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伯昕（1905——1984），江苏省武进县人。曾任民进中央副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文化出版委员会委员、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1976年10月，是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人都不会忘记的划时代的转折点。伯昕和全国人民终于迎来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四人帮”被粉粹，意味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走到了终结点。

1977年，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民主党派开始恢复活动。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民进成立了由周建人、杨东莼、叶圣陶、徐伯昕四人组成的临时领导小组，第二年7月又增加赵朴初、葛志成两人为领导小组成员。精神的力量，使晚年的伯昕似青春焕发，病痛仿佛骤然减轻了许多。他的日程表上没有星期日，他忘记了病痛，忘记了年龄，又像当年办《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时一样，超负荷地运转。不同的是，这次他是在和时间赛跑，伯昕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再不做，很多事就来不及了。”他庆幸能在有生之年赶上了国家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建设四化的新时代。这一年伯昕已是72岁高龄，他对家人说“不是老骥伏枥，是老骥出枥，志向远着呢！”那些年和他共过事的同志们，都能深切感受到他身上有一股特殊的撼人的力量。他思维敏捷，善于思考问题，即便过了古稀之年，还依然充满朝气，富于创新精神。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伯昕为重建民进各级组织和全面恢复民进活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对民进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他最重要的指导思想是，要发挥民主党派的智力优势，最大限度地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要做党的诤友，发挥民进作为党的助手作用。在工作上最突出的，是他根据新形势，使民进不仅较快地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而且勇于探索，不断创新，开拓了民进工作广阔的新领域、新局面，使民进工作走在党派为四化建设作贡献的前列，为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探索出了新思路，迈出了新步伐。

伯昕在新时期的民进工作中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探索：

一、适时实现民进工作重点的转移。1978年，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伯昕列席会议。全会决定：全党的工作重点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伯昕敏锐的觉察到，这一伟大决策，是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冲锋号，道路会曲折，前途定光明。伯昕为此欢欣鼓舞。他知道，统一战线工作也到了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必须深谋远虑，坚定不移。

但是，十年动乱，民主党派受到严重创伤，广大党派成员的身心受到冲击和迫害。民主党派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展工作，当时在认识上也比较模糊。为了统一思想，明确方向，伯昕组织民进的干部外出参观学习，调查了解情况。1979年3月，民进中央召开了全国工作座谈会。伯昕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正确分析了新时期的特点，明确指出，今后民进的工作重点，应转移到为四化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要彻底改变过去党派工作的旧观念，把政治思想工作结合到业务实践中进行，积极开展各种对社会有益的专业性活动，并富有针对性地提出“胸怀世界，思想领先，深入实际，昂首向前”的口号和方针。要求会员要顾全大局，团结起来向前看，站高望远，面向未来，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全力开创民进工作的新局面。这次讲话，在当时各项工作积重难返，广大会员心有余悸的情况下，有很大的启发性，对明确工作方针，坚定党派工作为四化建设服务的信心，推进民进工作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之后，民进各级组织以此作为工作方向，在为四化建设服务中不断开创新的工作领域。伯昕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力排众议，把党派工作适时转移到为四化建设服务的轨道上。“这在当时需要过人的胆识和勇气。”也显示了伯昕“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磨练出的前瞻性、预见性和创造精神。”同年10月，民进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距民进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21年之后召开的，是民进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伯昕为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进行细致准备，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民进六届一中全会上，伯昕当选为民进中央副主席，并担任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负责主持民进中央的日常工作。为了使民进在四化建设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伯昕尽智竭力，忘我工作，给全体民进会员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二、围绕国家大事，组织民进会员献计献策，为民主党派参与国家大事建言献策和参政议政提供了新鲜经验。1980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把教育放在上层建筑各条战线的第一位，提出要确定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民进是以教育、文化、出版界知识分子为主的参政党，在制定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方面积极献计献策，是大有可为的。伯昕紧紧抓住这个契机，开展全会为制定教育计划、教育体制献计献策的活动，举行各种座谈会230余次，提出建议2100余条，写出书面建议340余份，并且就此编印了《情况简报》93份送有关部门参考，可谓盛况空前。随后，在伯昕的支持下，民进中央组织力量，进行综合研究，就中小学和师范教育问题，提出十点建议，报送中共中央，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和赞许。1980年12月，民进中央召开首次“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同志出席了开幕式并向大会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充分肯定了民进的这些建议，他说：“这些建议是对教育工作的有益贡献，是值得各地各级教育部门分别加以采纳的。”并且对其中的一些建议，作了具体回答。自此，每年教育部的重要年会都专门邀请民进参加。这次活动改变了民主党派过去一般只反映情况的做法，而是对问题提出了可行的建议，极大地增强了党派成员对国家大事的参与意识和政治责任感。既把大家从文革所受到的心灵创伤中解脱出来，调动了全体会员投入国家建设的积极性，又为当时亟待复兴的教育、出版两个重灾区注入了一股清新空气，也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1981年，在伯昕的倡议和主持下，民进又对国家出版工作开展了献计献策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六点建议，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出版界的重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专门作了批示，并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的决定”文件中采纳了建议，对促进当时出版工作的改革起了重要作用。

