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25日

　　从李平心的年表看李平心一生

　　李平心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是“反动”还是“进步”？在1986年以前，我的答案是有的，不过只是一知半解。1986年秋，我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作为民进会员不能不读点会史。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李平心是民进创始人之一。作为民进的后来人我如饥似渴地找来了李平心的书。李平心的藏书现在还在华东师大。有次向师大借书，发现在好几本书上有李平心的批语。一翻李平心的履历，知道他1925年曾在上海大学读书，与我父亲同学，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我与他的亲近感。读了李平心的书，方才知道他不只是历史学家，而且是社会学家。我作为社会学界的后来人，也应当认真研读李平心。为了“还”1960年参加批李会议这笔“政治债”，我与顾崇智合写了《生产力学是创新的学科——评李平心教授的生产力论》一文，发表在2005年的《云南大学学报》上，心灵稍稍得到安慰。可惜的是，编辑为了突出理论，删去了有关史料。

　　令人高兴的是，现在研究李平心的作品与日俱增。我从几位同仁已发表的李平心年表中，删繁就简，略加改动，收录于后，可以看出平心一生的粗线条。

　　从1914年起，李平心到南昌市读私塾、小学和中学。五卅运动爆发后，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他来到上海，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在瞿秋白、恽代英等人的先进思想熏陶下，平心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并用于社会学的研究。入学不到半年，他就写了《现代妇女与现代家庭制度》一文，对封建旧思想大张挞伐，谋求妇女解放。

　　1927年1月，平心根据党的安排，赴浙江第六师范学校任社会学和哲学教员，与曹亮一起编辑出版《世界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讨论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立志为建立一个光明、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献身。“四一二”政变后，李平心遭到反动当局的通缉，遂由临海转道上海，在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从事宣传工作。6月2日，他在《文学周报》上发表《〈惨雾〉的描写方法及其作风》一文，呼吁文艺工作者“打起精神来描写一般被压迫的人类”。他力图在革命低潮时期，从文学战线上鼓舞革命士气，激励广大劳苦大众起来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1928年2月，平心加入蒋光赤、钱杏邨等领导的太阳社。他响应创造社、太阳社提倡的撰写革命文学的号召，在《太阳月刊》上发表了小说《巴里亚的胜利》。小说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为题材，歌颂了无产阶级英勇善战的革命精神，告诉无产者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

　　1928年1月至3月，他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土地问题与土地革命》，对中国农业经济和土地关系的特点及农村的阶级矛盾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资产阶级和地主豪绅阶级与他们的总代表——军阀官僚，像铁链一样结成一条联合战线。因此，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应结成巩固的联盟去锤碎这条铁链。他在文章中宣传农民运动，土地革命，建立农村苏维埃的主张，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原则及其具体方案的设想。

　　1928年5月，因叛徒出卖，李平心在上海被捕入狱。10月，经保释回南昌。在故乡，他翻译了《政治思想史大纲》一书（1930年5月出版）。1929年6月，重返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7月，他与光华书局订约译《资本论》第一卷。后因光华书局毁约未能出版。1930年6月，他根据《资本论》的理论，并参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列经典著作，编写出版了《现代社会学理论大纲》一书，对社会学的性质、对象、范围等问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表现了可贵的探索精神。

　　1930年，平心在上海经恽代英推荐，在党中央领导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担任秘书工作。其间，他在周恩来、瞿秋白、邓中夏、林育南等人的亲切关怀下，参加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土地改革法》、《教育改革法》、《苏维埃选举法》等文件的起草工作。后因苏准会遭到破坏，李平心等与党中断了组织联系。

　　九一八事变后，为挽救民族危亡，平心著书立说，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爱国民主思想。1931年秋，李平心参与发起现实周刊社，负责《现实周刊》的编辑校订工作，撰文宣传抗日救亡，抨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2年，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联盟的活动。1932年以后，主要为《生活周刊》、《新生周刊》、《大众生活》等刊物撰稿，相继发表了六、七十篇文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和青年修养等方面。其中，《现代学生与经济思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论形式逻辑》、《论真理》、《论思想》、《论道德》、《论文明》等文章，不仅对旧的社会思想、研究方法、道德观念等一一进行了批判，而且启示读者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

　　1933年，正当中国文化界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诸问题激烈论争的时候，平心的《中国近代史》正式出版。平心在“绪论”中说：“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说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所引起的重大变化，中国民族的殖民地化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阶级之分化与革命斗争的发展起落。”特别指出：中国近代史并不象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的历史，“却是一部中国民族沦为半殖民地及国民经济受着帝国主义破坏的历史，这部编年史是用血与火来写成的。”该书从鸦片战争讲起，一直叙到1933年日本侵占热河察哈尔为止，创造性地提出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阐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总结了近百年来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可以说，这是我国较早的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它问世以后连续再版，曾被解放区翻印作为八路军、新四军的历史教材。

