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风暴

1957年5月，杭州市教育系统开始整风运动，民进市委会也召开鸣放会议，骆士杰于5月和6月，两次参加鸣放会议。尽管骆老师生性直率，常常敢于提出己见，鉴于谨慎，在大鸣大放中，所言没有触及重大政治问题。如民进杭州市委会《情况简报》第22号（1957年6月11日）刊登骆士杰的放鸣意见：教育局通知朝令暮改，造成学校忙乱。如高中毕业班授课时间，部和局发教普（57）字772号通知是2月15日到6月6日。但在两周前突然通知提早一周结束，造成教师忙乱。三中没有一套完整的理化仪器，杭一中就有很多旧仪器积压，请求调拨，也无下文，添置新的更不要谈。

然而，对吴选清来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1956年7月进校后，担任语文教研组副组长，经朱学山动员，同意加入民进，已经领到入会的表格。此时，在鸣放中，耿直认理的他坦率地说：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明确反对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同时，对于如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时，他主张没有必要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待是错误的，是不利于团结的。

就是这么诚实地讲出自己见解后，吴选清被划为右派。1958年7月，下放到余杭三墩双桥乡进行劳动改造，1962年3月再转移到余杭大溪河农场继续劳动改造，在农村的18年里，耗尽了他宝贵的壮年时期，直到1976年12月才返回杭州三中。回校后，校党支部书记黄华璋，看了材料后，痛心地说：老吴，你没有错呀！直到1981年12月5日，他才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2011年，当他入会30周年时，民进支部赠送他一大张贺卡。

思想改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推动知识分子身归与心归的统一，中共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最典型的是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让知识分子通过政治学习、民主座谈、意识形态教化，培育他们的政治认同。民进组织自然而然就承担起思想改造的重任。从民进浙江省筹委会和杭州市委会1961年《民进成员思想动态》刊登的内容看，政治认同的时间是长久的，效果是有差异的，最后统一到“五一口号”精神之中。

第5期（1961年6月8日）刊登原杭州三中民进会员后调入到临平中学的沈素芳发言：我现在看到党支部书记有些怕，因为他面孔总很严肃，而对党、团员却是有说有笑的，我也不去主动靠拢，何必多此一举呢！我对总务工作也不安心，工作做好了从来不表扬，稍有差错就在大会上批评了，所以思想上很苦闷，吃力不讨好。领导上对同志也不关心，我父亲生病了，他们非但不来问问，我要请假都不准。现在这些青年党员都有架子，对一些老干部我倒佩服的。

第9期（1961年6月9日）沈素芳说：下放应该有时间，第二、三批下放的已都回来，而我仍是在农村，后来通知我调临平中学，当时我要求调近些学校未经同意，只好服从分配，但思想上是不愉快的，所以工作不安心，最好仍调回城里工作。

第26期关幼鸾（杭三中教师）说：今年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因为四个孩子都要升学，总有几个不取的，不过大女儿考不上大学是没有思想准备的。总认为她成绩还不错，但一听到不取，思想斗争了两天，开始时打算明年、后年再考过，现在连这个思想也没有了。因为今年不取，明年、后年也不会取的。还是做一辈子农民吧！至于我最小的一个孩子，为什么小学也不取呢？小孩子连爸爸看也没有看到过，有什么影响？

第32期1964年关幼鸾（调入开元初中）说：国庆节我过得很愉快，两个孩子和同学们都从农村回来，看到他们团结友爱使人高兴。特别是孩子们到农村后，思想上有了进步，像我大女儿原来想多留一两天，但她坚决要回去，现在还参加民兵，所以孩子们在党的领导下，有了进步，我们做父母的人也放心了。

政治参与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民主党派以智力优势参与国家管理，参政议政，为国家发展建设做出了显著成绩。1958年9月5日和6日，民进杭州市委会在杭州群艺馆举行第四次会员大会，朱学山、袁耀祖、关幼鸾、骆士杰、沈素芳、陈加源出席会议。在会议期间，朱学山先后出席六次主席团会议，并积极发言；大会决定请任明耀、吕野漠和朱学山起草大会闭幕词。在大会发言中，由关幼鸾代表杭州三中支部报喜和表决心。朱学山在民进举行杭州市第四次会员大会上，当选为民进市委会常委，1958年9月他又当选杭州市第三届人大代表。1958年11月17日至12月9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杭州市除陈礼节同志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六人外，朱学山、陆月美、何绮云、吕漠野、计克敏、夏德一、许钦文等七位同志为代表参加了大会。这次大会总结了一年多来反右整风的经验和教训，并制订了组织改造的规划。1961年10月28日至29日，朱学山在民进杭州市第五届第一次会员大会上继续当选为常委。1963年2月15日在杭州召开民进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朱学山出席会议并在大会上畅谈学习的心得体会。

1962年9月8日，经政协杭州市第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常委会协商通过，骆士杰成为教育界政协委员，参加政协杭州市三届会议第十组活动。民进三中支部有一位人大代表和一位政协委员，推动了会员的有序政治参与。

支部解散

1966年8月26日民进杭州市委会《情况反映》（82期）据邱鎔钧来民进（市委会）反映：8月25日下午，杭州第三中学一批学生来到狮虎桥教工宿舍，在朱学山的家翻箱倒柜，检查一下，敲锣打鼓而去。当时并没有看到朱和他的爱人在场，不知他们如何进去的。这个情况得到杭州三中会员陈加源的证实：朱学山和骆士杰都被抄了家，自9月26日起朱和骆与校内其他18人集中住在校内关“牛棚”，每天上、下午四小时劳动，其余时间学习。我们晚上不学习，他们仍旧学习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民进支部活动和党组织一样受到严重的冲击，是无法阻挡的。到1966年9月初，有些会员被迫提出退出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市委会停止办公，最后市委会主要领导在征求常委的意见后，无奈地决定民进杭州市委员会停止工作。从此，在十年“文革”期间，民进杭州三中支部也就停止一切活动，真是与党支部荣辱与共。

注：作者系杭州民办求是初级中学（杭州中策职校前身）退休教师，曾任民进杭州中策职校支部主任、浙江省第八届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