这两项活动，后来又发展到与全国政协教育组、全国教育工会联合组成调查组，进行专题调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从此，围绕国家大事献计献策成为民进中央和地方组织的一项经常性工作。这种献计献策活动，实际是走出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一条新路子，成为参政党发挥作用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组织特级教师讲学交流活动，支持帮助老少边地区 1980年12月，民进首次“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徐伯昕同志讲话。发展教育事业，开创了民主党派利用专长，为四化建设进行智力服务的新领域。民进中央开党派之先河，召开了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在会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伯昕又抓住时机，组织会内特级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外出讲学，这些教师中有年逾古稀，桃李满天下，愿为教育献终身的老教师；有曾经是家庭妇女，解放后在党的培养下成为特级教师的中年教师；有在完成自己教学任务的同时，对中青年教师做好传帮带工作的老教师；有学校的卫生工作者和总务工作者。这些同志的先进思想、先进事迹，对激励教师献身教育、办好学校，都有重要的榜样和示范作用。他们先后到陕西延安、西安，宁夏银川、石嘴山，甘肃兰州等地进行讲学，交流经验，受到当地教育界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热烈欢迎，1981年6月，民进中央组织王企贤、王兰、张庄容、汪介清、赵蕴华等5位优秀教育工作者到西北讲学。不少中小学教师从几百里外赶来参加。宁夏区委统战部的领导盛赞这次活动是对党派工作的一个促进，为党派工作如何为四化服务开创了先例。

民进发挥自身优势，开创性的服务四化，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家的肯定。1983年初，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联合召开了民主党派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四化建设服务的挂钩会议。这次会议研究确定了民主党派进一步开展智力支边的内容和措施，民进共承担了70多个项目。这些活动对民主党派如何从“学习、改造”转到为四化服务中来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为民主党派发挥人才优势，以智力支边为四化建设服务，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伯昕引导着民进走出了开端的第一步。

四、支持各地方组织办学，拾遗补缺，打破教育全靠国家办，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困难局面。早在1980年，民进中央就中小学和师范教育提出十点建议时，就根据当时的形势需要，提出了多种形式办学的建议。当时对民主党派做这件事有各种议论:“民主党派是政治组织，办学是不务正业”；“民主党派也搞教育业务活动，手伸得太长了”……伯昕说:“我们就是要宣传，只要对四化建设有利的事，客观上有需要，主观上有可能，我们就要大胆设想，大胆试行，知难而进，积极主动地去做。”1982年9月，全国政协召开了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中华职业教育社办学座谈会。中共中央统战部、教育部、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应邀参加了座谈会，一致肯定了民主党派办学的这一新生事物。指出，党派办学是利国利民的好事，符合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花钱少，见效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创造性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举措，对解决人才青黄不接的状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民进的老同志们至今仍深深怀念伯昕，感佩他的开拓精神和实事求是、讲求实效的工作作风，感佩他“对事业极端忠诚，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极端热忱。”民进这一时期的工作，在许多方面开创了民主党派先河，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民进在实现伟大历史转变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国家事务重大问题的协商，对教育、出版事业的改革问题提出了重要的建议，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落实文教界知识分子的政策……面向社会，到各地讲学，以智力支援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付出了辛勤劳动，开拓了为四化服务的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