　　1934年开始，平心又致力于传播和推广无产阶级大众文化。是年，他编辑出版了《现代语辞典》。次年5月，又负责编辑《读书与出版》。他在《创刊漫谈》中讲办刊宗旨时说：它是要把“读书由少数人书斋里的游戏奇迹变成为众多人所必需的粗衣淡饭”。《读书与出版》作为无产阶级大众文化的播音者，深受广大读者欢迎。1935年11月，生活书店刊行了李平心编辑的《全国总书目》。这是我国现代目录学史上较早而有影响的一部全国总书目，收录了1921至1935年间出版的书籍约二万种。所收书目不论学派，惟以内容严正为尚，对黑幕书、诲淫书、低级趣味的读物以及宣传宗教迷信之书概不收入。该书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填补了我国缺乏较完整的全国总书目这一空白。

　　1936年，平心参加了孙冶方、薛暮桥、钱俊瑞等主办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工作，并为会刊《中国农村》撰文，探讨乡村救亡运动的方针和路线。同时，他又连续为《世界知识》杂志主办的《国际问题基础知识讲座》撰稿，所发表的文章后来汇编成《国际问题研究法》一书。是年，他还编写出版了一部介绍和指导读者学习社会科学的通俗读物《社会科学研究法》。书中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思想，指出：“学习和实用，理论与实践，不是机械地可以隔开截断的，它们必须要统一起来，唯一面努力学习理论，一面随时参加实践，才能够使社会科学成为有用的知识。”其用意是反对那种夸夸其谈、脱离实际的“理论家”和否定理论的所谓“实干家”，从而启发读者“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以便能够适应时代的需要而生存”；培养和锻炼读者“变革现实的能力，以便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创造新生活而努力”。因此，这本书出版不久，就被国民党政府列为重点查禁之书。

　　李平心很注意青年的智能训练和意志培养，发表了许多关于青年修养的论著和文章。他倡导自我教育与自我训练，倡导启发、商榷的方式，力避“说教布道”，同时还选引了很多古今中外著名文学家、思想家、科学家、革命家的奋斗事迹。作为青年自我修养与生活言行的范例，以鼓励他们百折不挠，积极向上。

　　1936年秋，随着民族矛盾的日趋尖锐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平心又着手主编了《自修大学》。它既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爱国民主思想的通俗读物，又是传授科学基础知识的自修读本。不久，《自修大学》就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遭到查封。

　　七七事变后，李平心的学术活动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为民族解放而呐喊，先后编写出版了《抗敌战略论》、《民族统一战线论》、《战时的青年运动及青年工作》等著作，在理论上就如何开展抗日民族运动进行探讨。他编写出版的《各国革命史讲话》（再版后改名《各国革命史》），特点就是用史来为抗日服务。他在“序言”中指出：“革命史是过去革命斗争的总结，它的最大作用在于激发被压迫大众为变革人类历史及改造自己的命运而奋斗，贯通丰富的经验与战斗教训，使革命指导者与革命大众有所借鉴。目前我们是在进行神圣的民族义战，根据‘抗战即革命’的真理，我们自然有取法革命的必要。固然我们要研究中国的革命传统，但是外国革命历史同样也能给我们以许多珍贵的启示和教训。”

　　1938年，上海沦为“孤岛”。上海地下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关于就地组办“抗大”培训干部的指示，以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简称“四补校”）的名义出面，举办了《现代知识讲座》，聘请陈望道、周谷城、李平心等进步教授、学者担任教师。平心主要负责哲学部分。他的哲学讲座深入浅出，长于说理，深受广大青年欢迎。四补校的《现代知识讲座》实际上是党办的干部训练班，当时有“上海抗大”之称。它为轰轰烈烈的抗日民族运动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干部。

　　1939至1942年，国民党反动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武装封锁，并发动皖南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在这期间，平心为《民族公论》、《学习半月刊》、《上海周报》、《求知文丛》等刊物撰稿，无情地揭露和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民主、危害团结、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罪状，驳斥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的种种诬蔑。为了“有助于大众对于祖国进步的认识”，他挥笔疾书，又相继编写出版了《中国现代史初编》（原名《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和《论新中国》（又名《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与反民主斗争》），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从近百年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历史事实中，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证了新中国成长的道路，旨在“总结中国近百年的民主宪政运动，描写民族自觉的生长与中国人民的进步”，使读者看到“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争取民族解放与民主过程中所创造的业绩，所积蓄的经验和所遗留的教训。”《论新中国》既是一部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的政治论文集，也是一部现代史著作。它“就新中国的生长过程，提出了几个具体问题，来研究中国的现状与前途”；并着重论述了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证明了抗日的重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

