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枝花民进由于中共攀枝花市委的大力扶持，其初期发展的势头非常好，仅仅半年功夫，就有正式成员108人，待审查的申请入会者还有几十人。面对这个形势，市委会反而保持了清醒的政治头脑，及时提出了放缓发展速度，提高成员素质的要求，每年发展新成员的总量保持在10人以内，因此，攀枝花民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处于入会门槛高，成员素质好的良好态势。事实证明，这样的组织规模，有利于会务工作的开展。

　　但成员数量少，也有一些不利影响。当时，攀枝花民主党派的工作经费和办公条件，是按每个党派成员的多少来分配的，这就直接导致一些党派大量地扩充成员数量，以争取分得更多的活动经费和办公用房。攀枝花民进没有赶这个潮流，而是始终保持“老实党”的作风，量力而行，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记得好几年间，我们每年的活动经费，只有区区一万元，而其中的一半，要留给年底的会员大会就餐用。年底不把全体会员召集起来疯一下 ，会员们会不依不饶，这恐怕是攀枝花民进的一大特色。

　　在整个西南地区，攀枝花处于金沙江峡谷深处，没有地域优势，加之长期实行三线模式，党派工作完全没有历史基础和现实经验，保持较小规模，适度开展工作，逐步积累经验，以期更好发展就成为党派工作的合理原则。我主持攀枝花民进的工作，前期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做的。当时，机关编制七名，但我严格控制进人，工作人员却只有三名，会员少加在编少，活动经费就少得可怜，正因为如此，攀枝花民进办大事的能力非常有限。但我们却在建会初期的几年时间里，做了几件超出我们活动能力甚至职责范围的事情。

　　1986年，民进中央准备召开川滇黔桂片区工作会议。这么大型的跨地区会议，本来应该在省会城市召开的，攀枝花民进能不能派代表参加都是个问题，更不用说承担会议的接待，无论从接待能力还是职责范围来考虑，这次会议与我们没有直接关系。

　　可我在北京参加民进中央全会时，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陈舜礼同志找到我，说想把西南片会拿到攀枝花来开。我很吃惊，说我们攀枝花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接待条件很差，市委机关又没人手又没经费，实在承担不了这么重要的会议接待。舜老说，攀枝花这几年发展不错，知名度越来越高，大家都想去看一看，再则大家都是去开会，又不是去享受，能吃能住就行，还讲什么条件。

　　我心里仍然没底，因为这么大的事情，我得回去请示市委、市政府才行。舜老说等我回话，至于会议经费，不会为难地方，民进中央自有考虑。

　　回到攀枝花，我立刻找到统战部汇报，并择机面请市委书记秦万祥同志，没想到万祥同志竟满口答应，说民主党派中央的同志，请都请不来，他们主动来攀枝花，对宣传攀枝花是大好的事情。此前，我以小鸡肚肠想问题，生怕万祥同志不答应，所以特别表示经费我们民进自己有准备，没想到万祥同志说，花钱都请不来的贵客，还让民主党派的同志出什么钱？我们攀枝花也不缺那点钱吧？我们要立个规矩，今后，凡是民主党派市级以上组织的领导来攀枝花，一律免费接待。你们民主党派藏龙卧虎，要多请些专家学者来攀枝花。

　　就这样，一件在我看来极为难办的大事，竟轻而易举地办成。会议开得很成功，攀枝花的书记市长都出场祝贺，与会同志兴奋地说，没想到会议的规格这么高，地方党委的支持这么大。亲临会议的舜老非常高兴地夸奖我们说，看来民进在攀枝花的影响还不错嘛。其实我心里想，这哪是我们民进有什么能耐，如果没有地方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没有地方主要领导政治上的执政党风范，我们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通过片会的运作，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民主党派的事情，单靠自己的努力去做，也许能做成，但一定是费力不讨好，而如果紧紧依靠地方党委和政府，多请示，多汇报，既得组织观念强的美名，又得工作上的诸多便利，事半而功倍。这个认识的提高，也为我们后来在会内提出“自觉接受党的领导，主动争取党的领导，坚决维护党的领导”重要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特别是第二句“主动争取党的领导”，更是我们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当然也并非什么事情都那么一帆风顺。记得有一年，著名歌唱家李光羲一行在赴欧洲演出之前，准备在四川演出几场。李老师找到时任省人大副主任、民进四川省委主委的刘西林同志，刘老当然满口答应，心想在成渝两地演出几场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回到四川，在省民进的常委会上，刘老提出在重庆为李光羲一行安排几场演出，没成想重庆民进的同志说，重庆没法安排这样的演出。为什么？因为当时社会上港台流行音乐正大行其道，人们对传统的严肃音乐不感兴趣，担心没人买票。重庆不愿接手，刘老转而面向成都，没想到成都民进也同重庆民进一样，以成都人休闲成性，更不喜欢严肃音乐为由，回绝了刘老的要求。这使刘老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何给李光羲同志回话？堂堂省人大副主任，却组织不了一场文艺演出，太没面子了。会后刘老找到我，说重庆成都都不听他的话了，喊不动，这个困难还得攀枝花来解决。

