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反正，知识分子如沐春风

1966年开始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和人民经受了深重灾难，千百万知识分子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专政”的对象。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员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还有一部分医务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都属于知识分子范畴，自然无法逃脱此厄运。记得是那年8月30日，一群“造反派”来到民进杭州市委会，先是砸掉机关的牌子，然后占领办公楼，勒令交出印章，停止一切活动。市委会的领导人被关进“牛棚”，年逾60岁的民进杭州市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礼节同志，被打断多根肋骨。机关一般干部则送到“五七干校”劳动以改造思想。从此，民进组织不复存在。许多民进会员，有的被批斗，有的被无辜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漏网地主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开除公职，押送农村监督劳动，甚至有被整得妻离子散，家浙江民进发展变化亲历破人亡的。回想起这一幕幕，真是不堪回首。1976年10月，“四人帮”终于被打倒，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力挽狂澜，勇敢地冲破极“左”思潮的重重阻挠，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1978年3 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响亮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他强调指出：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又说：“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他还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人民教师是培养革命后代的园丁，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应该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1978年4月22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同志号召“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要“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表示慰问和敬意”。特别有重大意义的是，这次会议果断地推倒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错误的“估计”。3月份的科学大会，标志着科学的春天到来。4月份的教育工作会议，则标志着教育的春天业已到来。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对中国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重新给与正确的评价，使长期遭受“四人帮”迫害的知识分子如沐春风，受到极大鼓舞。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次伟大历史转折。这次会议从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进行了根本的拨乱反正，包括中国民主促进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从此有了重新恢复活动的明确方向和政策保证。

克服重重困难，恢复民进组织

我是1958年调入民进杭州市委会工作的，“文革”中机关停止工作， 1978年10月我被重新调回到民进杭州市委会工作。各民主党派原有的办公用房，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革命”掉了。好几个民主党派只好挤在青年路几间房子里办公。记得是10月12日，我们在门口重新挂起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杭州市委员会的牌子，它标志着民进杭州市委会的新生，标志风雪过后满园春着民进恢复重建工作的正式开始。当时，工作人员只有三个人，即计克敏同志、陈益群同志和我。而计克敏同志因身体欠佳，每周只能几个半天来上班。人少事繁，在千头万绪中，经过反复研究，我们认为要恢复组织活动，首要事情是先把几百名民进会员找到。毕竟被勒令停止活动 12年啦，世事沧桑，联系完全中断了，有的已不在人世，有的已离开杭州，还留在杭州的其所在单位和家庭住址也变化很大，要搞清楚他们的下落实属不易。我们的第一步做法是，先把还找得到的身体还好的一部分原市委委员请到机关里开会学习，除了商讨工作，也请他们提供会员们的音讯。我们又不断走访会员的原工作单位调查研究，了解会员的去向。对一些已迁往外地或被迫回到农村老家的会员，则发出信函以打探消息。其中有十几名会员实在杳无音讯，我们就去公安局的户籍部门细致查询，最终也有了结果。

打听清楚会员们的下落还只是一个开头，我们的第二步做法是：上门访问会员家庭，去看看他们目前的实际生活状况。如德高望重的市委副主委吴克刚老先生一家，尽管已10多年未谋面了，但吴师母见到我时，仍叫得出我的名字。劫后余生的重逢，两位老人格外高兴，拿出果品招待我，问长问短。谈到恢复民进组织，吴老不仅全力支持，还提了不少好建议。我和两老交谈了一个多小时才依依不舍地告别。有一天我又去拜访另一位女会员王茨，当我寻到她家附近时，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大声叫我：“蔡阿姨！”我仔细一看，啊！原来是这位会员的女儿，当年的小学生，现在长大啦，十几年不见竟还认得出我，我高兴极了。姑娘热情地把我带进家里。见到王茨同志时，真是百感交集。在“文革”中，她也遭受不少折磨，此时已是体弱多病。我们像老朋友那样尽情交谈，讲到要恢复民进组织的话题时，她连声说“好呀！好呀！我完全拥护！”就这样，我们通过对会员的不断走访，一方面了解了他们的现状，一方面又听取了许多意见和建议，统一了认识，从而获得了大家对恢复重建民进组织的支持。许多会员动情地说：“十多年音讯断绝，现在我们又回家啦！”有的会员早就是很出色的小学校长，自“反右派斗争”起就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被调到偏僻山沟里的小学做老师，“文革”中又遭到无休止的打击，因而对政治已毫无兴趣，不愿意再参加民进组织的一切活动。我们不厌其烦地登门浙江民进发展变化亲历找这些同志促膝谈心，问寒问暖。计克敏同志还以自己在“文革”中被关进“牛棚”的经历现身说法。由于计克敏同志带领我们一起对会员们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使一些原来内心已冷若冰霜的会员又燃起了高涨的政治热情，投身到民进组织的活动中来。

