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哲民在《唐弢的民进缘》中谈到：“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和家圭，唐弢就商量将刊物办起来。柯灵提出改为《周报》，封面也是柯灵设计的。我被推为发行人，唐弢、柯灵为编辑。《周报》创刊号1945年9月8日发行，创刊号初版五千册，但读者不断上门或来信求购，连续三版，共发行了八千册。《周报》从发行之日起，即为国民党所忌，经常受到摧残。比《周报》稍后一点出版的《民主周报》及共产党人办的《文萃》，也毫无例外地频频遭到摧残。大家意识到，上海有这么多家的民主进步刊物，有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组织进行对抗的必要，因而上海杂志界联谊会迅速成立起来。在这个联谊会里，《周报》发行最早，而销路又最广，其次是《民主》。联谊会每两星期开一次会，座谈出版情况，沟通消息，交流意见，商量对策。一天，徐伯昕找我和唐弢，要联系开会的地方。那时我担任经理的联华银行八仙桥分行已停业，因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政府对沦陷区的银行一概不承认。银行楼上有一个会议室可以使用，怕联华银行总经理张邦铎有意见，我和唐弢两人一齐去找张，让《周报》几名撰稿人开一些会。经过同意后，联华银行八仙桥分行会议室就成为联谊会开会的地方。郑振铎、马叙伦、傅雷、唐弢、柯灵等人也经常在那里喝茶聊天，漫谈时事，商量出版事宜。民主促进会是在这个基础上成立起来的。1945年11月，在一次座谈会后，郑振铎、马叙伦、徐伯昕、傅雷、唐弢和我留下来闲谈，傅雷提出因为国民党反民主事件不断发生，而《周报》又每周发刊一次，往往不能及时反映报道，进行斗争。为了扩大政治影响。要成立一个团体。用团体的名义随时对政局发表意见，扩大政治影响，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建议名称可以叫做‘民主促进会’。大家都赞同这个意见。傅雷自告奋勇起草宣言，以后在东庙弄郑振铎家中对发起宣言正式讨论过一次，是徐伯昕带来一份宣言及签名人名单，由马叙伦领衔签了名，郑振铎、唐弢和我相继签了名。唐弢是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

       郑振铎儿子郑尔康编著的《郑振铎》一书中谈到：“1945年8月30日，生活书店负责人徐伯昕先生（中共地下党员）和唐弢先生来东庙弄寓所，和郑振铎谈起了邀他主编刊物之事（即《民主》），郑振铎慨然接受了伯昕先生的邀请。于是1945年10月13日，《民主》正式在上海创刊了！在创刊号上，除了‘发刊词’是郑振铎撰写的以外，还发表了他的《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和《我们的责任更加重》两篇文章，还有马叙伦先生的《思想解放》，周建人先生的《略谈这回大战的性质与法西斯的歪曲事实》，景宋（即许广平）的《迎双十节》等约二十篇文章。‘在发刊词中’，郑振铎激动地写道：‘中华民国缔造了三十四年，曾经有几年是名副其实的？我们很惭愧，在中华民国三十四年的今天，还在谈民主……’《民主》从诞生那天起，就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呼喊出了广大爱国同胞的心声。著名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就发表在《民进》周刊第十四期上。”

       1945年的8、9月间，天气很热。郑振铎在庙关的老家还来不及收拾，柯灵和端毅（即唐弢）也来好几次。他们表示办一个综合性周刊，这个主意最早是由柯灵提出来的，这时刘哲民和钱家圭二人愿意在经济上资助。不久，《周报》便于9月8日创刊，成为战后上海乃至全国新创办的第一份综合性周刊。在柯灵他们筹办《周刊》的同时，伯昕也多次来找郑振铎。这位已故韬奋的亲密战友，为了继承韬奋当年办《生活》周刊的光荣传统，伯昕来邀请他这位韬奋的老友出马，来主编重办一份周刊。当然，名称不再叫《生活》了，便决定叫《民主》。因为他们都认识到，胜利后国内的首要问题，是实行民主政治。郑振铎当然明白办这个刊物的本身，就是参与政治斗争。他义不容辞地挑起了重担。而伯昕又先后给他配备了几位得力编辑，像蒋天佐、艾寒松，实际都是中共党员，还有董秋斯，后来也入了党。《民主》经过周密筹备，于10月13日正式创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郑振铎在4日写的《发刊词》。表示该刊是一个‘无党无派’、‘没有任何的军队或政党支持’的刊物。当然，这样说是为了合法斗争的需要。他虽然确实是‘无党无派’，但《民主》周刊实际上是中共支持的。《发刊词》坚定地表示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毫不含糊地为民主而斗争。此时，上海的国民党当局已加紧对民主运动的迫害。郑振铎于12月8日在该刊发表《我们的抗议》一文，强烈抗议反动当局没收《民主》、《周报》等刊物。就在这样严峻的斗争形势下，郑振铎与夷初（马叙伦）、伯昕、广平、乔峰（周建人）、朴初、景跃，洁琼、柯灵、林汉达等人（大多是《民主》、《周报》两刊的主要撰稿人），以及部分由王绍鏊联系的工商界爱国人士（绍鏊是地下党员），筹备发起‘中国民主促进会’。”

