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力可（1914.10-1988.4），成都市民进组织在文革结束恢复重建后第三、四届市委会主委，病逝于任期内。

我是1984年初调入民进成都市委会机关工作的，在她领导下工作的4年时间里，一些记忆深刻的往事，时时浮现在我眼前，令人难忘。

恢复重建担重任

1978年，马力可受命主持成都市民进恢复重建工作。当时会员48人，设有退休、在职、川师（现四川师大）三个支部，专职干部仅税玉慧、闫永芳二人。马力可面临的状况是，这48名会员中，由于长期以来受极左路线的迫害与影响，许多人心存惶恐与疑虑，不敢参加民进活动。马力可一方面既要打消他们的顾虑，动员他们出来参加组织活动，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宣传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打开局面发展新会员。

根据民进中央拨乱反正，适时提出的“以会会友”的组织发展思路，马力可以开展一系列活动扩大民进影响，广交朋友，发展会员。

1980年开始，民进成都市委会每年举办暑期基层干部学习班和新会员培训班；1980——1982年面向社会举办“文史讲座”，听众逾10万人次；1983年创办“民进成都育才学校”；1983年与四川人民出版社合作创办面向全国发行的《教师之友》（月刊）；1983年成立智力支边工作组，以师资培训，捐资助学支援老、少、边、穷地区。1984年暑期，组织全体会员赴西安向陕西省、西安市民进组织学习、取经、交流。由于当时火车卧铺票难买，全体人员乘坐硬座前往。一些年过八旬的老会员一路上精神矍铄，毫无倦意。在民进陕西省委会、民进西安市委会举行的座谈会上，两地会员激动不已，即席赋诗，即席歌唱，由衷地为统一战线的新生，为民主党派的新生欢欣鼓舞。

曾担任过成都市教育局副局长的马力可，邀请全国著名的教育专家段力配、霍懋征来蓉讲学；她组织或带领成都市知名的泡桐树小学语文特级教师骆大华，东城根街小学优秀少先队辅导员黄念成、小学语文教研员吕宗荣、王文华，《教师之友》主编李仲耕、傅懋平等会员在成都市内或郊县讲课、讲学、开讲座。这些活动受到了老师们的热烈欢迎，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民进的作用。

年届七旬的马力可很少坐在办公室听取汇报，她手里常攥着一支圆珠笔和一个牛皮纸封面的工作笔记本，走到哪记到哪，随时了解掌握情况，对事情她又发言权，对问题她能及时处理。

带出专职干部来

马力可深知在1978年那个百废待兴、人心思变的特殊年月里，仅凭一己之力是不可能承担完成成都市民进组织恢复重建工作的。她把很大一部分心血放在机关专职干部的培养上。 

1984年初，我调到民进成都市委机关时，共有六名专职干部，分别来自部队、机关、厂矿与学校，可以说基本上都未从事过党派工作，马力可并不担心这一点，她看重的是工作态度，对会员的感情，对新时期当的统一战线的理解与执行。

我当时负责每月的简报工作，原以为自己读的中文专业，又在教育系统工作过，办简报应该每月问题。可一开始，却发现自己很不适应。简报是应用文格式，要求清楚明了，言简意赅，而不是文辞修饰。马力可是位经验丰富的老领导，她看我上不了手，并不着急，每一期每一篇，事前都亲自过目修改、指正。从如何写会议纪要、报道会议内容、反映支部动态，到出席会议的领导人名排序等细节，她都一一地给我讲解，可以说在她耳提面命下，大半年后，我基本上能独立担负此项工作。办公室主任刘景君是位部队转业干部，自1980年到机关后，在马力可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下，对统战工作有了不断加深的理解与认识，担起了办公室工作的大梁。

刘景君对每个会员都很熟悉，从年龄、工作、性格、喜好到家庭状况，这对协助马力可了解会员，充分调动、发挥其才干与积极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刘景君对会员的了解，对会务的熟悉，源于他对民进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与对会员的满腔热忱。不管哪个会员，见面时，刘景君都能叫出名字，他的一声问候，一个握手，抑或一杯薄酒，他的真诚、人情赢得了会员的信赖，会员都亲切地称呼他“老刘”。刘景君的一句话，我铭记在心。他说，我们的工作是服务，为会员服务，为会员服好务。1984年组织全体会员赴西安学习、取经时，火车卧铺票难买，我们全体机关干部提出愿意通宵排队为会员买票。正是这种服务精神，促使全体机关干部主动地、经常性地下基层支部，沟通情况、熟悉会员，与支部与会员建立起深厚的感情。1988年我调离机关后，2001年在华西医大偶遇我当年联系的华西医大支部的李文璧老师，她亲切地对我说，小蒋，我们支部很多人还记得你，还念着你。这是对我们当年工作的褒奖与肯定。