经过我们几年不懈的工作，和一批会员骨干的共同努力，终于使民进杭州市委员会的领导机关工作逐步恢复，同时重建了民进组织的区、县基层支部。后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过问下，被多年占用的我单位原办公楼，由我们完全收回。会员们又有了开展活动的固定场所，都感到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从此，中国民主促进会杭州市委员会领导会员，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指引下，步入参政议政履行职能的正常轨道。

推倒不实之词，平反冤假错案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间，由于各种政治运动不断，国家法制遭到严重破坏，不少民进会员蒙受不白之冤，受到不公正的处理。“文革”爆发后，许多无辜的民进会员被横加罪名，遭受更残酷的迫害。在恢复民进组织活动的过程中，我们认为，必须协助配合各级中共党委和政府部门，把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有关政策，作为一件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关键任务来抓。因为，不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长期蒙冤、背负政治压力的会员及其家属抬不起头，其他会员也必然心绪难平，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是一句空话。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有一位原是民进会员的小学教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又被开除民进会籍。当时，这位蒙冤20多年的“右派分子”到区教育局要求平反，因时过境迁，人员流动，加上“文革”十年动乱，区教育局已找不到这个“右派分子”的任何材料，因而拒绝给他平反。这位同志在无路可走的困境中，最后来到已重新挂牌工作的民进杭州市委会求助。我们热情地接待了他，十分同情地听取了他的申诉，并千方百计查阅档案材料。终于查明，他确实是民进会员，是某区某小学的教师，是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后，又被我会开除了会籍的。我们还找到了当年的一份《浙江民进》报纸，上面登载有这位教师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报道。然后，我们以中国民主促进会杭州市委员会的名义，为这位多年蒙冤的民进会员出具书面文件，说明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前后经过和应该彻底平反的充分理由，同时我们还把当年报道他被打成“右派分子”的那张《浙江民进》报纸一并附上以资佐证。使我们欣慰的是，区教育局最终为这位教师彻底平了反，落实了政策。随后，民进市委会也恢复了他的会籍。还有几位被诬陷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漏网地主分子”，开除公职和会籍，又押回农村监督劳动的老会员，我们也实事求是地依据政策，配合有关部门调阅材料，查清真相，坚决平反，恢复了他们原来的公职身份和会籍。

对于“文革”期间制造的冤假错案，因当时极“左”思潮远未消除，给平反工作带来不少阻力。有一位做小学教师的女民进会员，因为上课时板书中的一个字笔误，竟被无限上纲，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判刑 16年。在监禁8年被所谓“提前释放”后，这位当年的小学女教师，已是贫病交加，孤苦无依。她一再向有关部门申诉，竟毫无结果。当我们得知她的苦难经历后，无不为之悲愤动容。这件冤案甚至引起了民进中央领导人的极大重视和关注。我们和计克敏等同志上下一心，决心帮助她查明事实原委，明辨是非，还她以清白。于是我们四处奔走，访问当年的知情人，查阅原始档案。当我们确信这是一起不折不扣的大冤案后，以中国民主促进会杭州市委员会的名义出面，多次向有关部门陈述见解，据理力争，终于使这位饱经苦难的教师会员得以平反沉冤，并落实了政策，享受到了退休教师的待遇。此外，我们还对极“左”思潮泛滥时期强加给一些民进会员的不恰当的政治评语或结论，重新进行审阅和更正，恢复了他们的会籍。有的会员向我会诉说其住房一直被“造反派”非法强占，经我们向政府部门反映和交涉，也得到了妥善解决。通过我们的工作，协助和配合中共各级党委与政府部门，共为60多位民进会员平反了各种冤假错案，落实了政策。