       成立组织

       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中国科学社（今陕西南路235号的卢湾区图书馆）举行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次会员大会，这也是民进的成立大会。我在民进成立大会前夕，接受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梓年指示，到爱麦虞限路中国科学社，检查会场安全，同时对会场周边环境进行秘密勘查。现保存有大会签到一页，签名出席的有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徐伯昕、赵朴初、陈巳生、梅达君、严景耀、雷洁琼、谢仁冰、冯少山、万景光、曹梁厦、张纪元、柯灵、李平心、陈慧、宓逸群、刘大杰、李玄伯、马木轩、徐彻、徐相任、章慛华、胡月城共26人。马叙伦担任会议主席，他向大会报告本会发起的原因和经过，他说：“纵览目前国是，非促进民主不足以建永固之国基，经各方交换意见后，认为有组织团体以谋群策群力之必要。”取名为民主促进会，是要发扬民主精神以促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大会通过了马叙伦的报告。这次大会作出了几项决议：一、一致决议本次集会为本会的成立大会；二、通过本会简章；三、原则通过本会对时局的宣言，同时继续广泛征求意见，由理事会修改后立即公开发表；四、决议本会暂设理事十一人，常务理事三人，并决定在理事未选举产生前，会务由马叙伦负责，王绍鏊、严景耀、陈巳生三人协助。

       由此可见，民进从成立的时候起，就是作为共产党的合作者和同盟者出现的，民进选择并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

       随着各界人士集中到上海，上海逐渐成为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中心。在国共和谈期间，周恩来往返奔波京沪两地，与上海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文教、工商界爱国人士，及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广泛接触。每逢周恩来抵沪，周公馆便宾客盈门，高朋满座。有时，周恩来也登门拜访党外朋友。周恩来几次指示上海地下党，全力以赴发动广大群众，特别是中间群众，使他们逐步认清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本质，在斗争中团结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共同行动，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1946年5月5日，上海地下党推动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由各党派、工会、学生、妇女、教育、文艺等53个团体会员参加（后增至91名）。成立大会上通过了致毛泽东、蒋介石的电文，呼吁和平，反对内战。中共南京局上海工委书记华岗向周恩来提议，在上海人民已进一步组织起来的条件下，由上海人民推选代表赴南京请愿。周恩来征求了上海工委其他成员的意见，斟酌再三采纳了这一建议。请愿活动的组织方案由上海工委、上海地下党分别在上层民主人士和广大群众中分头落实，周恩来在紧张的谈判过程中，抽出时间与民主促进会发起人马叙伦商谈，希望他出面推动其他上层人士。在短短数日内，请愿团成员名单就定了下来。他们是马叙伦、篑延芳、盛玉华、胡厥文、包达三、张䌹伯、阎宝航、雷洁琼、吴耀宗，以及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夏，以马叙伦为团长，胡子婴、罗叙章分任代表秘书长和秘书。他们中间有的与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在上海人民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号召力。周恩来将他们的政治倾向等基本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

       可以说，民进的历史是与中国革命历史深刻联系在一起的。民进的会史就是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历史。许嘉璐主席在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旧址挂牌仪式上说：“我们这些后来人来到了60年前前辈策划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旧址，每个人都思绪万千。当年，这些前辈是在白色恐怖下，在一片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曙光，于是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凝聚在一起，举起了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旗帜，以促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风雨同舟，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国家的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时代变了，我们这些后来人处在安定、和平、幸福的社会环境，但先辈们的理想还未完全实现。作为民进会员，怎样才能无愧于民进的前辈，无愧于历史，惟有踏着前辈的足迹，秉承他们的精神，继承他们的事业，一点一滴地学习他们的品格和为国家为人民的奉献精神，才可以告慰已经过世的二十四位前辈和在世的两位前辈。中国民主促进会一定要把成立旧址作为全会开展多党合作优良传统教育的一个基地。让来这里的民进会员和群众见到旧址，也看一看民进这六十年是怎么走过来，民进现在怎么样，以更好地理解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现在，民进成立旧址的小洋楼已修缮一新，外墙设置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旧址”的铭牌。经宓逸群先生回忆，考证出的民进召开成立大会的房间，重新进行了布置，里面增设了民进主要创始人、历任主席与中共中央历任主要领导的合影相框。并设立了专门的书架，展示民进中央和民进各省级组织编写的民进会史资料和图书。民进成立旧址的发现和确立，是我们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一个缩影、一个说明，不论是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民进，都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作为民进全会开展多党合作优良传统教育的一个基地，其作用、其意义非同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