　　我向来对李光羲同志很崇拜，年轻时看《东方红》，被他那曲“九一八”唱得热泪盈眶，现在歌唱家就要到我们攀枝花演出了，求之不得呀。可经费呢？场地呢？接待呢？攀枝花民进哪有这么大的能耐呀。我当时就想到了攀钢，想到了赵忠玉，凭我与总经理的不多接触，我感到他能支持。为什么？因为赵忠玉同志有这种度量和胸怀，他以大企业家的经济敏锐感，知道李光羲的号召力有多大。当然，我曾经是他儿子的班主任，老师求家长，一般会给面子。

　　赵忠玉就是赵忠玉，他不是一般地满口答应，而是满腔热情，当即决定李光羲一行在攀枝花的演出，由攀钢全部包场，演出场地和经费也由攀钢解决，到时候赵总亲自出马献花捧场。

　　民主党派办大事，说难也难，说易也易，难就难在只看到自己的那点能力，不知道主动争取党和政府的支持，易就易在充分面向社会，主动寻求党和政府的帮助。民主党派的手里，除了智力优势，没有其他优势可言，办大事的资源都掌握在执政党的手里，我们是参政党，不主动争取党的领导和支持，不说办大事，恐怕有些小事都办不成。

　　李光羲同志后来跟我成了好朋友，每到北京参加民进中央全会，李老师总是打听我到会没有，又是握手又是问候，亲热极了。我也就是急刘老之难，没想到竟因此而认识了李光羲老师这样的名人。

　　1999年，天津市歌舞剧院于淑珍、关牧村一行，在参加完昆明世博会演出后准备转道成都时，接受一位攀枝花籍演奏员的建议，径直来到攀枝花，准备演出几场，以便完成年度演出任务。等到一班人马来到攀枝花，市文化局不予接待，理由是他们是商业演出，应该自行解决一切事项，地方政府不便出面。

　　真正是人生地不熟，于淑珍、关牧村这样的歌唱家自己送上门来，攀枝花都不给面子，弄得艺术家们非常尴尬。那位攀枝花籍的演奏员是位民进会员，他情急之下找到我们民进市委会，希望民进能够帮忙，文艺支部的会员出于对同行的支持，也出面呼吁。面对这种毫无关系的事情，我们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但由于市委会能力有限，只能帮忙联系演出场地，解决于淑珍、关牧村两位主要演员的来回接送，至于更多细节，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当时，市委会就一台苏联造的小拉达车，比现在的微型车稍大一点点，委屈了两位歌唱家，几天的来来去去，让她们挤在一起。不过民进也就这个条件，谁让我们的政府官员不是赵忠玉呢？后来，我将此事讲给万祥同志听，他说，拉达车是上不了档次，给你们换吧。不久，小拉达还真的换成了桑塔纳。

　　民进攀枝花市委会，八十年代搞了好几次很有影响的智力服务活动。一次是组织全市主要中小学校长和部分教育行政官员，分两批赴京津地区和沪宁地区学习考察教育改革的经验。一次是邀请著名的教育家霍懋征同志来攀讲学。我们还邀请了民进中央副主席、教育家梅向明同志来攀讲学。规模最大的讲学活动，是我们一次便邀请到了北大附中校长夏学之、人大附中校长胡俊泽、北京四中校长刘秀莹以及民进中央社会服务部李文彦同志等一行来攀传授中学教育改革的先进经验，有力地推动了我市教育改革的发展。

　　以上的智力服务活动，都是高规格、高水平的学术活动，为了体现民进为社会服务的决心和诚意，请来的专家都是义务讲学，不收取一分钱的费用，连他们来去的交通费用，都是我们民进自己承担。在当今社会热衷于动不动就要几万甚至几十万出场费的世风下，我们为什么不但分文不取，反而自掏腰包呢？为的就是保持民主党派的良好政治形象，向社会昭示我们民主党派应有的政治风范。

　　记得我带队去上海南京学习考察时，来回的吃饭住宿交通等费用，每位同志仅收取500元的包干费，不足部分由我们民进负担。我们坚持一切从简，火车坐硬卧，坚持不住宾馆，招待所也只住上下铺的铁皮床，为的就是那点有限的经费。一位政府官员很不适应我们这种苦行僧式的学习考察，到了上海时向我提出给大家买纪念品，说哪个部门组织学习考察，都发纪念品，这是惯例。我很为难，仅仅500元啊，哪来的钱买纪念品呢？还是“惯例”？我们民主党派没遇到过这样的惯例啊，我坚持不买纪念品（老实说，也拿不出钱）。清正廉洁的作风倒是体现了，领导却也得罪了。“王文君是书呆子，既不会来事，也不好共事”的名声也在圈内传开了。呆就呆吧，理不得而心安。还是我们会内的那句老话：民进是老实党，宁肯对不起自己，也不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

　　民进攀枝花市委会小肩扛大梁，做了一些超出自己能力的事，一靠我们对党派工作的忠诚，二靠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三靠受邀同志的无私奉献。回想起来，工作挺难的，但我们毕竟挺过来了，多少有点居功自慰的意思。希望新一代的民进同志不要继承我们老一代同志的痴呆，与时俱进，青胜于蓝。毕竟都跨世纪了，民主党派也应该有新世纪的新风貌。

　　（作者系民进攀枝花市委第一至四届主委、民进四川省委第一至五届常委、民进中央第七至十一届委员；攀枝花市政协第二至六届副主席，省政协第八、九届常委。本文写于2010年4月。）