在平反冤假错案这一过程中，民进杭州市委会本着对会员负责的精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做了不少事情，尽到了自己的一份责任。这不仅进一步调动了会员们的积极性，而且大大提高了民进组织的威信。朱世清同志在上世纪50年代就是原西湖小学校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公职，送农村劳动改造。在平反后，他继续担任西湖小学校长，积极要求参加民进组织。他后来被选为民进杭州市西湖区联合总支支部主任，对会务工作十分热心，密切联系会员群众。他曾经抱着病体，利用寒暑假，顶烈日，冒严寒，对总支部所属的民进会员一一走访，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疾苦，为他们排难解忧。有一次他来到杭州玉皇山下看望退休的会员刘老师，看见这老两口住的是难遮风雨的破旧私房，心中非常不安，于是积极向中共西湖区委领导和统战部门反映问题，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并及时督促房屋管理单位运去砖瓦，将破旧危房修缮妥当，使刘老师和老伴得以安居。后来刘老师去世了，丢下一个无劳保的老妻，他又四处奔走，帮助刘老师遗孀办理了家属生活补贴费手续，并尽力设法使这位老妇人少走许多路程可以就近领取。朱世清同志就是这样始终以滚热的心肠关心支部的每个会员，全心全意地搞好民进支部的工作，因而连年被评为杭州市的先进会员，成为我会的优秀基层干部。陆月美同志是杭州市幼儿教育界的老前辈、老专家，“文革”之前就已经担任民进杭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之职。在十年浩劫中，她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惨遭批斗迫害。拨乱反正后，推倒了强加在她身上的不实之词，她精神焕发，老而益壮，积极发挥余热，参加各种社会活动。1983年，民进中央要求民进杭州市委会组织一支教师队伍去云南省红河地区“支教”。陆月美同志已是68岁的老人，有高血压病，而她的一个女儿又遇车祸正要在医院动大手术。但她认为，去边疆为少数民族培养幼教师资，是利国利民的大事，个人家事再大也要置于国家大事之后，坚决要求参加。她把照顾女儿手术的事托付给其他家人，带上必备的药物，毅然去云南边疆工作20多天，克服了许多困难，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各方赞扬。接着，她又多次加入本省组织的“支教”团去浙江省的边穷地区培训幼教师资，还参加了师资培训教材的编写，该教材曾在国内广泛发行。民进浙江省委会和杭州市委会在杭州办起了一所中华业余职业学校，陆月美同志不但参与教学，还承担部分日常行政管理工作，直到1993年她已78岁高龄才完全“退休”。这位值得我们尊敬和爱戴的民进老会员，为了祖国和人民，为了幼教事业，真是辛勤耕耘了一辈子啊！

开展“三胞”工作，扩大海外爱国统一战线

所谓“三胞”，指的是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杭州的许多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都有亲属在香港、澳门、台湾，或者在国外居住生活，这是我们民进组织开展“三胞”工作的天然有利条件。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几年中，民进杭州市委会的一些领导人和普通会员，曾响应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号召，通过写信或撰写广播文稿，向境外或国外亲属宣传新中国的方针、政策和建设成就，对增强“三胞”的爱国向心力起到过很大作用。

“文革”期间，原有的“三胞”工作基础完全被摧毁了，给爱国统一战线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方针，不仅给神州大地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也受到全世界华侨、华人的关注和欢迎。他们写信回来了解亲属的安危，有的则试探性回国探亲，想看个究竟。民进杭州市委会敏锐地认识到，随着国内局势的日趋稳定，会员和海外亲属的联系越来越多，这正是我们继续做好“三胞”工作的大好时机。

