膝倾谈了。“文革”末期，惊闻时任民进中央副主席的东莼同志去世了，逝前精神错乱，仍念念不忘民进的工作，我因失去这样优秀的领导和挚友而哀痛不已，竟失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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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开始了反右斗争，当时我被市委统战部指定为民进武汉市委“反右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当时各个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都已经开始确定下来，几乎所有民主党派的秘书长都被划为“右派”。民进武汉市委当时的秘书长是石泉，我与他友谊极深，深知他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深厚的感情，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这样的人，我怎么能把他划为右派呢？于是，我把他在民进历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统统摘抄下来，转呈给当时的统战部路跃林部长，我说这样的人怎么能是右派分子呢？路部长看了材料并听了我的汇报后同意了我的看法。因此，避免了石泉同志被错划右派。当时民进市委内没有划出一个“右派分子”，为了开展好所谓反右斗争运动，我们只好把各校划为右派的人“借来”批斗一番以应其景。民进市委的同志，至今对我实事求是的工作很感激，说我没有“左”。

1959年反“右倾”斗争的风暴来临，而我却没能幸免，被错划为“阶级异己分子”，于是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送沙洋农场监督劳动等一系列的厄运降到了我的身上。后来从沙洋回汉之后才知道，民进市委并没有开除我的会籍，而且历次的组织生活和重要会议都必定邀请我参加。民进组织的这些举措无声地告诉我：“铭心同志，我们仍然是信任你的!”可以想象，当时对于处于逆境中的我，这是多么大的鼓励和安慰!

继之而来的十年内乱，我的境遇也就不用说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党对历次政治运动进行反思后，终于走上了拨乱反正，对众多的冤假错案进行了昭雪平反。党组织给我平了反，为我恢复了党籍，安排了工作，之后我担任了几届中学校长，大学图书馆长，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等工作。

1984年，党号召年龄大的人腾出岗位来，让一批年轻人上来工作，以增强改革初始工作的活力。我想，我己年近花甲的人了，让贤于年轻人是我们的愿望，于是，我便主动提出申请离休，组织批准了我的请求，从此，我便开始了闲散的离休生活。

1986年秋，民进中央秘书长陈益群同志突然来到我家来看望我，在谈话中，他征询意见式的对我说：“现在全国只有三个省份没有建立起民进组织了，湖北省就是其中一个，你有没有可能帮助我们建立湖北省民进呢？”我稍作思考后回答说：“我已经办了离休手续，恐怕不行了。”陈益群同志笑了笑：“那不要紧，只要你还愿意为民进、为国家作点贡献，其他手续问题，我们办好就是了。”呵!益群同志提到了为民进、为国家作贡献，我这个耽误了多年为党工作机会的共产党员，还能说什么呢？于是，我欣然同意了。随后，民进市委主委石泉同志两次来到湖北大学，找湖北大学领导及党组织洽谈此事，获得了湖北大学党委的同意。自此，我再次参加了民进的地方组织筹建工作。石泉同志十分欣慰，他在一次民进武汉市委会上提名，让我担任筹委会负责人之一并获得全体通过。

86年起我又着手民进湖北省委会的筹建工作。石泉同志对我十分信任，放手让我去工作。由是，我跑遍了各个省辖市，与各地的统战部联系工作。诸如发展成员、建立组织，全都委托我一力承担。在短短的一年中，陆续建立了民进黄石市委、十堰市委、襄樊支部、沙市市委以及阳新支部、宜昌支部等直属组织。这使民进在湖北建立省委会具备了初步条件。

是年底，我去中央汇报，民进中央副主席葛志成、陈舜礼和秘书长陈益群等同志亲切接见了我，随后民进中央主席雷洁琼也接见了我，并由葛副主席、陈副主席等设宴为我洗尘。这表达了民进中央对我这一段工作的肯定。

民进湖北省委会是1987年成立的，当时，葛志成副主席与石泉同志又一次提出由我担任民进湖北省委副主要兼秘书长，由于我已离休且年事渐高，我便推辞了。我表示，我愿意帮助你们主持一个阶段(就一届吧)民进省委机关工作，但我不要任何名义。见此状他们也就没勉强“加官”于我。因此，我担任了民进湖北省委第一届代理秘书长，省委委员。

代理一届秘书长工作一共四年，我是尽心尽力的，民进省委机关工作获得了省委统战部的好评：认为，在各个民主党派中，民进省委机关是团结的，力求进步的，为党在新时期统战工作做出了成绩。

与当年杨东莼同志相处时一样——石泉主委和我相处也十分融洽，会内其他方面的工作也都经常同我商量，使我们享受到了辛苦工作后的无穷乐趣。代完一届秘书长，我就退了下来。岂料全体同志一致要求破格选我担任顾问(顾问——当时明文规定：只有退下来的副主委以上的人才能担任)，而民进中央也竟批准了这一选择。所以至今我仍然是民进省委顾问。

我在民进工作中，结识了很多朋友、知己。我们现在每月都要聚会一两次。其中包括石泉、杨汉清(原民进省委副主委)、王燊(原民进市委副主委)、计苾华(原民进市委副主委)、明道信(原民进市委副主委)、林洪才(原民进市委代秘书长)，这些朋友相互坦诚，无话不谈，且都是民进成员。

如今，如果我要印个名片，那么名片上的内容简单地印上：民进湖北省委会顾问·湖北大学离休干部胡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