马力可以她朴实严谨的工作作风与忘我精神，硬是把专职干部这支队伍带了出来。

高度的党派意识

文革结束后，在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鼓舞下，许多同志在工作中热情高涨，誓言要把“四人帮”耗费去的时光夺回来。当时，民进成都市委会除马力可是专职主委外，其他4位副主委都是兼职的，都有本职工作。有时主副委会或是其他一些会议常与一些副主委的工作相冲突，一位副主委因教学及学术活动繁忙而请假缺席，并自言道：我们是业余闹革命。马力可对此高度重视，她认为这不只是一句话，也不是工作忙脱不了身的问题，这是对新时期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地位认识的模糊。特别是从副主委口中说出，就更应引起警觉。对此，她多次在机关办公会议上强调，民进决不是社团组织、学术机构，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中的一员，她从成立之日起就与党风雨同舟，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她提出在干部培训会，在会员大会及基层支部组织生活上，安排时间进行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与民进会史的学习与宣讲。她身体力行。很快“业余闹革命”的说法也就消失。

1986年，在思想理论界及大学生中滋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越演越烈，最终导致上海大学生上街游行，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影响。为肃清和制止这种思潮的泛滥，中共中央展开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批判。这股思潮也影响到会内，一些会员或持相同观点，或附和议论。针对这种情况，马力可及时组织民进全体市委委员，再扩大至全体会员认真学习、讨论中共中央有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文件及讲话。她在各种会议上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其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民进的优良传统。她要求全体会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坚决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为维护和稳定今天这来之不易的局面作出努力。

关键选好带头人

1983年，重庆市长寿县发生一起毒打侮辱小学女教师的严重事件。5月13日，民进中央主席周建人、副主席叶圣陶联名致函中共中央办公厅，强烈要求依法严惩凶手。此函引起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高度重视，最终为被害人伸张了正义，凶手受到了应有的制裁，维护了教师的尊严。此事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人认识了解了民进，希望加入民进的人明显增多。这种情形让广大会员与民进机关干部兴奋不已，大家认为应以此为契机扩大组织，发展会员。马力可在众人高涨的热情中很冷静，她说，我们是要努力发展会员，但不能为发展而发展。发展会员，一是要考察，二是要征求所在单位党组织的意见，这两个原则一定要坚持。对于建立基层组织，关键是要物色好带头人。

1983年，有人向马力可推荐新都师范学校的刘冠群老师入会。马力可第一反应是，新都是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名胜之地，在这里建立民进组织符合民进以教育、文化、出版为主的分工原则，发展潜力大。经接触后感到刘冠群不仅对史学研究有深厚的功底，而且为人正派，刚直不阿。刘冠群的父亲是“八一”南昌起义时贺龙手下独立团团长，因受伤离开部队于1952年病逝于云南老家。解放后，贺龙把刘冠群送进西南革大并鼓励他一定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1959年毛主席派他的秘书田家英回新繁大丰公社农村调研，两人因性格相投而成为好友。马力可说，刘冠群是位代表性人物。随后亲率机关同志前往新繁镇家中拜访。1984年2月，在参加民进四川省委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刘冠群突发急病，经抢救而脱险，马力可再率机关全体同志前往家中慰问。刘冠群激动地握着马力可的手连声道：是家里人来了！1986年民进新都支部成立。刘冠群任支部主任，后为新都县政协副主席。