　　1941年，李平心所著的《论鲁迅思想》（再版后改名《人民文豪鲁迅》）出版。这是鲁迅逝世后第一部最有系统、最精辟的研究鲁迅思想的专著。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简要地刻画了鲁迅思想的发展过程，即从受进化论、尼采主义的思想影响到成为确信“惟有新兴无产者才有将来”的社会主义者，并以鲁迅的这一思想发展反映中国现代史的转变与进展。1956年，许广平同志曾推荐这本书，认为这是了解鲁迅、研究鲁迅的第一本著作。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上海沦陷。不久，李平心被捕入狱。他在日寇监狱中遭受各种酷刑，以致留下了宿疾（头昏病）。经地下党和朋友们的营救，他被保释出狱。后住上海法藏寺，大量阅读和整理经史资料；并完成了《中国通史》初稿百余万字。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顽固地推行卖国、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上海人民掀起了爱国民主运动。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赵朴初、李平心等进步人士，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从1947年2月起，他就是民进的九名理事之一。李经常在《民主》、《周报》、《文萃》、《时代》、《文汇报》、《联合晚报》等进步报刊上撰文，或通过学联、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中等教育研究会、妇女联谊会等群众团体集会演说，严厉抨击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和内战阴谋，坚决主张实现和平、民主和统一。这一时期，李平心先后写了《战后的萧条与安定民主》、《以团结克服分裂》、《论党争与统一》等十余篇文章，后汇辑成《从胜利到民主》一书，以实际行动投入了当时日益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公开破坏和谈，悍然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一些“幼稚病患者”仍然对美蒋反动派存有幻想，企图以“第三种人”自居，在革命与反革命、民主与独裁、正义与邪恶之间搞折衷。为此，平心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论“第三方面”与民主运动》，剖析了“第三方面”的社会性质、政治地位、特点与弱点、任务与前途等问题，批评中间路线的幼稚和糊涂，呼吁广大人民为争取一个光明、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

　　上海解放后，李平心以火热的激情、绚丽的文采，写下了《上海解放的意义》、《把胜利的欢喜化为建国的力量》等文章，满腔热忱地歌颂新中国，并表示愿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在担任《文汇报》编辑时，他配合全国解放的新形势、新任务，在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

　　可是，在平心欢欣之余，上海市政府一位副市长在大会上不指名地说：“有的民主党派人士做过坏事。”随后，副市长就把李平心的所谓托派问题告诉市委统战部和民进领导人：“李平心在托派刊物《求真》上发过文章。”接着民进就有人在会上批评了平心。平心辩解无效，因为领导的话份量总是重的。平心就叫入党比自己还早的、地位比自己显赫的妻子向副市长解释。《求真》上的文章是友人自行拿去发的。发表后，平心还同友人发了火。可是，组织观念极强的妻子不肯去为他解释。争吵时，丈夫说妻子“政治投机”，妻子说丈夫“政治软弱”。政治上的压力导致了平心第一次自杀，用刀砍自己的脑袋。

　　孰料，轻易冤枉平心的副市长等人后来蒙受了更大的冤枉。历史证明，对他们的冤枉给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可对平心个人来讲，却带来了好处。平心的日子好过了。这一年，二届政协第一次会议召开，平心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此后几年，平心的产量也提高了。

　　“李平心现象”引发的思考

　　一、人生之路不可能不是曲折的，可是能不能少一点，从“九曲十八弯”变成“三曲十二弯”呢？无疑是可以的。即使办不到，那“曲”、那“弯”的幅度能不能小一点呢？我想那是必须办到的，万万不能忽而为友，忽而为敌。树敌过多只能是孤立自己。认为周围很多的人在180度大转弯，说不定是自己脑筋不转弯，或者自己在“向左转弯”。

　　二、政治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在斗争中是不是也可以讲点人性论呢？甚至是，斗争越残酷越要讲究人性、人道。不要在“神”不上门时，也不许“小鬼”上门。感情的慰藉，不论是亲情的慰藉还是友情的慰藉都会降低自杀率。自杀率高、精神病发病率高与社会文明度成反比。政治与感情有联系，也有区别。既要以理服人，也要以情动人。

　　三、误会、冤枉古今中外都有，可是，只要注重调查、冷静分析，误会、冤枉就会减少。不能不容许领导“不惮于恶意来揣测人”，可是，事情是复杂的，当头的也得从“无罪推定”角度去想一想。“听到风就是雨”，是当领导的大忌，是“左派幼稚病”。

　　四、“从众心理”人皆有之，要不平心怎么会吃一万多张大字报。可是，我敢说，当时除了历史系学生，不会有多少学生读过平心的书，甚至也没有见过李平心的面，那怎么能知道平心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呢？遇事也要有点逆向思考。群众运动是好，导向有偏差的群众运动就不好，如果是“运动群众”那就更不好。不要把“从众心理”扭曲成“从‘上’心理”。陈云讲：“不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