1980年，我们建立了“对台工作小组”，后来扩大为“联络工作委员会”，邀请已知道明确身份的“三胞”亲属前来参加各种活动或聚会，或者登门去访问。通过这些渠道，耐心细致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拨乱反正后的各项改革开放政策，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整个国家面貌的新发展新变化。我们请会员们打消疑虑，广泛地与国外、境外的亲朋好友加强联系，或写信报平安，报喜讯，或寄去一些家乡土特产以减轻亲友们离别几十年的乡思乡愁，特别是欢迎海外赤子回国旅游探亲。我们做的这些工作，影响很大，效果很好，最初我们只晓得有“三胞”亲属20多人，后来主动要求参加联络活动的会员越来越多，到1987年增加到166人。果然，随着会员们与国外、境外亲友联系的增多，回大陆旅游探亲的台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一批接一批，连续不断。我们初步统计，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几年，会员们就接待了来自我国台湾、港澳地区及欧美各国和日本、新加坡等国的亲友100多批次。

对有些会员的回国亲属，民进杭州市委会领导人计克敏、孙鸿垣、刘听兴等同志或者亲自登门看望，或者邀请他们来我单位品茶交谈，使他们有宾至如归的亲切感。有一会员的亲属是原国民党知名人士陈布雷的弟媳，某次她携女儿回国探亲，途经香港时女儿得了流感，到达杭州后病情加重。我们知道后，立即请医师上门诊治，使这位携女儿回国的母亲十分感动。她对我会会员说：“祖国亲人待我们那么热情关心，富有人情味，这在国外是很难得的，我真羡慕。你能有幸参加这样的民主党派组织，也使我们在国外放心不少。”

我会有一位老会员原是杭州高级中学教师，“文革”中，无端遭到残酷批斗，被“红卫兵”勒令与老妻从地上爬出学校大门，然后押送农村老家。不久，该老师的妻子就在穷困潦倒中悲惨地死去了。“四人帮”被打倒后，远在美国的女儿回国把孤苦伶仃的老父亲接去大洋彼岸生活。几年后，由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国内发展变化很大。已去美国定居的那位民进老会员又和女儿一道回国探亲。我们知道他们父女俩都是浙江大学毕业的，于是计克敏同志以民进杭州市委会主委和浙江大学老校友的双重身份，热情地进行了接待。他向海外归客介绍国家的飞速发展和知识分子地位的根本变化，也介绍民主党派工作的新气象、新成就，这使这位饱经风雨的老会员与女儿十分高兴和感动。老人重去美国后，继续和民进杭州市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直到去世。

十年浩劫，给不少民进会员家庭制造了一系列遗留问题，如：住房被占，工资扣发，房屋产权被非法侵害，子女户口问题等。对这些事情，我们认为不是无关紧要的个人琐事，而是关系到政策落实与兑现问题。因此，我们依据有关政策，反复研究，尽可能给会员一些帮助，使问题得到解决，会员高兴，他们在国外或境外的亲属也满意。有的会员与去台湾的亲属长期失去了联系，思念不已，我们请另一些会员通过其亲属想方设法找到了这些会员失散已久的去台亲属，终于使他们享受到了亲人团聚的天伦之乐。此外，我们还组织有“三胞”亲属的会员外出参观，让他们更好地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成果。在去奉化等地参观时，会员们纷纷给修缮一新的蒋介石故居、蒋母墓道以及其他地方的历史文化古迹拍照，回杭州后又把印好的照片大量寄给海外亲友。

总之，我们把“三胞”亲属组织起来，帮助他们打消顾虑，拓宽眼界，加强与国外、境外亲属的联络，做好对归国亲属的热情接待，目的就是一个：让全世界的炎黄子孙，更全面地了解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新方针、新政策、新面貌，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从而扩大海外的爱国统一战线，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添砖加瓦。虽然我们的力量和贡献都很有限，但我们觉得工作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应该继续不断地做下去，以期做得更有成效。（蔡荣华 民进杭州市委会原组织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