民进会员的知己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10年中民进各级组织被迫停止活动，停止发展。到1978年成都民进恢复组织活动时，仅有的48名会员年龄都在花甲以上，短期内发展的会员也以老同志居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科学的春天，迎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点燃了这些老知识分子心中的激情。他们中的许多人不顾年老体弱重登讲台，为那些被文革整整贻误了一代的青年人启蒙知识，传授文化。各类电大、高考补习班，各种文史讲座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他们的热情，他们身上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们。马力可在每次机关工作会议上都会动情的说道：这些老同志是我们民进的宝贵财富，他们中许多人一生清贫，许多人几十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们始终没有消沉，一辈子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他们加入民进后，把民进当成了自己的家。马力可要求我们一定要多关心多照顾他们。她说，这也是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是为党分忧解难。

马力可非常关心、重视这些老同志的思想工作，除了因公外出外，只要在机关，她都会让办公室或她亲自约会员来交谈。每次谈话的时间都较长，她都是耐心、仔细地倾听，很少打断，更不会反驳与训斥。她以朋友似的真诚以待的交心赢得了会员们的好感与敬重。

年届八旬的罗蜀芳是1938年私立“成都明声聋哑学校”的创办人，解放初期她将学校完整地交给了人民政府。意想不到的是，她竟被以里通外国之嫌的名义，被迫离开了她倾注一生心血的学校，直到1980年党中央过问后平反。虽然给她恢复了名誉，但她心中长期的块垒却始终没有完全消融。罗蜀芳一生未婚，参加民进后，她把民进当成了自己的家时常来往。她性格刚烈，直言快语，无所顾忌，有时在办公室的过道上都能听见她的声音。久而久之，办公室都觉得这个老太婆比较燥辣。罗蜀芳的火爆并没用引起马力可的不悦，她特别指示办公室要更多的关心罗蜀芳。1986年，马力可得知罗蜀芳在聋校新建的教工宿舍的住房分配上一直得不到解决后，亲自找到市教育局领导，当场落实解决了罗蜀芳的住房问题。

我在这四年的时间里，见到许多会员来机关总是说：找马主委。在他们心中，马力可是最值得信赖的人。

留得精神在世间

1984年我到市委会机关工作时，年届70的马力可，矮矮的个子，剪着齐耳的短发，戴着一副度数很深的眼镜，步履缓慢，操着北方口音，语速不快。她衣着朴素，除夏天穿着一件短袖白衬衣外，终年基本上都是一身中式的对门襟灰色衣裤。后来我才知道这位不起眼的老人是1939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现在是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政协副主席。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马力可不幸被捕，后经进步人士多方营救，保释出狱免遭国民党杀害。马力可的爱人是位革命烈士，他们没有子女。

当年民进成都市委会机关在城东大慈寺旁的一座老建筑屋内，办公条件较差，马力可简陋的办公室里安有一张单人床，中午稍作休息之用。马力可三餐都在机关食堂吃，她是河南人，食堂的饭菜川味重，她不习惯，但她从不说，有啥吃啥。马力可每天的工作没有时间概念，在当时拨乱反正、振兴中华的情形下，她肩上的担子既繁重又艰巨，她每天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大家曾考虑到她的年龄与身体，要给她请个保姆，但她坚决不同意。马力可每年要到北京去参加一次全国人大会议，返蓉后，她都要带回一些馒头。她说，北方的面粉很好，蒸出来的馒头好吃。起初，我们还不在意，后来才感到，作为北方人，作为每天工作十分劳累的老人，顿顿都是将就食堂里雷同的伙食，实在难为了她。

1988年3月底，马力可病了。往常的伤风感冒她很少倒床休息，都是挺过去，坚持带病上班。但这次她住进了四川省人民医院。我们去看她时，她还一再叮嘱办公室主任刘景君要抓紧办的事情。当时的住院条件，特别是伙食上比现在差远了。刘景君知道她不习惯医院的米饭，想到我住家陕西街离医院较近，就对我说，以后你每天给马主委送点面食好了。最后一次送去时，她已无力说话了，只朝我轻轻摇了摇头。看到躺在病床上瘦削苍白，气若游丝的马力可，我鼻子一阵酸楚，她，累倒了。

马力可最终没有挺过来。半个多月后，她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马力可生前表示，死后将遗体捐献给医疗机构以作医学之用。

在华西医科大学（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举行的肃穆、简短的马力可遗体捐献仪式上，望着马力可的遗像，我心中默念着：是您全身心地投入到成都民进的组织恢复、重建与发展中，您，一生辛劳，一生奋斗，孑然一身，精神长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